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研究取徑
第二節 在地社群的經驗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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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一種將我們原有人性轉向應有的人性的方法，儀式將社群所共有的倫理細 節鑲嵌在儀式的參與者上；最後，記憶提供了對倫理的敘述，那是一種行動者 所認定，在社群當中就應當具有的人性，而這樣的倫理同樣也再回過頭提供了 對過去行動者記憶的再詮釋。研究者認為，這三者的辯證關係正好提供了我們 在分析社群行動者，之所以為何參與社群時的方法論觀點，下圖二為綜合上文 的觀點後，進一步對圖一的修改：
圖 2：修改後的行動邏輯的三元結構示意圖
第二節 在地社群的經驗現象
當我們在上述對於「公共」的相關論述、日常生活社群，以及相關社群的 定義進行理論的反思，以及方法論觀點的建構之後。在本節中我們將回到實際 社群的經驗現象，進一步來檢視在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除了一般現代意義 下以「社區營造」為主的社群之外，那些有別於「現代」的「傳統」社群，對 於我們將有什麼樣的啟發與意義。
壹、 以社區總體營造為代表的社群
從台灣社會的歷史變遷來看，1990 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可說是一般人
記憶：原本的人性 儀式：從原有到應有的方法
建構
召喚
倫理：應有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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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熟能詳的社區行動代表。這樣一個接續在一九八○到九○年之間，被稱為台灣 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後的社會工程，不能說只是一個巧合的機緣。社運十 年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台灣社會中公民力量與意識的興起，然而自一九九 0 年 五月之後，社會運動當中無論是環保工運或原住民等運動都面臨動員的困難，
而在 1991 年的幾個全國性的示威遊行，見到的卻是不同運動團體的聯盟，並且 能動員上萬以上的人來參與。這顯示了台灣社會運動逐漸失去對運動議題的動 員能力，而成為政治反對運動的一環（王振寰，1991）。
為了延續與深化社會運動的公民力量，90 年代開始有許多的運動團體進入 社區成立工作室進行社區營造。而這股力量也開始被當時的執政當局所注意，
90 年代之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工作和論述上便已逐漸顯現重視社區的 意向（林福岳，2002，頁 18）。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日，當時的李登輝總統在 就職三周年的記者會上，開始強調「生命共同體」的重要性，把「生命共同體」
與其他許多概念加以組合，要建立一個「全體」（認同）的社會（黃麗玲，
1995，頁 21）。在此之後，文建會主委申學庸於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在國民 黨中常會也以「社區共同體」回應李總統的「生命共同體」概念。至此開始了 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
然而台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主要推手，並非當時提出報告的申學庸，而 是同時期擔任文建會副主委，而後擔任主委的陳其南為其社造政策與論述的發 動者；在其自 1994 年至 2006 年初長期參與文建會文化政策期間，政府了編列 約 900 億的經費執行「社區營造」各項政策。從一開始的推動來看，這項政策 的出現也就是為了落實前總統李登輝的「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因為在這樣的 概念中，李登輝對基層社區所扮演的角色提出高度的期許（陳其南，2006，頁 126）。
在歷經了政權的更迭，兩次政黨輪替之後，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不僅 仍然持續推動，還有逐漸擴大的趨勢，民進黨政府時期除了延續文建會的社區 總體營造，還推動了以打造健康社區為主軸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 及這幾年各地方政府推動，向世界衛生組織（WHO）申請加入的國際「安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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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認證計畫。這些都是以社區為名的公共政策方向。從 1994 直到如今所發展 出來的成果來看，社區總體營造並非僅只於在文建會底下的簡單政策。陳其南
（2006，頁 122）曾指出，社區總體營造是要將部分權力下放縣市政府，同時擬 定社造政策，鼓勵人民當家作主，由下而上，從文化、環保、學習、產業、空 間、治安等角度切入。用陳其南的話來總結，社區總體營造是一項社會工程，
是觀念的改變。換言之，這項政策是在社區的旗幟下，將庶民公共與社會日常 生活的各個面向，進行總體的營造。因此除了文建會之外，還有像是國民健康 局、林務局等其他政府單位，也都編有相關預算補助社區總體營造。
一項國家政策的出現，並非只是執政者興之所致所制訂出來。在政策論述 提出的背後，必然有其治理上的動機、協商與算計。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可 能遠比官方表面上所提出的更為複雜。在台灣與「社區」相關的政策，並非九○
年代才在政府政策中出現，早在 1965 年四月行政院公佈的「民生主義現階段」
社會政策」中，就已經將社區發展列為當時社會福利中的七大措施之一（徐震，
2007，頁 259）。只是過去的「社區發展」與今天的「社區營造」相比，顯然的 兩者不論在時空條件、政經結構上，都已經有所變遷；當中的「社區」一詞，
其內涵意義也不盡相同。
台灣戰後民生主義所談的「社區」意義，是沿襲美國對第三世界的貧困而 又要能避免淪為共產黨的溫床所提出的社區發展手段，稱為社區發展。在這樣 的意義下的社區不僅被簡化為硬體的建設（夏鑄九，2008，頁 206-207）；更重 要的還是一種右派政府為防範左派與革命組織的手段1。這樣的意義與以「生命 共同體」為核心的社區營造是截然不同。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除了近似於 Jim Diers 在其《社區力量》（2004/黃光廷、黃舒楣譯，2009）一書中所描述的 西雅圖社區營造外，其所主要借鑑的乃是日本「まちづくり」一詞，即所謂的
「造町」（陳志梧，1998）。在這樣的意義中，社區本身的自我組織、自我經 營、自我管理能力就成為社區共同建構的核心（夏鑄九，2008，頁 207）。
1 就有學者批評過去的社區發展，甚至是今天的社區營造，除了是政府用來控制社會的手段外，
更是一種出自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鍾秀梅，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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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在陳其南（1994 年 10 月 6 日）或其他推動社區營造的論述中看見，
社造不只是要解決社運動員的困難，更是為了要培養現代公民與推動公共參與，
社區營造與公民意識的建立緊密相連。這也使得台灣的社區營造具有打造市民 社會的意義和目的，將近二十年的台灣社區總體營造促成了全台各地許多的社 區發展協會。而這些受內政部社會司所主管的社區發展協會，也無疑是一種市 民社會的社群代表。
只不過，正如上一章所介紹的，當從各種相關的政策中看到社區總體營造 所肩負，打造市民社會的重要責任，並且政府期盼著藉由社區營造的過程，促 使在地公民能夠更加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時。在這近三十年的發展下，除了少 部分的社區被提出來作為模範的案例外，許多的社區發展協會如果不是已經解 散，不然就是在形式上停擺。雖然社區營造旨在促進社區自主，但在執行上由 於政府政策性的介入與誘導、居民的間歇性與冷漠疏離的社區參與態度、仰賴 專業精英的資訊流動模式，都使得社區營造失去自主性和主體性（劉立偉，
2008，頁 314）。從一些社區協會的調查案例中可以看到，對社區發展協會的領 導者或參與者來說，所謂的社區營造往往變成只是對社區環境的綠美化，或是 硬體設施環境的改造。甚至常常被當作里長的里民服務和政績，鮮少有針對各 樣公共議題進行全體居民的論辯。
另一方面，從一些在經驗資料中比較接近公共參與「理想」的社區營造案 例來看 ，其成功的關鍵並不一定是社區發展協會。社區之能夠動員並關心公共 事務的最初原因，可能是原有社區中既有的人際網絡，或其他行動者的連結方 式。許多成功進行「營造」的社區，其社區發展協會往往是在社區開始動員以 後才具體地成立運作。這顯示了我們可能忽略了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不同的 行動者在其日常生活可能有著不同參與、實踐社群的方式；對公共參與也有不 同的理解。
正如一開始所說，我們若是將「公共」這樣的概念視為一種實然而非應然，
那麼在討論公共與社群的關係時，就不可脫離我們自己的在地經驗與脈絡。我 們需要透過對在地經驗現象的了解觀察，才可能實際看到在在地文化中，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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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區營造這樣一種在現代性框架下所理解的「社區」。是否還存在一種社區 協會以外，有別於西方公共領域和社群概念的在地實踐方式。帶來了行動者對 公共事務的另一種理解，以及另一種實踐的樣貌。
貳、 以宗教社頭為代表的社群
從台灣社會變遷的發展來看，在社區總體營造所呈現出來的「社區」圖像，
終究只是這三十多年來，一種出於西方現代性的公共想像而已。就有論者（劉 立偉，2008，頁 318）指出，對照台灣與西方社會社區主義的發展路線，兩者有 著本 質 上的差異；西方社 區 主義的 背 景在於對「市 場個人 主義」 （ market individualism）的不滿，但台灣社會本身並無個人主義的思維傳統。對台灣而言，
社區營造所期待達成的目的在於建構現代市民社會，但西方的社區傳統卻是奠 基在活躍而厚實的市民社會上（邱昌泰、陳欽春，2001）。而在台灣社區總體 營造的推動過程中，不論是推動者的論述還是落實到地方的作法，或者對於所 謂社造成功與否的評估標準，往往也都來自於對西方社區或社群的想像。甚至
社區營造所期待達成的目的在於建構現代市民社會，但西方的社區傳統卻是奠 基在活躍而厚實的市民社會上（邱昌泰、陳欽春，2001）。而在台灣社區總體 營造的推動過程中，不論是推動者的論述還是落實到地方的作法，或者對於所 謂社造成功與否的評估標準，往往也都來自於對西方社區或社群的想像。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