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8 世紀中葉熟番身分制的構築
第二節 區分「民、熟」：乾隆朝熟番身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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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區分「民、熟」：乾隆朝熟番身分制
臺灣道尹士俍認為熟番「納餉應差，等於齊民」，強調熟番風俗是剃頭留鬚，
能言官話、漳泉語，且因社學設立緣故，社學番童幾同於民人之俊秀者。45 乾 隆 8 年（1743）巡臺御史熊學鵬在巡視臺灣民番情形時，指出番人雖分生、熟兩 類，但熟番性皆魯直，若有生事者皆由漢人逼誘；熟番既歸王化，即係「朝廷赤 子」，更不容姦民佔誘。46 這類描繪易見於乾隆初年官員的文集、奏章中，意味 著熟番作為清廷對番人分類的標誌，同時涵蓋「帝國臣民」與「非漢」的雙重特 質。
正如第二章第三節所述，在雍正末年清廷對臺灣番人形成「生、化、熟」的 區別，此分類並非依照番人「文明」化程度決定，而是最終在乾隆初期才由地方 官員反覆調整、歸納形成的分類框架。大甲西社、加志閣社事件後，清廷有鑑於 番、漢兩群體間來往密切，深懼因此引發反亂，乾隆朝官方遂開始一系列規範熟 番的政策。若把清帝國視為儒家文化主義者，面對這些民番不婚、社學教育等熟 番制度，就容易視為彰顯「王化」、「同化」主義的手段。47 但如果將清帝國看 做多元文化主義者，面對這系列熟番制度，就可看成為區分類屬，維繫熟番身分 的策略。
乾隆朝地方官員利用制度性規範（熟番制度），賦予強化番人「生、化、熟」
不同的標誌，並構築閉鎖的分類體系。分類符號代表王朝賦予番人的身分識別，
身分背後則有一套相應支持的典章制度。進而言之，筆者認為熟番身分制並非指 涉清廷制定一套規定誰是熟番的政策，制度形成的過程是官方藉由維繫「帝國臣 民」、強化「熟番標誌」，以區別他者群體，漸而形塑群體邊界的行政措施。
一、帝國臣民：番丁銀改革
雍正 2 年（1724）福建省開始進行勻丁於地政策，臺灣卻被排除在外。雍正 12 年（1734），前任閩浙總督阿爾賽據臺民羅玫等呈請，要求將丁銀勻入地畝，
經各縣查明後，呈請施行。乾隆元年（1736）7 月閩浙總督郝玉麟、巡撫臣盧焯 卻認為若貿然勻丁於地，恐有讓人民加賦的疑慮，故主張將原來每丁徵銀 5 錢（加 上火耗），能酌量減則，改為每丁徵銀 2 錢，全臺共減銀五千餘兩。8 月獲得皇 帝同意，頒發上諭減免臺灣四縣丁銀。48
丁銀改革的問題，也從漢民延伸至番社。清初贌社制下所延伸的番社賦稅分
45 尹士俍，《臺灣志略》（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5），頁 143、153。
4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9 冊》，頁 129-138。
47 伊能嘉矩著、溫吉編譯，《臺灣番政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
4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2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頁 64-6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 1 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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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在歷經康雍年間生番歸化政策後，致使番社賦稅型態出現多元的差異，正如 第二章研究所示早在康熙 50 年代番社社餉早已被官員視為丁銀形式徵收。可是 此次減免並無惠及番社，因而引來番社的不滿。同年 11 月蕭壠社番等人向巡臺 御史白起圖呈稱：番社原本每丁徵銀 2 兩，年納餉銀 452.289 兩加上火耗約 670 兩。49 希冀能夠比照漢人丁銀減免為 2 錢。
白起圖隨即發文給臺灣知府徐治民調查，卻得到「番黎耕田捕鹿，每年止輸 番餉，並無完納丁銀，不在應減之列」的回覆。遂再要求知府詳查番餉計算方式，
在獲得詳細呈報後，白起圖認為番餉（社餉），就是漢民的丁銀。但漢民每丁連 火耗不過徵銀 5 錢，而番丁多則 2 兩、少亦 5、6 錢不等，實際為漢民數倍。因 此，社餉雖未在此波丁銀減則之列，但是他仍與另位巡臺御史嚴瑞龍商議，並且 在乾隆元年（1734）11 月奏請皇帝，希冀批准民番一例的丁銀減則。50 隔年 2 月皇帝頒發上諭：「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無岐視，所輸番餉即百姓之丁銀也。
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其餘悉行裁減」。51 於此，繳納社餉的番社，被 納入丁銀減免的範疇。
不過，前兩次的賦稅改革，顯然是排除了歸化生番所納鹿皮餉。乾隆 2 年
（1735）3 月北路副將靳光瀚等人向白起圖稟稱，水沙連萬丹坑有漢人余才、高 就等人搭寮越界抽籐、吊鹿，查其原因乃是彰化知縣給照，准許運賣所獲山產，
以完納水沙連社餉銀四百餘兩。經查明後，白起圖認為水沙連社雖是歸化生番，
但社餉若非通事代納，將會造成通事招民人入山抽藤以納餉課。然而，越界行為 容易引發番人的殺戮。所以，他再次上奏朝廷希望能將徒有虛名的生番鹿餉銀兩 從寬減免。可能是涉及生番歸化等問題，乾隆皇帝並未立馬同意所奏，而是下令 交與總督郝玉麟酌議。商議後，鹿皮餉最終獲得每張鹿皮折銀 2.4 錢的減免。52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戶役〉清楚記載各番社折算的情況。正如詹素娟研 究所指，番丁銀的改革並未改變以社為賦稅單位的延續。番丁銀計算的基數，仍 與清初賦稅原額攸關。無論是納社餉或鹿皮餉的番社大都歷經賦稅改革，僅有鳳 山縣納社餉的土番四社（加六堂社、瑯嶠社、琉球社、卑南覓社），仍納社餉 179.2224 兩。詹素娟認為這說明社餉制與番丁銀制並行於番社的例證。53 筆者 認為此特例，可能因為番社之地在雍正年間被劃為禁地，且社餉繳納與恢復貿易 通商有關，故未能減免之故。
檢視番丁銀改革過程，不難發現白起圖在處理熟番餉銀、歸化生番鹿皮餉的 說詞有極大不同。白起圖認為熟番與漢民並無兩異，所以一體適用減則條例，可
49 對照方志中的蕭壠社賦稅記錄就不難發現所納餉銀 452.289 兩，其實就是社餉。
5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2 冊》，頁 169-175。
5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 1 冊》，頁 149。
5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2 冊》，頁 296-302；劉良璧，《重修福建臺 灣府志》（臺北：文建會，2005），頁 313。
53 詹素娟，〈贌社、地域與平埔社群的成立〉，《臺大文史哲學報》59（2003 年 11 月），頁 11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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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歸化生番雖有賦稅關係，實則與前者相異，故僅強調治安因素，希冀寬免。有 意思的是水沙連社在賦役冊中繳納的是社餉，而非鹿皮餉。這凸顯白起圖的認知 是將界外水沙連社與歸化生番所屬的鹿皮餉對應。我們進一步對照《重修福建臺 灣府志》改革後社餉、鹿皮餉的番社與其額數，可知悉此次革新是按照賦稅型態 的區分。54
番丁銀改革結果，是將康熙朝以來的涵蓋熟番、歸化生番的賦稅型態歸於統 一。對於分類政策而言，番丁銀的意義，如同《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戶役〉所 描述「番民一體同仁，更除諸社之餉。」55 也就是說，賦稅體系下的番人被納 入與漢民相同的「帝國臣民」的架構之中。
二、「熟番制度」的建立
雖然清廷在番丁銀改革採取民番一體化，但官員針對「熟番」的治理，卻採 用特殊化的治理方針。究其原因，仍與熟番番地保護、番界政策有密切關係。正 如柯志明細膩研究指出，雍正朝因番地開放政策，加劇漢、番間的衝突，甚至引 發大甲西社事件。乾隆時期，朝廷開始對於番地開發採取禁絕的態度，其手段包 含乾隆 3 年（1738）郝玉麟禁止漢人贌買番地、乾隆 33 年（1768）取消番地免 正供的措施。在番界方面，乾隆 15 年至 55 年間土牛番界「紅、藍、紫、綠線」
的變化，實則與清廷處理界外漢人私墾問題攸關。56
儘管「番界、番地」政策為乾隆朝熟番治理重要的核心，但不可忽略的是隨 著番界確立化，也促使雍乾時期分類概念的日漸強化。同時，支應熟番類屬制度 的形成，顯然不是官員刻意「標舉」熟番的特性，而是在一連串事件的善後政策 中，官方逐漸利用不同的規範，進而區分熟番與他者的結果。此一變化開始於雍 正 11 年（1733）閩浙總督郝玉麟的番社學政策，歷經民番禁婚、確立番界與番 社制度等變革後，最終在乾隆 31 年（1766）以熟番行政管理機構－理番同知的 成立，正式形成「民、熟」的雙軌治理。
（一）雍正 11 年 郝玉麟：番社學設立
大甲西事件平定後，閩浙總督郝玉麟除積極的處置番地問題外，也努力推動 熟番教化，設置熟番社學。早在康熙 25 年（1686）諸羅知縣樊維已在新港、目 加溜灣、蕭壠、麻豆四社設立社學。但整體普及，卻是雍正 11 年（1733）總督 郝玉麟的主持下，才開始大量延攬生員擔任社師教導，設立社學。57 教育的內 容主要是《聖諭廣訓》、《四書》、《毛詩》等儒家經典。在雍正 13（1735）年淡
54 正如上章所述，番社間賦稅型態的不同，是因歸化時程的差異，無關化番、熟番等番人分類 的區別。換言之，分類化番或熟番不應該是利用賦稅型態的不同，仍必須加上番界內外的判定。
55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304。
56 關於此點具體成果可以參考柯志明專書。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政治與熟番地權》（臺 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57 張本政主編，《清實錄臺灣史資料專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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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廳已有社學 5 處：肄業番童 41 人；彰化縣設立 6 處：肄業番童 36 名。58 沒有確切資料陳述明當初郝玉麟將社學分布在何處？對照成書於乾隆 6 年 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可說明爾後各廳縣設置狀況：臺灣縣 5 所、鳳山縣 8 所、諸羅縣 11 所、彰化縣 17 所、淡水廳 6 所。設置情況可分幾個現象說明，第 一、社學與番社無絕對相應性，例如臺灣縣新港社設立社內、社口；蓬山社（扣 除大甲東社，共七社），僅設一處。第二、就社學分布，是在界內熟番的番社，
而與賦稅型態無關，例如，界外的阿里山社並無設立、大武壠社僅設置被視為界
而與賦稅型態無關，例如，界外的阿里山社並無設立、大武壠社僅設置被視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