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重北輕南」論述的出現
第三節 1990 年代「重北輕南」控訴的大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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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高雄籍的教授也指出，他的相對剝奪感來自於高雄市與台北市的落差：
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住在高雄，當然如許多其他的高雄人一樣，面對周遭 的環境，常常感到一種莫名的相對被剝奪感。尤其當我大到知道高雄明明與 台北市一樣是一個直轄市，不過卻奇怪的與台北仍有一段不算小的「城鄉差 距」時，這種感覺特別深刻。（姚人多 2004）
從這些發言與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高雄市行動者所感受到的落差來自於 高雄市雖有直轄市之名，卻無直轄市之實，無論在資源取得、環境改善或實質行 政編制上等各方面都不如台北市。同時，這些批判政府施政「重北輕南」的論述，
所指的「北」，絕大部分指的是台北市，而「南」大多也以高雄市為例，亦即這 種落差的感受，主要是跟台北市比較而來，都是以「同為直轄市，但所受待遇卻 不同」為起點，展開批判。因此筆者認為這種差別待遇的感受，是隨著高雄市的 升格，才開始被凸顯及強化，隨後才逐漸被詮釋為中央政府的「重北輕南」。在 所有批評「重北輕南」的行動者當中，高雄市之所以批判最力的原因，就在於它 是台灣第二個直轄市，在 2010 年前是唯一與台北市同為直轄市的行政區，因此 最有資格要求與台北市擁有相同的資源，也最有正當性批評公共資源配置的不 公。
第三節 1990 年代「重北輕南」控訴的大量出現
（一）1980 年代的醞釀
批評政府施政「重北輕南」的聲音，在高雄市升格後，即開始醞釀。1980 年代隨著台北各項公共建設的展開，包括捷運、世貿中心、兩廳院等，加上解嚴 帶來的政治開放，1980 年代末期控訴「重北輕南」的聲音開始零星出現在報紙 上。從《聯合報》歷年報導來看，出現「重北輕南」這個關鍵詞的報導，最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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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0 年代「重北輕南」控訴的增加
進入1990 年代，「重北輕南」在報紙上出現的頻率漸漸增多。1993 年開始，
相關新聞則數就由個位數轉為十位數，並且在1994 年攀升到 57 則報導，其後都 每年都維持著14 則以上的報導（見表 3-4）。從立法院立委質詢的紀錄來看，也 可以看到相同的結果。質詢政府施政「重北輕南」，在 1990 年前僅有 6 次，但 在 1990 年後，突然攀升，並且一樣在 1994 年達到高峰（表 3-2）。上述的數據 顯示，「重北輕南」的說法是在1990 年代後才大量出現。
再從其他關鍵詞來看，例如「南北差距」、「平衡南北」、「南北差異」（請 見表3-5），亦可發現這些詞彙都在 1990 年代之後大量出現。「南北差距」在 1990 年代前只出現1 次，但 1990 年代則出現了 77 次；南北平衡（平衡南北）也一樣 從1 次，突然增加到 51 次，1990 年代前從未出現過的詞彙「南北差異」26
26 此處所指的「南北差異」與本書中第五章的「南北差異論述」有些不同。新聞報導中，並未嚴格區分「南北差異」
與「南北差距」，兩者時常混用，有時會以「南北差異」來形容資源配置的差距，有時也會用「南北差距」來形容南 北在政治傾向、文化風俗的差異。筆者在第五章中則將「南北差異論述」限定為專門談論南北有何異同的論述，而 不涉及資源配置的論述。
，在 整個1990 年代則出現了 46 次。2000 年後，各類關鍵詞出現的新聞則數都增加到 2 倍以上。在這些關鍵詞中，「重北輕南」是最常出現的詞彙，從 1993 年以來，
每年至少有14 則報導（1995 年），多則有 100 則（2000 年）相關報導。從這些 關鍵詞在報紙上出現的頻率，我們可以發現 1990 年代，台灣社會開始大量使用
「南北」二元的區域劃分方式來談論事情，這個時期也是南北議題大量浮現的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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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南北關鍵詞在《聯合報》不同年代出現的頻率 重北輕南 南北差距 南北平衡
（平衡南北）南北差異 橫排合計
1951-1959 3 0 0 0 3
1960-1969 0 0 1 0 1
1970-1979 0 0 0 0 0
1980-1989 8 1 1 0 10
1990-1999 212 77 51 46 386
2000-2009 442 174 225 82 923
合計 665 252 278 128 1,323 資料來源：聯合知識庫。
（三）1990 年代南北議題出現的脈絡：北高市長直選與亞運事件
雖然高雄市在 1979 年升格為直轄市之後，就漸漸衍生不平等的感受，並出 現「重北輕南」的零星指控，但相關報導出現的頻率卻顯示，直到 1990 年代，
相關議題才大量浮現。為何到了 1990 年代，相關議題會大量出現？究竟是什麼 事件或制度變化，促使這些議題出籠，而支撐這些論述的結構因素與社會條件為 何，何以南北議題會持續受到關注與論述？
對照相關報導出現的脈絡，我們發現，1990 年代與南北議題有關的報導主 要圍繞在兩個事件：首先是北高市長開放民選；其次則是 1994 年亞運事件燃起 的南北大戰。前者是因制度的變化，促使檯面下的議題浮出檯面，成為選舉議題；
後者雖是偶然事件，然而卻加速了南部弱勢感受的流傳，促使不同領域的行動者 加入南部論述的行列。
北高市長直選的影響
自北高兩市陸續升格為直轄市以來，就維持著市長官派制，市長不受民意監 督，而受行政院控制，不僅明顯違反地方自治原則，而且官派市長任期不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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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導致市政推行不利，就高雄市來說，有任職一年就遭撤換的楊金欉市長，也有 任期將近五年的蘇南成，由於隨時可能遭撤換，直轄市長往往難以從長遠的角度 擘畫市政；同時也由於市長採官派制，市長重視上級長官（亦即行政院）的意見 更甚於民意（薄慶玖 1990），導致北高兩市連自治之名都沒有，市長完全不受 民意監督。此外，戒嚴以來的萬年國會體制，使得地方政治人物最高只能擔任省 議員或市議員，無法向中央施壓。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認為高雄市自升格後逐 漸產生的「重北輕南」感受，即便有人談論，也無法得到關注，更得不到回應。
隨著 1980 年代黨外運動的興起，各種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不斷，包含國會 改選、總統直選、地方自治等，在這波要求政治開放的風潮下，直轄市長民選也 是當中重要的訴求之一。到了 1990 年，直轄市長民選幾已成定局 27
然而這樣的現象，自從黨外運動興起之後，便開始受到挑戰。1980 年代中 期，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變化，造成中央集權政權的統治危機，也提供了地方政治 菁英登上權力舞台的機會，在解嚴之後，民進黨更對國民黨形成極大的競爭壓力，
在1989 年的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取得 6 個席 次，外加 1 席與民進黨親近的席次。
，內政部也 著手擬定直轄市自治法草案。1994 年〈直轄市自治法〉通過，直轄市長直選終 於定案，並確定於1994 年年底舉行第一次直選。
在首屆直轄市長舉行之前，其實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就有了微妙的變化，1990 年代由於政黨競爭的壓力逐步威脅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面，使得國民黨地方人物 對中央的影響力漸增。台灣雖自1950 年即開始實行地方自治，除了直轄市之外，
其餘地方的縣市首長都由直接選舉產生，然而在中央集權體制之下，地方政府的 人事及財政權都受到省政府的控制，因此縣市長雖是民選，但並沒有實權，處處 都必須聽命於省政府的指揮與督導，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是中央命令的執行者，並 無地方自治之實（薛化元 2002）。民意代表方面，在萬年國會的體制下，掌握 立法大權的立法委員，在 1992 年前都未曾全面改選，地方政治菁英透過選舉所 能取得的最高職位僅限於省議員，對中央毫無影響力。
27 《聯合晚報》，1990/6/19，〈直轄市長民選政策確定〉，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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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的問題，藉此累積政治資本。在公開場合落淚或批評中央，不僅可以獲得曝 光的機會，讓選民「看見」；同時可以切割國民黨地方政權與中央的關係，隱藏 地方政府的責任，將相關問題的責任歸屬完全指向中央，彷彿過去的高雄市並不 是國民黨的政權的一部份，如此一來，他就可以避開國民黨過去在高雄市施政不 利的包袱，以類似在野黨的發聲策略，但實際上卻擁有國民黨黨政資源的身分參 選；甚至這也是一種先發制人的策略，讓反對黨失去著力點，既然國民黨的高雄 市長候選人都率先批評自己人了，並且與黨中央切割，那麼民進黨不管再怎麼批 評國民黨，都變得只是呼應吳敦義的主張，而無法凸顯在野黨的獨特性
此外，北高兩市是台灣唯二的直轄市，兩個城市原本就會拿來被比較，開放 直選之後，兩個城市同時舉行首長選舉，報章雜誌更是常常比較兩個城市，尤其 是在報導高雄市時，總是會問高雄與台北有何不同、高雄市與台北市的落差有多 少；在報導台北市時，反而是跟紐約、東京、上海這些城市比較，不會跟高雄比 較。筆者認為這些評比與比較，亦是促成高雄的政治菁英去深化「重北輕南」論 述的重要原因。在資源集中於台北的情況下，其他縣市也跟高雄市同樣在發展上 不及台北，然而卻不會拿來跟台北比較，唯獨高雄如此，這依然是因為高雄市是 唯一與台北市行政位階相同的城市。高雄市升格為直轄市之後，除了高雄市民主 觀認知會漸漸轉向應與台北市擁有同等待遇之外，外界的質疑與比較，也會促使
「高雄為何不如台北」或者「高雄是否要變得跟台北一樣」等問題出現，高雄市 長的直選則使得這些問題浮出檯面，一一被討論與論述。事實上，自從北高市長 開放民選之後，每一次高雄市長這方的候選人都會提到高雄的資源不如台北，或 者中央重北輕南的議題。相關論述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當中被強化與散播。
1994 年的亞運事件
除了北高市長直選的效應之外，1994 年爆發的突發事件——「亞運事件」，
也促成了「重北輕南」論述的發展。在這個事件爆發之後，我們在報紙上，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