第二章 理論視野
第二節 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
1. 為什麼是傳播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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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步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電影也逐漸通過改革去 除計劃經濟因數，直到成為官方認可的「文化產業」。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全 球資本主義的語境中發展自己的文化產業，借鑑資本主義文化產業的發展路徑。
但中國並不會放棄自己的「社會主義」立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電影」與 其他大眾傳播媒介一樣，需要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在《電影產業 促進法》中則直接表述為「從事電影活動，應當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 務，堅持社會效益優先，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第三條）。要理解 未來對於電影法的分析中可能會顯現的諸多矛盾之處，必須首先明確這一認識，
這也是對於中國電影產業及其法律進行分析的前提。
作為文化商品的電影糾結於各種權力關係之中，在當前中國大陸環境下顯得 更為複雜，而當代政治經濟學視角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文化的工業化，由此又 和法蘭克福學派有了承接，作為大規模經濟實體的文化工業應被置於資本主義經 濟的大框架下分析（Lisa Taylor & Andrew Willis / 吳靖、黃佩譯，2005），電影 產業的研究也服膺於這一預設，只是在中國被替換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商 業成為新的道德。
第二節 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
1. 為什麼是傳播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與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活之間密不可分，媒介被用於 實現意識形態；而文化研究觀點則堅信媒介公民能夠在零碎資訊中建構出自我認 同和地方政治。後者也就是Jim McGuigan (1992)所談及的大眾文化研究，他認為 大眾文化研究正在經歷典範的危機，典型地表現為文化民粹主義的思潮，即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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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符號經驗和實踐遠比文化本身還要重要。他進一步表示，文化研究一旦 脫離政治經濟學就會羸弱不堪，甚至會喪失批判的功能，進而成為權力剝削與壓 迫的同謀者。Nicholas Garnham 也認為，必須針對文化實踐的政治經濟基礎和語 境進行分析才能進一步研究權力，必須重建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之間的橋梁，
才能消滅二者因誤解而產生的對立（尼古拉斯·加恩海姆、賀玉高、陶東風，2005）。
政治經濟學是針對社會關係尤其是權力關係的研究，有助於推進文化研究，而文 化研究批判性的一面也值得政治經濟學的吸收（Vincent Mosco, 2009 / 胡春陽、
黃紅宇、姚建華譯，2013），如何以批判的觀點討論文化與社會權力之間的關係 成為重要的課題。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資本的邏輯漸漸凸顯，尤其是極度依賴資本投入的電 影行業開始超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分配與投資，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調 整結構，由此也就出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的緊張關係，
以電影法為首的一系列電影政策正是用來調節和緩解這種緊張關係。文化產業已 經逐漸在經濟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在理解這種權力之間的緊張 關係方面意義重大(Wasko, Murdock, & Sousa, 2011）。
社會由多重交疊和交錯的社會空間的權力網絡構成(Mann / 劉北成、李少軍 譯，2002），傳播研究關注社會文化發展形式和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傳播關係，
而社會權力關係是傳播研究不可避免的核心問題（趙月枝，2007），對於電影也 不例外。但是傳播研究在吸收諸多後現代主義與資訊社會的新範疇之後，逐漸喪 失了馬克思主義的整體觀，尤其是以後現代或後工業化的標籤來描述傳播時，往 往規避了其中的緊張與抗爭（胡泳，2010）。相比之下，堅持總體觀點的批判的 傳播政治經濟學則克服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簡化論，成為具有 突破意義的觀點。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重要的傳播研究流派，與資本主義體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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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範圍內的建立、擴張以及抗爭的發展密切相關，深刻批判了當前資本主義高 度商業化、集中化、去管制化、國家化的傳播制度與傳播現象（曹晉、趙月枝，
2008）。
政治經濟學擁有四個重要的奠基理念和主要特徵，即優先理解社會變革和歷 史；植根於社會整體，跨越各種問題，從廣義上研究社會生活；關注平等、公正 等基本道德問題；重視實踐，知識源於概念和實踐的相互構成。傳播政治經濟學 不僅尋回了前述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對歷史、社會整體性、道德哲學以及實踐理念 的關注，又不同於傳統政治經濟學過度關注機構，而是將社會過程和社會關係置 於前沿，藉此描繪傳播媒介中的權力角逐（Mosco, 2009 / 胡春陽、黃紅宇、姚建 華譯，2013; Wasko et al., 2011）。
歐美擁有相對成熟的電影工業，相關的經濟學或產業模式研究非常豐富，近 年來隨著電影產業的發展，中國的這類研究也日益增長。專長於電影政治經濟學 並對好萊塢有著深入見解的 Janet Wasko 教授就提醒道，儘管美國等地的研究為 中國提供了相當多的示範，但是中國電影產業跟好萊塢是兩碼事，研究視角不能 因此受到侷限（珍妮特·瓦斯科、徐亞萍，2016）。從當前中國電影產業來看，各 種權力關係彼此建構電影的製作、發行與放映的狀態已經顯現，既要兼顧國家與 市場，還要保持不脫離電影研究的領域，關注權力如何在媒介中運作的傳播政治 經濟學為理解中國電影產業提供了適宜的認識論。
傳播政治經濟學以強調檢視制度的意義而聞名，尤其是商業與政府制度，因 為它們主導著傳播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以及傳播市場的管制（Mosco, 2009 / 胡春陽、黃紅宇、姚建華譯，2013）。就略顯貧乏的中國電影法研究而言，這種 認識論取向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特別是其對於商品經濟的批判態度能 夠彌補不少中文學界談及國家時的諱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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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啟經濟體制改革後，中國電影就正式邁 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結構和商品體系之中。Wasko (2004)認為，電影的政治經濟 學必須廣泛吸收批判政治經濟學的中心特徵，最根本的是要將電影理解成是在資 本主義工業結構下生產與分配的商品。借鑑對好萊塢電影的研究，從批判傳播政 治經濟學角度來認識中國電影，需要關注的包括中國電影產業化中的權力及其關 係是什麼，國家如何被牽扯進來，國際市場與本土市場的關聯，以及在如此情形 下又會生成怎樣的政治和文化內涵等問題。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些市場安排當 中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內涵都相互關聯，同時將電影置於整體的社會、經濟和政治 脈絡之中，也必須依據其在維護與再生產權力結構過程中的地位來進行批判 (Wasko, 2004)。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基於對社會進程的分析，Mosco 以商品化、空間 化和結構化為其理論的切入點（Mosco, 2009 / 胡春陽、黃紅宇、姚建華譯，2013）。
同時知名學者 Peter Golding 與 Graham Murdock (1978)提出「不需要大眾傳播理 論，需要的是社會理論」12，並非是要取消前者，而是致力於強調以社會結構與社 會進程作為研究前提。他們提出了新的基本理論框架，包括傳播與社會階級體系 不平等、不平等的合法化以及就此出現的社會異議和抗爭，這三個取向為傳播研 究提供了一致的框架與整合分析的基礎。
上述這些理論意識都將內化在後文對於電影法的分析內，不僅需要針對縱向 的電影工業流程中的製作、發行和映演部分的規定作結構化的分析，更要回到我 的研究問題，通過對重要內容的解讀來探詢國家立法的目的。
12 此處亦參考李郁青的譯文，見http://www3.nccu.edu.tw/~jsfeng/goldingmurdock19782007.doc，
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