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台灣南北差異的建構
第一節 南北差異論述的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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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對事實的陳述。因此重點便在於，這些論述為什麼以及如何去彰顯異同，它 們強調了什麼、又排除了什麼。基於這樣的立場，本章試圖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是，南北差異的論述是在什麼時空背景下產生？誰在論述，論述的目的是什 麼？其次是，論述的內容是什麼，台灣的「南」與「北」在這些論述中，被賦予 了哪些地理意義以外的社會意涵，哪些差異被強調，哪些被忽略。
第一節 南北差異論述的浮現
在 1990 年代前，「南北差異」並不是一項公共議題，無論在報紙的社論或 報導中，我們都沒有看到南北差異被當成政治問題而受到討論。雖然在1960 年 代台灣邁入工業化、大批城鄉移民開始湧入台北之後2，關於南部人到台北的故 事，便常常出現在電影3及文學作品當中，裡面也常常有南部鄉下與台北都市差 異的設定與描繪。然而，南北差異並不是其所關注的焦點，這些作品大部分探討 的是台灣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之後，社會的整體變化；對當時的人們來說，
比較迫切的問題是，人們如何去適應與面對社會的變遷，包括如何在都市生存下 來、如何面對都市化的到來，因此許多作品都是圍繞著社會變遷的焦慮而產生，
例如：羅大佑在 1982 年發表的《鹿港小鎮》，歌詞中「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 家鄉沒有霓虹燈」，所呈現的就是對於都市化過程的抗拒，而王拓的〈金水嬸〉、
〈一個年輕的中學教員〉裡頭則探討了年輕人來到台北之後，如何看待家鄉的人 事物；早期的學術研究多半也從城鄉移民如何適應都市生活的角度切入4
2 根據楊素真（1994）的整理，城鄉移民大量移入台北縣市的時間主要在 1960-1980 年代之間。
3 例如 1964 年由台聯公司製作的《台北發的早車》就以一位鄉村女性到台北工作為題材，呈顯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林 奎章 2008）。
4 如傅仰止（1985）、黃美英（1985）、楊素真（1994）。
。無論 在文學文本當中，或是學術研究當中，早期人們所關注及習慣使用的二元地域分 類方式，是以「城鄉」為主而不是「南北」；此外，「城鄉差異」雖早已受到注 意，但「差異」本身並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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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南北差異」開始受到關注並且成為一項公共議題，始於 1990 年代 初期。而其之所以受到關注，則與台灣政治情勢的變化息息相關。從 1980 年代 末期開始，台灣的政治局勢歷經了一連串的重大變化；首先，黨外的政治菁英在 1986 年成立了民主進步黨；同一年，在強大的國內外壓力下，國民黨也承諾開 放黨禁、報禁；隨後戒嚴令解除，將近四十年的戒嚴時代告終。同時民間運動也 在 1980 年代末期急速蓬勃，各種抗議行動、示威、請願、自力救濟行動傾巢而 出，環境、勞工、老兵、原住民、婦女、學生運動在198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 初期達到高峰（蕭新煌、何明修 2006）。在憲政改革方面，1990 年的 3 月學運，
促使暫時繼任蔣經國職位的李登輝總統，承諾實踐國會全面改革（范雲 2008）。
1990 年大法官釋憲，規定 1991年 12月底為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退職的最終期限；
1991 年國大代表首度全面改選，隔年，也就是 1992 年，第二屆立委也全面改選。
在台灣政治邁入自由化的階段時，國民黨政權一方面繼續走向本土化，另一 方面，則因為蔣經國過世所產生的接班問題而造成分裂，自 1988 年以來內部的 分裂鬥爭不斷，最後終於導致部分人士出走，於 1993 年成立新黨。新黨成立之 後，台灣的政治勢力變成了國民黨、民進黨、新黨三黨競爭的時代，政黨的競爭 催生了「選民論述」，政治人物、報紙社論、學者開始去討論不同政黨支持者的 差異，包含年齡、省籍、階級、地域等方面的不同，而南北的選民差異就在這樣 的脈絡下開始被討論。
（一）南北差異論述的開端
1. 1992 年的「土地增值稅事件」
我們從《聯合知識庫》搜尋到最早引發「南北差異」論述的事件發生在 1992 年，當時的財政部長王建 煊提出「土地增值稅」政策，要求今後的土地交易應該按 照實際的交易金額課稅，降低土地炒作的風氣。但該政策一提出立即引起相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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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聯合報》，1992/11/22，〈郝揆去留，牽扯省籍問題：愈往南省籍意識愈鮮明〉，4 版；《聯合晚報》，1992/12/11，〈公 共政策南北差異 ・意識型態各吹各調〉，3 版；徐東海，〈代表分配正義的二次土改在城市地區有豐沛的市場〉（《聯合 報》，1992/12/14，2 版）；周陽山，〈選戰大戲裡南方的聲音〉，（《聯合報》1992/12/19，7 版）；《聯合報 》，1992/12/21，
〈新科立委重大議題 ・增值稅攻防戰爭將引爆〉，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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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報導雖然談的是南北差異，但文中的「北」往往僅止於台北都會區，而
「南」則以中南部概稱，其中所論述的南北差異，並不是南部與北部的差異，而 是台北與中南部的差異。談論的方式，基本上是先論述台北候選人與中南部候選 人的差異，然後再將這些特質連結到選民的偏好上。台北的候選人被賦予中產階 級特徵，理性而穩健，其所提出的政見都是全國性的公共議題，城市選民多半也 都非常重視這些議題；相較之下，中南部候選人則等同於地方派系、金牛級人物，
不提任何政見、不談論公共議題。《聯合報》以「南北鴻溝」9
2. 論述的背景：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
來形容，認為台 北都會區民眾支持土地增值稅政策、反賄選、關心國家認同問題，但中南部民眾 對這些議題卻非常冷漠，不在意賄選，對賄選習以為常，也不關心統獨問題。這 些報導進一步論述台灣的選民之所以存在南北差異，主要在於人口特徵的差異，
台北選民被視為教育程度高、社經地位高，因此往往依據獨立判斷投票，不受派 系控制，而中南部選民則被等同於鄉村民眾，鄉村民眾知識水準有限、沒有獨立 判斷的能力，因此不關心候選人政見、易受派系控制。這些報導試圖論述王建 煊 及趙少康在台北大受歡迎的原因，在於有一群獨立判斷的都市選民支持，而在中 南部支持度不高的原因，則在於中南部選民受地方派系控制，無法獨立判斷。
以「獨立判斷」及「受派系控制」與否來區分南北，其中「北優南劣」的意 涵十分明顯，然而當我們貼近當時的政治脈絡來看這些論述時，則會發現表面上 這些論述以「南北差異」及「南北鴻溝」來形容當時的政治情勢，但實際上它們 所欲批判的是地方派系，更精確一點來說，他們想要批判的是國民黨內李登輝系 統的主流派，也就是說，這些南北差異的論述其實與國民黨內的主流派與非主流 派的鬥爭息息相關。這可從上述報導的二項特徵得知，首先，這些報導所標舉的 都會候選人都是當時國民黨非主流派人士，與其對照者則為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9《聯合報》，1992/11/21，〈南北鴻溝 ・二屆立委選舉巡迴採訪系列報導七之一：台北掌聲響起南部喝倒采〉，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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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的候選人及支持者完全不在當時南北差異的討論範圍內。其次，中南部候 選人及選民的負面特質都建立在與「地方派系」的連結，也就是說，掌握地方派 系的勢力，才是相關論述的敵人。對照當時的政治脈絡，地方派系就是李登輝為 首的主流派得以掌握，非主流派無法掌握的政治勢力，所以這套論述背後其實隱 藏著國民黨的內部分裂問題。
自 1988 年蔣經國去世之後，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就開始重整，並且逐漸 分裂成兩派，這兩派的分野主要在於省籍，一派是以李登輝為首且以本省人為主 的改革派（主流派），另一派則是以外省勢力為主的保守派（非主流派）（Chang 1994）。蔣經國過世之後，依照憲法，李登輝以副總統的身分繼任總統，然而由 於他是本省籍，與兩蔣時代的國民黨勢力淵源不深，剛繼任總統時，在國民黨的 地位並不穩固，所以他便藉由「改革」之名，訴諸民意，回應社會改革的需求，
並且聯合本省籍的黨內菁英，穩定在黨內的地位（林麗雲 2000）。然而，國民 黨的舊勢力卻對李登輝有許多疑慮，他們認為李登輝上任後的許多作為都違反了
「一個中國」的政策，包括在面對民進黨的台獨訴求時，過去認為台獨主張無異 於分裂國土，因此應該採取法律行動制裁，但李登輝卻未對民進黨採取任何法律 行動；此外，國民黨大老主張限制海外獨立運動者入境，但李登輝非但未限制，
反而廢止了過去禁止海外異議人士入境的黑名單（朱雲漢 1998）。由於李登輝 對於民進黨台獨主張的容忍，因此使得黨內外省菁英質疑李登輝反對台獨的決心，
他們認為李登輝所領導的國民黨本土化政策，事實上是在暗中配合與民進黨的
「台灣獨立」訴求（王甫昌 1998；陳明通 1995）。在國家定位立場的分歧及政 治權力鬥爭的雙重因素之下，國民黨內逐漸形成一股反李登輝的勢力，也就是所 謂的「非主流派」。
兩派的鬥爭在1990 年總統選舉中尤為激烈，雙方都推派了正副總統候選人，
最後李登輝這方佔上風，贏得總統一職。為了撫平非主流派的反彈，李登輝在 1991 年任命非主流派的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另一方面，在數次的鬥爭之下，
非主流派的外省菁英漸漸覺得自己在國民黨地位備受威脅，因此國民黨第二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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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菁英遂於國民黨內組成「新國民黨連線」，並成為「新黨」的前身（Chang 1994；
王甫昌 1998）。雖然李登輝任命非主流派的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然而兩派的 鬥爭卻沒有因此平息，在各種政治議題上，雙方依然不斷角力，民進黨所提出總 統直選、弭平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口、拒絕與中共進行黨對黨的談判、推動加入
王甫昌 1998）。雖然李登輝任命非主流派的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然而兩派的 鬥爭卻沒有因此平息，在各種政治議題上，雙方依然不斷角力，民進黨所提出總 統直選、弭平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口、拒絕與中共進行黨對黨的談判、推動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