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台灣中心的轉移：清末及日治時代的歷史考察
第一節 清末台北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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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都會染上惡疾7
第一節 清末台北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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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永河筆下如此荒涼的台北平原，在兩百年後，也就是清末日治時代，卻逐 漸崛起，取代台南，成為台灣的新中心，並且延續至今。如今的台北不僅是全台 的政經中心，同時也是金融、文化、傳媒與學術的中心。
為什麼曾經是台灣最富庶、開發最早的台南府城會被台北取代？而原本處於 邊陲地帶，發展相對落後的台北會崛起，成為今日台灣的中心？台灣中心的轉移，
並非瞬間發生，其中歷經複雜的過程與因素。在台灣中心由南移北的過程中，台 灣歷經了世界貿易的變化，也歷經了荷西、明鄭、清朝、日本等不同政權。貿易 體系的變化以及政權的更替，對於台灣中心的轉移都有不同影響。
本文將聚焦在清末日治時期的歷史，因為這是台北崛起最關鍵的時期。1860 年雞籠、淡水、打狗、安平的開港以及隨後的日本殖民統治，使台北從邊陲之區 一路慢慢躍升為北部政經中心，最後變成全台中心；對比之下，台南則面臨幾乎 相反的命運，從台灣的中心，漸漸變成南部的區域中心，最後又被高雄取代，失 去作為南部中心的地位。
以下將透過整理既有研究成果，說明台灣中心由南轉移至北的過程，探求致 使台北崛起及台南相對沒落的力量。
（一）從熱蘭遮城到台灣府（1624-1860）
台灣由於地理位置優越，地處中國、日本與歐美航道的輻輳地，海上交通便 利，所以自十七世紀以來，台灣的對外貿易一直就很發達。島內的農產品、經濟 作物一般多經由河港送到海港，再運往閩廈或世界其他地區，而台灣內部所缺乏
7 同上，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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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生用品，如絲綢、瓷器等，亦經由海港與河港的層層運送，轉到台灣各個港 口，集散到各個市集。貿易的發達，使得這些具備運輸功能的河港或海港興起，
成為人口聚集之地（章英華 1986）。早期台灣的城市，都因具備河港或海港功 能而崛起，例如為人熟知的「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府城、鹿港與艋舺，這三個城 市都是因為居於河運及海運樞紐而形成的重要城市。
其中，府城更是台灣開墾之初的最大城市。自從 1624 年荷據台灣以來，台 南就是台灣重要的城市，在經濟上扮演第一大港的角色，輸出貿易額居全台之冠；
在政治上，先有荷蘭人在大員（今安平）建立熱蘭遮城（Zeelandia）作為施政中 心，並在其對岸建立普羅民遮城（Provintia，今台南市）。後來鄭氏政權也以台 南地區為治理中心，將荷蘭人所建之普羅民遮城改為承天府衙門（今赤崁樓），
名為「東都明京」（游醒民 1978：17），並在周邊大力屯墾，興築街道、興建 台灣第一座孔廟、設立學校。
1684 年，台灣納入清朝版圖時，清廷也將台灣最高行政機構──台灣府設立 於今日台南地區 8
相較之下，台灣北部雖然也有漢人開墾，但重要性遠不及府城周圍地區，在 台灣開發之初常常被視為邊陲地區，人跡罕至。雖然西班牙從 1626 年開始，就 在台灣北部的雞籠、淡水建立據點，但1642 年隨即被荷蘭逐出。荷蘭接管之後，
也像西班牙一樣，只把雞籠、淡水當成轉口貿易以及制敵據點，未多加開墾（蘇 碩斌 2005：33）。到了明鄭時代，則將台灣北部當成流放政敵和犯人的地區，
，其他各種官署也都集中在台南，包括台灣兵備道、海防廳，
初期連諸羅縣與鳳山縣的辦公地點也都在台南。
此外，清廷還規定台南鹿耳門是台灣與中國唯一合法的正式口岸，所有往來 於台灣與中國的船隻都必須由此進出（王世慶 1994：105），這也是台南繁榮程 度領先全台的原因之一。總體而言，從荷據至 1860 年之間，台南一直扮演著台 灣政經中心的角色，不僅是台灣最富庶之區，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
8 清朝的行政區制度分為省、府、縣三級，縣下設堡、街、莊。台灣納入清朝版圖時，隸屬福建省台灣府，台灣府下 轄台灣、鳳山、諸羅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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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什麼開發（薛化元 1999：37）。清廷打敗明鄭政權之後，北台灣的開 墾更是大倒退，歷經了戰亂及招降，台灣許多人都被遣回內地，存活的人口僅限 於嘉南平原一小塊地方，北台灣因此更顯蠻荒（施添福 1987，轉引自蘇碩斌 2005：
35）。清朝領台之初，甚至有人建議將台灣北方的雞籠、淡水棄之不理（尹章義 1989：44）。
從行政機構設置來看，亦可看出台灣北部在清廷心中是如何地邊緣。清領台 灣初期，台灣北部完全沒有政府機構，當時管轄台南以北地區的諸羅縣治原先位 於今日台南縣佳里，雖然後來移至嘉義，但依然是處於台南府城的腹地範圍，距 離台灣北部仍有一大段距離，直到 1731 年，北部才有廳級行政機構，而且地點 還不是在台北，而是在新竹，軍防設施也形同虛設（郁永河 2009）。對照於台 南從荷據時代就是政治中心、官府林立的狀況，台北與台南的之間落差，可見一 斑。
（二）淡水開港（1860）：北部經濟地位提昇
然而，台南在台灣的中心地位在1860 年開港之後逐漸動搖。1858 年清廷因 英法聯軍之役慘敗，簽訂天津條約，開放了淡水、雞籠、安平、打狗等四個通商 口岸，台灣因此再度納入國際貿易體系9
隨著 1860 年的開港，清朝以來的兩岸貿易又擴大為國際貿易，台灣南北港 口的重要性因此產生了劇烈的變化。在1860 年之前，台灣以米、糖為出口大宗，
輸出對象以中國大陸為主。由於米、糖的生產地主要在中南部，因此開港前，台 灣的經濟重心在南部，人口也集中在南部；1860 年開港之後，台灣主要的出口 產品轉為茶、糖與樟腦，以歐美日為主要輸出對象。台灣的茶葉與樟腦產地主要 集中在台北河港腹地周邊，茶及樟腦輸出的崛起，帶動了北部地區發展。隨著茶 葉出口值漸增，交易往淡水、雞籠集中，台灣北部的經濟重要性劇升；從貿易額
。
9 此處使用「再度」的原因，在於荷西佔領台灣時代，台灣就已是國際貿易體系的轉接基地，鄭氏政權時代也將對外 貿易視為重要的經濟活動，但到了清朝統治時期，台灣的港口貿易變成只跟中國往來，以輸出農產品（如稻米、糖）
交換中國大陸的非農產民生必需品（例如絲綢、陶器、紙張等手工製品）為主要貿易活動，詳見薛化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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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的消長來看，在1880 年以前，南部打狗的貿易額一直都高於北部淡水，1871 年以前的貿易額甚至是北部的兩倍 10，但 1880 年左右，北部的貿易額開始勝過 南部，到了1885 年之後，北部貿易額更攀升為南部的兩倍 11
開港之後，茶葉又為台灣北部創造新的發展契機，帶動北台灣的發展。雖然 在開港之前，台灣北部山區就有種植茶葉，但製茶技術不足，僅停留在栽培茶樹、
粗製茶葉的層次，加工的部分仍須仰賴福州與廈門。1865 年，英國人陶德（John Dodd）來台探查淡北地區是否適合種植茶葉，結果他發現淡北地區土質非常適
（林滿紅 1979）。
當然，台北並不是突然由荒地變成繁榮之區，而是經過了一百多年的開墾之 後，碰上了開港的機運才大翻身，一躍成為北台中心。台北盆地的大量開墾始自 於1709 年陳賴章墾號請墾大佳蠟荒埔，此後開墾者絡繹不絕；1723 年，漳、泉 墾民聚集於今日的艋舺地區，形成小部落。隨後的移民又陸續完成了台北盆地的 水圳設施，大約在1735-1794 年間，台北盆地就已開墾完成（黃富三 1995）。由 於鄰近淡水河，交通便利，因此台北的商業也隨著農業的開墾而興起，首先發展 成市鎮的是新莊，後來因為淤淺，商業活動轉到艋舺。艋舺原為漢人與原住民交 換貨物的市集，後來隨著與大陸貿易的日益熱絡，艋舺逐漸成為貨物集散的中心 市鎮。1788 年，清廷因為北部的經濟越來越來繁榮、移民越來越多，因此開闢 了八里坌（今八里鄉）與福建福州五虎門、蚶江之航線，船隻可以直接與福建往 來，不必透過鹿耳門，艋舺的商業地位因此更為重要，市街越來越繁榮（溫振華 1988）。
1825 年，清廷在艋舺設立軍工料館，兼辦樟腦事務，由軍工料館配售樟腦，
當時世界上僅有日本與台灣產樟腦，這樣的壟斷特性使得樟腦的利潤極高。負責 配送樟腦的艋舺也因此更加繁榮。在1840-1850 年間，艋舺就已經是北台重要市 鎮，台灣道姚瑩如此形容艋舺在台灣北部的地位：「最大市鎮，官商富戶，皆萃 於此」（黃富三 1995：12）。
10 以 1871 年為例，當年淡水的貿易額是 121 萬兩，而打狗的貿易額則為 227 萬兩。（林滿紅 1979）
11 1885 年淡水的貿易額是 450 萬兩，打狗則為 248 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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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了北部的發展（薛化元 1983）。
1860 年的開港使得北部經濟地位提昇，不過彼時台灣的政治中心依然在台 南，清廷並沒有因為北部貿易的興盛而重視艋舺、大稻埕地區，北部的行政中心 依然在竹塹。一直要等到1874 年發生牡丹社事件，才使得台北的政治地位提高，
成為北台灣的政治中心。
（三）台北府的設立（1875）：台北政治地位提高
牡丹社事件起於 1871 年日本琉球民船出海故障，漂流到台灣島南端，隨後 卻因為誤闖「番」社而遭猛烈攻擊，死傷慘重。日本政府與清廷交涉時，清廷的 回應是：該地為番社自治的化外之地，不在治理範圍，牡丹社是清廷管不著的地 帶。這樣的回應反倒給予日本出兵的藉口，日軍遂於 1874 年出兵攻打牡丹社，
此時清廷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緊急派遣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帶領輪船部隊前 往台灣，由於日本國內對於是否與清廷對戰看法不一，因此並未與清廷開戰，最 後日軍於十月中旬撤離台灣（蘇碩斌 2005）。
此時清廷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緊急派遣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帶領輪船部隊前 往台灣，由於日本國內對於是否與清廷對戰看法不一，因此並未與清廷開戰，最 後日軍於十月中旬撤離台灣（蘇碩斌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