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台灣中心的轉移：清末及日治時代的歷史考察
第二節 日治時代台北中心地位的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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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圍剿，促使清廷開放台灣四個通商口岸，改變鹿耳門一口獨大的局面；以及隨 著開港進入世界貿易體系所帶來的影響，國際市場對於茶葉及樟腦的需求，使得 台灣北部的經濟地位提升，負責加工與輸出茶葉的大稻埕更是一舉興起，取代艋 舺；以蔗糖為主要經濟作物的南部則因國際糖業的競爭，利潤下滑，南部經濟大 受影響。地理因素、國際局勢以及世界貿易體系三項因素的交織造成了台灣經濟 中心的由南轉北，誠然台灣北起南落的關鍵因素在於 1860 年的開港，然而開港 之後，國家的推波助瀾，又加速了台灣中心的北移。
牡丹社事件發生後，台北與台南的行政位階就開始乾坤大挪移，台北由無官 署駐紮之地，轉為淡水縣治，後來又升為台北府治；清法戰爭後，則變成全台最 高行政中心——台灣省治所在地。相對於台北的一路高升，台南卻一路下滑，從 台灣最高行政中心的台灣府治，變為台南府治，管轄的範圍日益縮小。而且劉銘 傳所實施的新政又因為政治鬥爭與反抗勢力等因素，以台北為主要施行範圍，台 北的發展因此追上台南，甚至超越台南，成為台灣的政治中心。
不過整體而言，清末台北的崛起，主要還是來自於經濟因素，清廷是在艋舺、
大稻埕繁盛之後，才開始積極治理現今的台北地區（蘇碩斌 2005）。而且是在 外患頻仍的情況下，才逐步提高台北的政治地位，國家並沒有主導台灣區域的發 展。直到台灣建省之後，清廷才有積極的作為。然而，不到十年，台灣就因馬關 條約割讓日本。進入日治時代，國家的權力才成為主角，影響台灣區域發展甚鉅。
台北在日本統治者的打造之下，中心地位屹立不搖，台南則在日本統治者刻意的 忽略下，荒廢沒落，日本銳意扶植的高雄崛起，取代台南成為南部經濟中心（蕭 百興 1995）。
第二節 日治時代台北中心地位的鞏固
1895 年 4 月，甲午戰爭結束，清廷戰敗，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台灣割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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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此決議一出，引起台灣官紳的反抗，唐景崧、丘逢甲在同年5 月 23 日成立 台灣民主國，試圖爭取國際同情，抗拒日軍的接收，然而還是抵抗不了日軍。6 月2 日，日本與中國完成接收儀式之後，隔天日軍就攻破基隆，打敗台灣民主國 軍隊。隨後，台灣民主國敗軍湧入台北城，唐景崧、邱逢甲又先後逃走，台北城 一片混亂，無人領導與控制。大稻埕仕紳眼見局勢不安，便推舉辜顯榮與日人交 涉，帶領日軍入城維持治安。6 月 7 日，日軍兵不血刃即拿下台北城，並且在十 天後（6 月 17 日），於台北舉行始政儀式。隨後繼續南下攻佔台灣其他地方，
但過程卻不像接收台北那樣順利，日軍遭到台灣各地民眾強烈抵抗，前前後後總 共歷經了五個月，才平定全島。
此後，台灣就進入歷時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這五十年的統治改變了台灣 的命運，台灣內部不同區域之間的關係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雖然早在17 世紀，
台灣就曾歷經荷西政權殖民統治，然而日本的殖民統治方式卻與荷西時代的殖民 統治大不相同。荷西時代的殖民統治，是重商主義式的殖民統治，殖民主要目的 在於貿易，因此殖民者通常只在通商港口建立碼頭、倉庫、工廠，不會投入資源 於港口以外的地方。荷據時代，雖然荷蘭人曾大量招攬漢人來台開墾，但僅限於 局部區域的開發，並未以全島為範圍進行開發與建設，荷蘭人的有效統治範圍最 初也只有大員周邊，後來才擴及中部、北部與東部，但始終沒有完全掌控台灣全 島（周婉窈 1997）。
但日本的殖民統治則不然，日本對台採取的是全島開發的模式，介入各區的 空間規劃。日本統治者利用在台灣所獲得的財政收入，投入島內的開發，打造一 個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空間與社會，例如交通、電信設備，再從中回收更大的 利潤，背後邏輯其實就如同資本家投入資金購買廠房、機器，然後再從這些投資 中獲取更大利潤，只是操盤手不是資本家而是國家（張景森 1991）。在這樣的 動機之下，國家強力介入空間的規劃，不僅生產出新的空間，也製造出新的社會 關係。其中影響最深遠的就是重金打造台北，不僅使清末以來，台北逐漸居於全 台中心地位的局面全面穩固，也使台北變成現代化都市，百年來，不斷吸引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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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民眾前來朝聖，體驗台北的文明與進步。一個統領全台的城市因此誕生。
（一）積極建設台北的原因
日本政府來台之後，選擇以台北作為島都，將台灣總督府設立於台北，並且 大力經營台北，使台北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但是為何日本統治者選擇以台北 為殖民地首都，而不是其他地方？這影響台灣往後百年發展的決定是怎麼發生 的？
如同劉銘傳的新政以台北為主的背後牽涉了諸多因素，日人以台北為島都，
也有多重考量。日人選擇以台北為島都的原因，目前大約有以下幾種說法。首先 是劉銘傳在台北建立的基礎，使得日本青睞台北。劉銘傳撫台期間，雖然省會地 點名義上在台中，但實質上的政治活動都集中在台北，新政時期建立的機構也多 半在台北，台北城內的官衙、機關甚多，直接拿來使用可以省下一筆龐大的費用，
因此成為日人的首要選擇（溫振華 1986）。其次是距離因素，台北距離日本本 土較近，鄰近基隆港，方便與日本母國聯絡。最後則是由於統治初期，日軍最快 收服台北地區，也是日人最能掌控的地區，因此使得日人選擇以台北為島都（鄭 水萍 1996）。
多重原因使台北成為台灣的島都，台北因此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資源，而且 吸引更多注目。到底日本統治者是如何想像這個島都，為什麼會將大量資源投入 台北、重金打造台北20
20 從都市計畫的費用之中，即可看出日本統治者對於台北的投入遠甚於其他地方。1941 年，台北市的都是計畫費用總 共1,031 萬 7,716 元，佔全台都市計畫費用的 36.94%，是位居第二位高雄的 2.79 倍（溫振華 1988）。
？除了基於統治的需要，意圖使台北成為控制全台、發號 施令的政治中心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
筆者認為日人之所以特意經營台北，除了台北是日人統治台灣的基地之外，
還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向列強展示日本的殖民能力；二是服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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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列強展示殖民能力
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擁有殖民地對日本的意義不僅在於可以從獲 取殖民地的資源，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向列強展示自己具有殖民能力，與列強平 起平坐，躋身世界殖民強權（荊子馨 2006：36-37）。因此對於這第一個殖民地 的經營，顯得格外重要，殖民地經營的好壞攸關日本是否夠格勝任帝國主義者的 角色，尤其當時殖民經驗豐富的列強紛紛質疑日本的殖民能力，更使得日本有非 成功不可的壓力（竹中信子 2007）。這樣的心情可以從《台灣統治志》（1907）
的序文看出：
白人長久以來一直自信，拓展未開化之國土，使其沾享文明之德澤，為其負 擔。如今日本國民起於遠東之海表，欲分白人之大任，不知我國民是否有能 力完成黃人之負擔。台灣統治之成敗，不能不說是解決此一問題的試金石。
（轉引自矢內原中雄 2004：29）
過去的殖民統治者都是白人，作為黃種人的日本人能否「分擔」白人殖民之 重責大任，台灣的經營是關鍵。而台北作為第一個殖民地的首都，則是日本統治 者展示殖民成果最重要的「門面」，他們希望可以將台北打造成一個「模範都市」
（蘇碩斌 2005：20）。
日本統治者對於台北寄予的厚望，也可以從〈臺北市民歌〉中窺得一二，這 首歌是 1920 年為因應台北改為市制，所製作的宣傳歌曲，由在台日籍人士山田 勇作詞，一條慎三郎作曲（黃武達 2000），在台灣總督府監製的《南進台灣》
宣傳影片裡，也以這首歌作為介紹台北的背景音樂，歌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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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在台日本人
日本投入大量資源於台北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台北是最多日人之地。當時 台北的日本人佔全台日本人的三分之一（章英華 1986）。殖民政權的特性，就 是以照顧「自己人」為優先考量，既然台北聚集了最多日本人，依照殖民者的邏 輯，台北就應獲得最多的資源。而且在台北的日本人不只是一般民眾，這裡還聚 集了大量的日本統治官僚（田中一二 1998）；為了順利統治，讓這些官僚能過 舒適的日子，就顯得格外重要。
尤其對日本人來說，來台灣當官並不是一個好的出路，他們泰半只是因為台 灣的薪俸較高而來台，退休之後還是想要回到日本。這一方面是統治初期，死於 傳染病的軍人很多，使日人懼怕這瘴厲之地，另一方面是日人覺得台灣的現代化 設施匱乏，沒有符合日人需求的教育機構與醫院（竹中信子 2007）。在他們心 目中，台灣是個野蠻未開化之地，所以日本官吏往往獨自來台，不敢攜帶家眷同 來（田中一二 1998）。
因此，台灣總督府一方面要解除母國日本人對於台灣的種種疑慮，另外也要 讓已經在台的日本人有永住之心，讓他們彷彿生活在日本。1937 年，台灣總督 府警務局警務課長細井英夫在說明都市計畫的意義時，強調了這點：
我們應該把台灣經營得讓內地人也好、朝鮮人也好，來到台灣居住之後，便 覺得很舒適，而且一點也不覺得不習慣，如此才能說完全達成了台灣日本化
我們應該把台灣經營得讓內地人也好、朝鮮人也好，來到台灣居住之後，便 覺得很舒適，而且一點也不覺得不習慣，如此才能說完全達成了台灣日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