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北輕南」論述與「南北差異」論述的交會與對抗
第一節 兩種論述的和平共存：19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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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北輕南」論述與「南北差異」論述的交會與對抗
第三章及第五章，我們分別描述了「重北輕南論述」以及「南北差異論 述」出現的時間點，兩者都在 1990 年代初期開始被論述，它們的出現反映了台 灣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化，南北差異論述肇因於 1980 年代末期國民黨內部權力交 班的鬥爭；重北輕南論述則起因於台灣政治自由化之後，各項選舉開放所帶來的 民選壓力以及反對黨的挑戰，導致國民黨地方勢力藉由論述資源配置的不公義，
來爭取選民的認同與支持。這兩種論述模式雖然側重的面向及切入南北議題的角 度有所不同，但在 1990 年代，兩者卻不是對立的論述，持重北輕南論述者，並 未強烈否定南北差異論述者的說法，而論述南北差異的人，也不反對平衡南北的 建言。但 2000 年後，態勢丕變，這兩種論述開始針鋒相對，水火不容，持南北 差異論者，不再如此同意政府平衡南北的措施；而站在南部這方的論述者，也無 法接受南北差異論述對於南部人／北部人的差異闡述。本章的目的即在於釐清，
何以原本沒有對抗關係的論述到後來會變成對立性的論述？筆者將從政治變遷 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一方面探討兩種論述在1990 年代並未針鋒相對的原因，
另一方面爬梳2000 年後兩種論述對立的脈絡。
第一節 兩種論述的和平共存：1990 年代
1990 年代初期，歷經立委的全面改選、北高市長直選的到來、在高雄 發生的三一四事件以及引爆南北大戰的亞運事件，「南北差距」日漸受到關注，
報章媒體也紛紛製作專題探討這個新穎的現象，試圖理解台灣的南北到底存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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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的差距，又是為何有這些差距。在第五章，我們曾提到，三一四事件後，對 於台灣南北差異的詮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人口組成論」，另一個是「資源 配置論」，前者認為台灣的南北差異來自於南北人口特質的差異，後者則認為政 府長期的重北輕南，是導致南北格格不入的關鍵。彼時雖已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然而卻不是對立的論述，反而相輔相成，佐證彼此。當時大部分的報導都融合兩 種觀點，來闡述南北差距的現象，認為中央政府資源配置的偏頗，導致了台北與 非台北地區人口組成的差異，人口組成的差異又使得兩個地區存在著不同的文化 及投票行為。
就政黨競爭的觀點來看，這兩種論述雖來自不同陣營，前者來自國民黨籍高 雄市的政治菁英，後者來自新國民黨連線，然而在當時的政治情勢下，並未形成 對抗性的論述，因為兩者訴求的對象都是國民黨中央。我們可以將 1990 年代的 政治勢力簡單區分成國民黨中央、國民黨地方政治人物、新黨及民進黨等四種。
從重北輕南論述來看，高雄市的國民黨籍政治人物訴求及批判的對象是執政的國 民黨中央，其訴求與新黨及民進黨並不衝突，因此當他們提出「平衡南北」的主 張時，在野勢力並不反對，它們之間的差異頂多是對於如何平衡南北，有不同的 主張與想法，但基本上都同意重北輕南論述對國民黨中央的批判，也同意平衡南 北政策的必要性。新黨在提出南北差異論述時，也不否認重北輕南論述的訴求，
其高雄市籍的民意代表也曾批判國民黨的重北輕南施政。也就是說，「平衡南北」
的訴求在1990 年代並不是任何政黨的專利，而是跨黨派的共同訴求。
另一方面，就論述內容來看，1990 年代的重北輕南主要批判的是政府在各 項資源的重北輕南，訴求的是各種公共資源的平衡分配，當時並沒有發展出南部 人相對於台北人的弱勢族群意識，南部人對抗的是政府而不是台北人，所以並沒 有像2000 年後如此強調南部人／台北人的差異與對立。
至於 1990 年代的南北差異論述，就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相 關論述對於台北／中南部有著強烈的道德評判，台北（都會）選民、都會文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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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賦予比較正面、進步的價值，中南部選民及鄉村文化則被賦予負面及落後的意 象。然而這種具有文化偏見的論述，當時卻未引起爭議與論戰，在報章媒體上，
也很少看到對此論述的反省與批判，這與 2000 年後動輒引發南北論戰的狀況十 分不同，何以類似的論述內容，在 1990 年代並未引此爭議？筆者認為有兩個原 因，第一個原因是新黨與國民黨勢力的懸殊，第二個原因則來自於根深蒂固的城 優於鄉的主流價值。
第四章曾提到，1990 年代發起南北差異論述的是新國民黨連線，隨後相關 論述主要沿著國民黨與新黨的競爭而來。就當時的政治局勢來說，雖然新黨的成 立瓜分了國民黨的選票，然而新黨始終不是國民黨的對手，其勢力並不足以威脅 國民黨的政權，當時國民黨最大的敵人還是民進黨。不同於 2000 年後藍綠之間 的勢均力敵，1990 年代在新黨與國民黨勢力懸殊的情況下，筆者認為被指控為 選民素質有問題的國民黨這方，並未受到這些論述的威脅，因此並不理會也不在 意相關論述的道德指控。另一方面，1990 年代民進黨在都會區的斬獲，則使其 並未反省都會區選民優於鄉村選民說法中隱含的文化偏見。1990 年代，民進黨 這邊流行著一種觀點，那就是都市化對於反對黨的發展比較有利，他們認為，由 於派系政治是透過社會關係網絡來獲得選票，因此以移民為主的都市地區，比較 不利於地方派系滲入，而有利於反對黨的擴張（吳乃德 1993）。而中產階級比 較不受派系控制的論調也不是新黨的專利，林佳龍、吳乃德（1989）在一篇探討 民進黨支持者的論文中就指出：
台北市是台灣都市化程度和中產階級佔人口比率最高的地區，其選民受責任 區的影響是比較低的。黨外人士已經能夠動員到許多國民黨和地方派系無法 控制的選民，尤其是日益擴大的都市中產階級，在台中市和台南市這兩個地 方派系的反彈並不明顯，黨外人士依然能動員到足夠的中產階級和非派系選 民。（p.230）
這的說法就牽涉到筆者認為 1990 年代相關論述並未引起爭議的第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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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優於鄉村的主流價值。長期以來，在我們的文化觀念裡，都市往往被賦予文 明進步的特質，都市因工商業發達、工作機會多，匯聚了較多年輕人、中產階級 及知識份子，因此都市人也常常被認為是比較開明、具有進步觀念的一群人，同 時社會的權力、發聲權也多半聚集在都市人的手中；相對來說，鄉村則被認為比 較傳統與保守，觀念守舊，鄉村所聚集的中低階層，也因為教育程度較低，而被 賦予知識不足、文化水平低落的特徵。在這樣的主流意識型態之下，任何一個政 黨都想爭取都市選民的支持，因為獲得都市選民的支持就等同於得到社會中堅份 子的支持，也同時得到「進步」與「理想性」的圖騰；而在都市地區擁有較高支 持度的政黨，也就免不了標榜自己的支持者是比較「有水準」的。一般民眾大抵 也會認同這樣的說法，報章媒體大致也以同樣的預設，報導都市與鄉村的選情。
筆者認為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觀念，若不是 2000 年後，藍綠對抗的形成以及民 進黨勢力在南部地區的快速成長，恐怕不會那麼快受到質疑與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