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公共與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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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固定不變的理想或烏托邦。因為或許是受到傳統「公德」概念的影響 ，華 人社會往往以一種純粹道德與意識的觀點來看待公共領域，認為公共領域應該 是一個「獨立」與個人和利益之外的「理想」空間。然而在 Habermas (1989，
pp. 25-6)看來，所謂的公共領域，其實是「一個公開的論壇，這樣的論壇是由私 人會合成一個公眾，並隨時準備迫使公共權威在輿論的合法性基礎上運作。」
這樣的領域並不是一個超然於物外的唯心範疇，也不屬於道德的領域；而是一 個充斥著各樣出於不同立場、利益聲音的論述空間。
第二節 公共與社群
在華人社會的一般輿論和認知裡，所謂的公與私往往被視為是二元對立的
「兩個」領域，然而從前面的討論中已經清楚的看到，Habermas 所界定的公共 領域，其實是由私人所開展連結而成的公共生活，而不是一般華人社會裡常常 認為的「公私分明」。只不過從私人到公共領域之間，也並不是一個以個體為 單位的簡單集合。李丁讚（2004，頁 368）曾指出，Habermas 的公共領域是
「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the public sphere of civil society)，公共領域是以市民社 會為基礎，從「私」領域出發，再由這些「私人」會合而成。在這樣的公共領 域中的公共性是內發的(immanent)，而不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在這個空間中 所追求的是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而不是共善(common good)。在公共領域 內的各種論述所在乎的還是它們自己的私利。
從某個角度來看，要從私人進入到公共領域，就必需要透過「市民社會」，
因為就像李丁讚（2004，頁 365）引用德國哲學家 Hegel 的說法指出，只有在市 民社會中的個體，才是有權利的個體，他才因此變成一個人，一個神聖不可侵 犯的人。在市民社會裡的每一個私人，都擁有受法律保障的「權利」。只要不 妨礙到他人的自由，每個人都能夠自由地追求、滿足自己的權利。李丁讚
（2007，頁 73-87）認為，這個權利追逐的過程促成了「個人」的誕生，也連帶 產生各種人道(humanity)的要求。這些都是現代性的產物，也是「現代」與「古 典」或「傳統」最大的不同。所謂的現代社會，指的就是一個以「權利」為基 礎的「私人」所構築而成的「市民社會」。因為市民社會保障個人追求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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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所以才有進一步成為公共領域公眾的可能。若沒有市民社會下的私人，
就沒有公共領域的公眾。
沒有市民社會也就沒有公共領域。就像 Hegel (1996, p. 238) 在其 Philosophy of Right.一書中所指出的，市民社會是由每個各自獨立，卻又彼此依賴的人所構 成的聯合體；這樣的聯合體指的是「社團」(corporation)或是「同業公會」這樣 的利益團體。對 Hegel 而言，作為市民社會核心的社團，是由追求共同利益的 一群人所自願組成的非營利性群體。這樣的群體有別於傳統建立在血緣或地緣 關係上的社會共同體，它們是一般以為在現代社會中諸如媒體、民間社團等等 的現代社群。
由私人、市民社會到公共領域這樣的構成順序來看，可以看見這些市民社 會的組織、社群不僅是市民社會的核心要素與基礎，更與公共領域有著密切關 連。正如前述在 Putnam 的研究中所預設的，他將市民社會幾乎等同於市民社會 中的組織與社群，因而以市民社會當中，對於組織和群體的數量及參加人數的 多寡，視為判斷民主參與程度的量測工具。或許因為市民社會的社群為當中的 行動者提供公共參與的機會與方式，使得個人有較高公共參與的能力。
然而，市民社會並不等同於公共領域，李丁讚（2007，頁 71）指出要從市 民社會到公共領域，其中還需要很多包括核心家庭這樣的規範性條件的配合。
公共領域不是市民社會本身，它是市民社會的操作化，是市民社會的動態連結，
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機構。
雖然市民社會不等於公共領域，但市民社會卻是公共領域之所以可能的必 要條件。社群的重要在於它作為一種市民社會的組成份子，一種在私人與公共 領域之間連結的組織。如果社會中沒有這樣的組織群體，也就失去了人與人之 間的連結。如同 Hannah Arendt（1979/林驤華譯，2008，頁 590-591）在其《極 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所言，極權主義不單是破壞了私人生活，更重要的是破 壞了人類的公共生活，摧毀公共領域；孤立一向是極權主義的特點，人與人的 政治接觸在專制政府之下被切斷，人一旦被孤立，與公共世界失去聯繫，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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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人類的行動能力，也就失去了人的生存與自由存在的條件。雖然在 Arendt 的觀點中我們仍須思考，人如何從其與他人的連結中進一步發展出公共 領域；但無庸置疑的是，由人與人連結而形成的社群，不但不是一個可有可無 的附屬品，更攸關民主社會的建立以及人的生存與自由。
回到 Diers 和 Putnam 對於公共參與的差異上，Putnam 的觀點顯示了人與人 之間的連結交往，以及對社群的參與，不僅是評估現代公共參與的重要指標，
也是社會中的公共行動得以實踐的重要關鍵。但正如 Diers 所言，人與人的連結 以及對社群的參與，不只是以 Putnam 所認定的那種傳統集會的方式（如一起打 保齡球）進行；對於民主政治的投入也不只是以投票行為為代表，而是有更多 不同且不需政府介入的方式來實踐公共參與（2004/黃光廷、黃舒楣譯，2009，
頁 17） 。 按 Diers 的觀點，如果要理解現代社會中公共生活的景況，不僅需要 重新檢視何謂社區參與，還需反省何謂現代社會中的民主及公共生活。這意味 著當定義社群的觀點改變時，除了看待與評估公共參與的方式外，公共行動的 實踐與制度的設計也將有所不同。
如果 Putnam 對於公眾集會與社群的界定與理解，並不能用以檢視衡量現代 社會的公共參與；反而是如 Diers 所言是以其他的社交參與形式進行，那麼這又 會是什麼樣的形式？這樣的問題，提醒了我們在當代強調個人主義的社會中，
或許還需要重新反省公共生活和社群存在的價值、意義，以及各種實踐的可能。
之所以需要同時思考公共領域與社群，是因為不論 Putnam 與 Diers 對社群和公 共參與的觀點有何差異，在他們的論述中或多或少都顯示了公共領域與社群之 間的關連性。而在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論述，甚至是 Sennett 對於公共人的考 察中也有同樣的關連：簡單地說，作為民主社會要素的公共參與之所以可能，
關鍵在於人與社會之間藉由社群的彼此連結。透過社群的運作，原本日常生活 中陌生的行動者得以互動、溝通與交換訊息。若是沒有這樣的連結基礎，恐怕 也就難以維持一個讓多元的輿論意見能夠自由表達的公共領域。
壹、 社群中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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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與調查中，都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為我們指出社 群如何影響個人的行為。就有論者以教育中的品格研究為例，指出人類的品格 行為的決策其實關乎：情境、理性和意志力三個基本步驟。
最早十九世紀時的看法以為品格的培養在乎「意志力」；而在二十世紀時 的觀點開始集中在理性的計算利益上，亦即在品格的養成中開始著重提醒個人 不良行為所可能帶來的長期風險。然而事實證明，情境卻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Brooks, 2011/陳筱宛譯，2012，頁 181-182）。這種所謂的情境因素強調，品 格的塑造不是發生在某個關鍵時刻。品格會逐漸從百萬個良好的小影響中浮現；
這個因素強調的正是社群塑造品格的力量。在群體中的各樣微小的習慣和得體 的禮儀，將能強化某些積極正面的態度（Brooks, 2011/陳筱宛譯，2012，頁 183）。
同樣的，在對美國政治選舉行為的研究 (Green, Palmquist, and Schickler, 2002) 也發現，真正的競選活動並不是理性主義者所認為的：選民會仔細衡量各 種方案，挑選出政見最符合他們利益的候選人；相反的，投票傾向符合所謂的 社會認同模型。人們喜愛那些由他們所喜歡或景仰的人所組成的黨派。大多數 的人要不就是從父母身上承繼了政黨取向，要不就是在自己成年後的初期發展 出政黨取向。更有調查顯示，是政黨取向塑造了價值，而不是價值塑造了政黨 取向 (Goren, Federico, and Kittilson, 2009)。
此外，Robert Putnam 於 2016 年出版的新書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中，更是以美國五十年長期的各項綜合社會經驗資料調查，以及個案訪 談的方式，指出了美國家庭的貧富差距之所以造成教育落差，更深層且複雜的 原因是美國社區越來越單一，人與人之間也越來越無法相互連結與扶持。而富 人與窮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日漸隔離，更使得人們越來越難接觸到與自己不同階 級的人。這美國社會的這五十年間，窮人與富人越來越各自集中住在相同階級 屬性的社區裡，上各自的學校，交各自相同屬性的朋友。當不同階級之間的孩 子不再交流、不再彼此認識時，也就沒有了彼此幫助可能，缺少了向上流動的 機會，進而造成了貧富階級的「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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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nam 的研究表明，教育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人翻身的機會，靠的不僅是固 有的學校教育體制，或什麼樣的入學方法，而是需要家庭、社區和社會各個層 面的整體配合。這些配合，除了有賴於完整政策的制訂外，更重要的其實還是 不同階級的人之間能夠有更多的連結與交流，能夠一起生活在同一個社區、同 一個學校中；也就是一起生活在一個多元的社會環境裡。
綜上所述，社群與個人的關係不僅在於個人與公共領域的連結而已，行動
綜上所述，社群與個人的關係不僅在於個人與公共領域的連結而已，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