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何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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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正如上一章導論所述,本研究既以探索「在地公共參與的行動邏輯」為題 旨,並以宗教社群作為研究對象,那麼在進一步開展觀察與詮釋的研究論述之 前,本章也將針對這些相關的重要理論與概念,與本研究的問題意識進行文獻 整理和對話。
在本章的第一節中,研究者嘗試藉由理論與實踐的論辯,檢視既有對「公 共」的認知和概念。並以此指出之所以要從在地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脈絡出 發來對「公共」進行理解的緣由。
也因為在地生活與文化脈絡的重要性,在本章的第二節中我們需要更多的 思考在地生活,如何藉由社群引導行動者與公共事務相連結。在這當中我們將 會看到更多關於社群與閱聽人主體性的論辯,以及我們該如何界定與看待這些 社群。
而在最後一節的討論中,研究者回到對於宗教社群這樣類型社群的定義和 理論觀點,特別是在記憶、儀式和倫理的觀點上進行相關的概念和資料的比較 與整理。
第一節 何謂公共
壹、 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共危機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當一談論到公共生活的興衰時,無論是台灣還是歐美 社會,總是有許多的論述,批評現代民主社會民眾對於公共生活的冷漠。美國 歷史學家 Russell Jacoby(1987/傅達德譯,2009)就曾在其著作《最後的知識份 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一書中,批判一九五○年代後的美國社會,其年輕 的一代就不再出現使用公眾文體,專為公眾寫作、自由撰稿的獨立知識份子,
也就是他所謂的「公眾知識份子」。Jacoby 指出這批人之所以消失,主要肇因 於兩個經濟因素的影響(1987/傅達德譯,2009,頁 39):一是企業的雇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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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取代獨立自營的商人、勞工與工匠;二則是二次大戰後美國高等教育的爆 發性擴張。與此同時,提供給知識份子撰寫文章的報章媒介卻開始萎縮,原本 聚集的都市波希米亞聚落,也因都市擴張而消失,居住的型態從都市往住宅郊 區遷移,過去能夠在都市裡的聚集活動,如今因住宅郊區的生活而被區分。以 上種種,致使知識份子開始進入大專及學院,依附在某個組織體制下;其不僅 對公眾事務的敏感度越來越低,甚至是漠不關心(1987/傅達德譯,2009,頁 45-48)。
Jacoby 指出了因社會、經濟、政治等社會結構的變遷,普遍地造成知識份 子對公共事務的漠不關心。但從其他學者的觀點看來,公共生活的危機不僅只 是知識份子的冷漠,也同樣反映在一般大眾對於公共參與的缺乏上。政治學者 Putnam (2000)在其著名的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一書中,就指出美國民眾對於例如保齡球社團,這樣非正式聯繫的 社交行為的參與正在急遽下降的同時;同一時間內一九九○年代美國許多志工組 織的成員人數,以及活動也都呈現下降的情況,Putnam 認為美國人越來越不喜 好參與公眾集會,人與人之間也越來越少閒話家常,這種社會網絡間個體聯繫 的減少,就造成了人群之間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下降,進而使得民主政 治的參與程度逐漸低落。Putnam 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性的公共價 值正在日漸喪失,個人對公共的參與逐漸低落,市民社會正面臨瓦解的危機。
對於公共生活的擔憂,一般往往都歸咎於因著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商業化影 響。而在一般社會的普遍認知與期待裡,原有應當發揮公共以及各社會群體之 間溝通的功能,並促進「公共領域」建立的傳播媒體,也同樣因為資本主義的 股權運作經營模式,逐漸受商業邏輯的影響(Habermas, 1989),追求各樣資本 的獲利成為大眾傳播媒體的主要目的,其次才是社會意見的溝通與交流。
為了解決媒體內容因商業化而日益羶色腥的問題,不論是相關政府單位或 其他非營利組織,如果不是要求新聞媒體必須自律,就是希望透過閱聽人媒體 素養的建立,從消費端以市場的力量來影響媒體。對新聞自律的要求意味著對 言論自由的保障,避免讓政治力量干涉新聞媒體的運作。但是閱聽人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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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還是建基在以下假設:市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
可以透過閱聽人的自主篩選,發揮自由經濟汰劣擇優的力量。面對商業媒體所 據以運作的市場經濟邏輯,以及政治力量藉由資本的流動轉換對媒體進行某種 程度的控制,單單強調閱聽眾個人的自主「賦權」(empowerment),或者是 期望新聞從業人員能依循公共價值的良知,尋求機會隨時對不符合公共利益的 體制要求進行衝撞,不斷抗拒不合理的新聞要求(林照真,2006),顯然仍舊 難以撼動既有的資本主義體制和結構。
現代公共生活的衰落似乎是高度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共同危機:因為資 本與商業結構的變遷,使得不論是知識份子、一般大眾還是傳播媒體都遠離了 對公眾事務的關心。這也使得許多相關呼籲建立公共價值的論述,無不強調期 望藉由對外在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改造與調整,好確保在國家與社會之間,
有一個獨立不受干擾的公共領域。
對民主社會而言,公共領域毋寧是重要也是必要的構成條件,因為如果失 去了獨立於政治建構之外的公共溝通和公眾輿論,政治也就失去了合法性的基 礎。這也意味著公共領域不僅僅只是一種論述中的理想而已,然而,正如本研 究一開始所說的,「公共」並非是一種理論和價值上的應然,而是實踐和行動 上的實然。如果公共領域只是理想,那麼在哀嘆現代社會公共價值的失落時,
是否就能以此類推,實際現存的一個相對自由民主的社會和政治體系,也同樣 失去了存續的基礎?如果不是,那麼是否在公共的理想與概念之外,其實還實 存著另一種不以公共名之,卻有公共之實的「公共領域」?
美國學者 Jim Diers,在其《社區力量》一書的開始(2004/黃光廷、黃舒楣 譯,2009),就以其自身參與西雅圖社區營造的經驗,指出公共參與在理論與 現實之間的落差。因著對所謂「公共」的認知觀點的不同,也就帶來不同看待 與評價日常公共生活的方式。Diers 藉由他在西雅圖社區營造的經驗,批評上文 所提到的 Putnam 的觀點;Diers 認為美國社會中的人們,其實是在尋找其他新 的社交參與形式,以取代 Putnam 所強調的傳統式社交參與活動。而 Putnam 的 研究不但未能區分各種不同參與的形式,也沒有注意到不同參與的形式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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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代表的角色不同,其被賦予的社會價值也不一樣。
Diers(2004/黃光廷、黃舒楣譯,2009,頁 6-7)認為,Putnam 過於強調個 人的參與行動,忽略了個人其實是受某種機制的引導才做出參與行動。換言之,
影響公共參與的因素不僅是個人,其實還有各式各樣外在的社會結構與變遷,
諸如跨國與連鎖企業力量的擴張、全球化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等等因素,都可能 制約了社會中行動者對於參加社群和公共參與的意願(McLean, Schultz & Steger, 2002)。
從 Diers 對 Putnam 的批評中我們可以看見,對於「公共」這樣同一詞彙與 現象的定義不同,觀點的差異,帶來了兩種不同看待與評估現代社會公共狀況 的結論。面對這上述兩種,對於現代公共生活不同的詮釋,或許藉由回顧與檢 視一開始「公共領域」的概念,能夠幫助我們從中找到是什麼因素造成了這樣 的歧異,開展出另一個不同的視野。
貳、 公共領域的再思
一、Habermas 的公共領域
在談論到公共領域的概念時,最常引用的概念莫過於來自德國哲學與社會 學家 Habermas (1989)在其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書中 所定義的「公共領域」。Habermas 的公共領域概念,是奠基在對過去十八、十 九 世 紀 的 西 歐 布 爾 喬 亞 社 會 的 歷 史 脈 絡 的 討 論 上 。 在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書中,Habermas 指出了公共領域其實經歷了 兩個歷史時期的發展;第一個時期是在過去的封建社會中,因為政治權力和土 地資源掌握在封建領主手中,社會的多數成員以農奴身份依附於領主,使得國 家與社會之間、公共與私人之間界限模糊。此時期的專制君主藉由一系列具高 度象徵性,規定了何為「高貴」的禮儀,來代表社會對文化和政治等領域實行 統治。這樣的公共領域是「代表型公共領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
(Habermas, 1989, pp.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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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早期資本主義的興起,展開了第二個時期具有真正意義的公共 領域的開展。因為資本主義這種私有化的經濟活動,必須以依靠公眾指導和監 督而不斷擴大的商品交換為準繩。而在商品與資訊交換的新關係擴展下,封建 君主專制被以憲法保障的資產階級的自由秩序所取代,這種新秩序使得國家與 社會分離,也劃定了公共和私人領域的界限 (Habermas, 1989, pp. 27-30)。
對 Habermas 而言,所謂的公共領域是「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這個領域 的起源一是從當時宮廷中分離出來的貴族社會,另一則是在父權體制下由核心 家庭而產生的「公眾」。這兩者之所以與公共領域密切相關,乃在於它們當中 所產生的「私人性」(privateness)。特別是後者,由於過去大家庭式的生活型態 無法提供資本主義社會足夠的勞動力,因此隨著幾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革命,
大家庭逐漸向核心家庭轉變;這樣的家庭形式變得越來越強大,成為市民階層 的主導類型 (Habermas, 1989, pp.43-44)。也是因為這樣的家庭內部關係,形塑了 私人的主體性。
這種私人和自我主體性的產生並不與公共性相對立,反而因為公私領域的
這種私人和自我主體性的產生並不與公共性相對立,反而因為公私領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