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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問題意識

1. 這裡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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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最重要的還是最易著手的?國家立法促進電影產業發展,中國電影相對於 國內市場和全球市場會有什麼變化嗎?

中國自1992 年中共十四大明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目標、1997 年 中共十五大強調依法治國後,在電影市場化的過程中、電影市場的生產與消費過 程中,電影立法實際上代表的是官方對於電影的總體態度和行動綱領,而市場條 件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電影則會力求突破文化與意識形態壁壘,其間不免形成一 股張力。同時,當中國的經濟體制在改革過程中逐漸市場化,社會體制轉型卻遠 未完成之際(韋森,2009),作為文化產業的電影搶先立法、促進電影產業發展 被寫進由中國最高權力機關通過的法律,這背後有什麼樣的政治意涵?這一意涵 尚有兩個方面需要進一步釐清:電影在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為促進電影產業發 展而立法又意味著什麼?

第二節 問題意識

1. 這裡是中國

細觀百餘年電影史,電影作為媒體產品消費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品類,始終 跟勞資衝突和國家機器的介入緊密相關(馮建三,1999),這在生產、發行和放 映當中都有所體現。Robert G. Picard (1989)將政府介入市場的行為分為四種主要 類型,包括監管規範、優惠待遇、補貼政策以及稅收手段,而David Hesmondhalgh (2012)認為政府介入傳播、媒介及文化市場有立法、管制和補助三種方式,且進 一步總結認為這三個領域結合起來就是所謂的「政策」。在《電影產業促進法》

裡,可以同時覓得上述幾種政府介入類型,即中國政府開始以專門法形式將本國 電影政策固定下來。

條件下的論述,即 Hesmondhalgh (2012)所謂的政府干預必然存在於商業生活中,

完全自由的市場並不存在。在社會主義中國,這必將觸及一個電影研究乃至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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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顯然並不在Daniel C. Hallin 與 Paolo Mancini(2004 / 陳娟、展江譯,

2012)所總結的西方三種媒介和政治體制之中,他們在前書最後一頁「推測,研 究世界許多地方…(包括)亞洲大多數地區…的學者,會…發現…國家的強大角 色」,但沒有特別提及中國。其後兩位作者也認為在新局勢下需要超越西方視野 並為此編纂新書5,趙月枝(Yuezhi Zhao, 2011)在書中撰文談論要如何在世界歷史 語境中理解中國的媒介體制,即一種包括多維政治和經濟鬥爭在內的中國模式。

同時她強調,在使用西方學者(如Hallin & Mancini 與 Picard 等)偏好的「干預」

(intervention)一詞時需要謹慎,對於他們來說「干預」是歐美媒介體制初形成 之際國家就擁有的潛在角色,而中國卻不然。經濟學家也認為,處在經濟過渡期 的中國在整體經濟上存在多方面的扭曲,無法完全採用西方式的市場調整理論,

政府干預和市場調整之間存在衝突(香港《南華早報》網站 8 月 14 日文章,

2017.8.15)。中國有必要從這個框架中脫離,其不僅擁有高度控制的權力政體,

也將自身定位在資本主義的對立面6;就中國而言,國家干預市場不僅是必然的,

更是凸顯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表現。

脫離了西方的政府干預框架,也就意味著需要一個兼顧國家與市場的中國式 分析。當前中國的國家與市場是全盤糾結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導向使 得萌芽中的文化產業成為刺激國民消費的關鍵一環(Eric Kit-wai Ma, 2000),電影 產業作為核心文化產業的一部分,在產業化改革進程中逐漸煥發商業活力。電影 本身的商業性質被召喚回來,不可抗拒且自覺自願地加入全球化競爭中;中國的 電影研究作為廣義的傳播與媒介研究的一部分,也面臨著如何在全球化範式中抓 準中國本土特性。

5 Hallin,D. C.,& Mancini,P. (Eds.). (2011).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雖說根據另一種視野,也有人則會將中國當作是「國家資本主義」,如李金銓(2003)認為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有獨裁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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