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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二節 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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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人們履行一些特定的群體責任。

總的來說,人不僅是群體的動物,人的自我也是由各樣的社群所構成。研 究者以為,這裡的社群並非現代意義與分類下的「社群」;因為無論是作為公 共行動表徵的社會運動,還是意圖深化社運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營造公民的

「社區」,或是在網路虛擬社群中的互動與參與,都不過是各種日常公共生活 的一部份而已。但是這些社群的形式,並不足以能藉此深究行動者在公共生活 中的行動邏輯。正如前文所提到對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察,原本為推動社區居民 民主參與的理想,往往只是淪為爭取建設經費的政治權力現實;而在社交網路 社群中的對話,卻也可能只是既有「同溫層」的相互取暖。

不論是要從過去黃金十年後社運的動員,還是現今社造的參與狀況,以及 網路社群來看待公共生活,恐怕將難以評估社會中的行動者,是在一種什麼樣 的「行動邏輯」下「選擇」了參與日常的公共生活。因為對研究者而言,不管 是社造和社運,或是其他公共事務中的行動者,都處在一種行動者個人人際與 社群網絡的在地文化脈絡中。透過與這些社群和網絡的互動,構成了行動者的 主體據以行動的邏輯,也因為這樣的行動邏輯,帶來了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更 多的公共參與。

因此,唯有透過對一個行動者在其日常生活的社群中,如何連結,以及運 作的探索,才能幫助我們進一步釐清社會中的行動者是如何參與公共生活,以 及公共生活的實際面貌。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無論是社區營造還是虛擬網路,

都仍然不能算是現實生活中,具有建構行動者主體性的群體,研究者認為,在 討論公共生活的樣態時,我們不僅需要藉由人和社群的關係來理解,更需要尋 找另一種更為貼近日常生活的社群。

第二節 問題意識

綜上所述,如果所謂的「公共」並不是某種具普遍意義的客觀結構,我們 也不能只是以政治、經濟等外在社會結構力量的消長,來作為衡量公共和社群 參與的指標。因為若是如此,那麼就必然會呈現出一種理論構想和實際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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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溝。更具體來說,當我們追問什麼是「公共參與」時,在一般的想像裡,不 論是過去傳統上街頭的社會運動、民主選舉、被選舉、參與社區協會,或在一 般媒體的民意論壇上投書,擔任公民記者,甚至是關心環保生態、社區綠美化 都是「公共參與」。然而,如果只是在網路媒體上發文,或是像以「爆料公社」

這樣的形式發布日常生活中的即時資訊,這樣又算不算得上是「公共參與」?

又如 2017 年 7 月 23 日有宮廟發起「眾神上凱道」,抗議政府以防制空污為 由,試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寺廟減香減金,認為這是政府對宗教事務的干 預(吳柏緯、鍾麗華、楊淳卉,2017.7.24)。在這樣的「減香」議題中,當原 本被視為的私領域「宗教信仰」被拿到「街頭」上來討論時,這是否也可視為

「公共參與」?又或者臺灣每年三月間,以大甲鎮瀾宮為首,繞行中部地區的

「媽祖出巡」,又是否也是一種公共參與?更不用說在都市化程度較低的鄉村 社區固定的神明繞境與廟會了!

因此,若是要描繪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公共行動,就不能囿於既有對於

「公共」的理論框架,而是需要回到實際的文化與社會脈絡中。研究者以為,

唯有藉由行動者所處的,更為接近日常生活經驗的社群,才能讓我們看見行動 者在參與公共生活時所依據的行動邏輯。

正如有學者指出(許紀霖,2007,頁 9),現代中國的公共領域,與以市民 社會為基礎,以資產階級為基本成員的歐洲公共領域有所不同;現代中國的公 共領域往往與市民社會無涉,而主要與民族國家的建構、社會變革這些主題有 關。這些差異反映的不只是東西方社會與歷史的不同,更意謂著文化與社群組 成的不同。在不同文化與社會當中的行動者,對於所謂的「公共」往往會有著 不同的想像、理解和實踐。

著名的美國倫理學者 Alasdair MacIntyre,曾在其《德行之後》(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一書裡清楚的指出;在所謂的「實踐」(practices)當中,

催促行動者「實踐」的,除了有一種「外在」的「善」(goods)之外,還有一 種「內在」的「善」(MacIntyre, 1984, pp.187-191)。外在善乃是一種,可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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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某些活動得到的美好,但卻是外在於那些活動的;而另一方面,內在的「善」

卻是內在於一種活動的美好,是在那特定的活動以外,人們其實是不能真正設 想、經驗或明白的美好。換言之,外在的利益與經濟理性,並不全然是行動者 之所以進行公共參與的行動邏輯,相反的,在有些不計各樣成本的行動背後,

反映出的卻是行動者較少察覺的,以「內在善」為出發點的行動邏輯。

經濟史學家 Albert Hirschman (1982/李增剛譯,2008)在其《轉變參與:

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一書中也指出;行動者不見得全然依循傳統理性選擇的 模式,進行個人消費或公共參與,行動者所處的社會背景也同樣影響了個人行 為的抉擇。因此當我們好奇「人為何要參加公共行動」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時,

就不能只是從一個人,是否在此行動中獲得某種外在具體好處,以及利益等客 觀結構因素來評估判斷。而是還要加上行動者所處的文化與社會,以及自身所 屬各樣社群的關係、連結等主觀要素來看待。

對本研究而言,社群正是某種文化形式的表徵,參與某種社群,也就是參 與了某種文化,甚至是參與了某部分的公共生活。在這些公共生活中的行動者,

其行動邏輯是經由社群形塑的產物。因著個人所處的社群與生活經驗形塑了這 樣的行動邏輯,個人再以這樣的邏輯選擇並進行合乎自身「理性」的溝通行動。

無論是參與或不參與,都是行動者按著自身所以為的「理性」去賦予行動的意 義之後的結果。

正如對「公共領域」概念著墨甚深的 Habermas 所言:

每個主體的內部其實反映出了外部的東西。主觀精神乃是因徹底社會 化的主體所相互分享的主體間的客觀精神而獲得的意義和內容。主客體、

內外部的抽象對立只是一種假象,因為新生的生物只有在接受社會互動後 才能成為人。而我們的生活世界在內部共同擁有一種公共性,它既是內在 的,也是外在的。(Habermas, 2005/ Cronin, Ciaran Trans, 2008, pp. 13-14)

人之所以為人乃是與所處的社會結構互動之後的結果。人的自我意識並不 是與生俱來既有的東西,而是由公共的、符號化的,以及主體間共有思想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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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網絡所形成 (Habermas, 2005/ Cronin, Ciaran Trans, 2008, p. 15)。按 Habermas 所 言,每一個行動者的生活世界都只有一種公共性,這也就表示對任何一個行動 者來說,都有一個屬於個人與社會、群體互動之後所認知和實踐的公共生活。

就像上文所言,所謂的「公共」並非一種道德法則的應然,而是一種個人與其 所在的社群,在日常生活文化脈絡下互動所產生的實然。

此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不能將文化視為一種抽離、分割的領域,

因而將其放在「公共生活」、政治和「行動」的世界以外;文化對於我們的社 會、經濟和政治具有直接的影響,文化乃是與公共生活息息相關。此外,文化 同樣也不是單一的結合體,因著不同的社群、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形塑的各樣文 化,也就帶來不同形式的公共生活。這也意味著所謂的公共並非理論上的應然,

而是各樣社群中行動者本身的實然。由此看來,只要具有文化面向就具有了公 共面向;這也意味著不論是社會運動、社區總體營造,甚或是地方公廟的進香 繞境,在社會日常生活場域中各樣的群體行動,其實都有其公共的意義和面向。

而在這其中的行動者正藉著與所屬群體的互動連結,更進一步建構出行動者參 與 / 不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邏輯。

更進一步的說,構成人以至於「決定」是否參與 / 不參與公共生活的行動 邏輯的,乃是來自於形構行動者主體性的日常群體生活。也唯有透過行動者對 其所參與的群體的考察,才能理解行動者之所以參與公共生活的行動邏輯。社 群是個體與所處外在世界的連結,在行動者與公共結構之間,並不全然是一個 直接對應的關係,社群構成了行動者行動時的參照依據,也導引不同的行動者 不同的實踐公共生活的方式。

研究者認為,藉由理解個人公共生活中,各種群體行動的「實然」能幫助 我們從實際經驗上去反省,在一般對「公共」的論述中,所帶有的一種「定然 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倫理要求,是否侷限了我們對公共的想像和實 踐?因為在定然律令倫理視野下的「公共」,往往被視為一個人人皆知,放諸 四海皆準的一套規範原則,但是從個人對於日常各樣公共的生活、言談與實踐 當中,卻可能幫助我們看見各種不同,因著社群和共同體所形塑出對於公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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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認知。此外,藉由對個人公共與社群生活的探討,除了能更深入地理解行 動者是依循何種邏輯,進行自我在公共生活中所採取的行動之外,更能使我們 看見行動者是如何藉由各樣的溝通行動與社會結構進行互動連結。

總結來說,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在台灣社會與文化的處境下,什麼是

「公共」?什麼又是「社群」?一般來說,原本應該依循經濟理性的行動者,

為何又願意持續地參與需要付出自己的時間與代價,卻又好像得不到什麼現實

為何又願意持續地參與需要付出自己的時間與代價,卻又好像得不到什麼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