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8 世紀中葉熟番身分制的構築
第一節 「番界」劃定與番人分類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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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8 世紀中葉熟番身分制的構築
本章主要探討雍正末年至乾隆時期熟番身分制度的形塑過程。第一節說明番 界的規劃與成立，對雍乾年間甫形成的番人分類體系產生的作用。第二節探討乾 隆朝官方的一系列熟番政策，例如番丁銀改革、社學教化、禁娶番婦、理番同知 設立……等，如何標舉熟番的群體特徵，構築「熟番身分制」，確立民、番有別 的統治制度。第三節則闡述乾隆年間官府如何藉由與熟番身分相應的隘、屯制度 的實行，以動員熟番社群，進而推動熟番軍事化的歷程。
第一節「番界」劃定與番人分類體制
一、番界設立與生番歸化閉鎖
康熙 61 年（1723）清廷在沿山地帶設立生番界碑後，又因雍正初年的水沙 連社事件，閩浙總督高其倬遂在雍正 5 年（1727）建議查清「民界、番界」，並 重新樹立石碑。他認為前所設立的界碑，常因界石遷移不定，或數里才立一石，
若遇蜿蜒山谷、溪流之處，難以量界立碑，且又容易移挪。因此，之後應該隨地 勢二十步、三十步即立「一碣大字」。定立後，不許無故擅移，日後有事時，才 能判斷番、民何者越界，以作懲處。1 雍正 7 年（1729）巡臺御史赫碩色進一步 向中央朝廷奏請嚴劃生番界址，不許番民擅自出入販賣物件；甚至總兵王郡也在 鳳山縣境插竹為界，試圖隔絕山豬毛社的威脅。2
與此同時，清廷也頒布番界禁例。雍正 8 年（1730）朝廷規定私自越界生事 的漢人，如在生番地方謀占番田或包攬貨物等，應逐令過水。3 乾隆 2 年（1737）
水師提督王郡，進而奏請嚴格執行私越番界條例，主張凡於定界之外私行出入者，
應照潛出外境律，加以重典。在番地所獲之物，則歸拏獲之兵丁所有。4 此奏獲 得朝廷認可。至該年起規定凡是民人偷渡越界入番境者，杖一百。若在近番處偷 越深山抽籐、釣鹿，杖一百、徒三年。管帶頭目則處以杖八十，鄉保、社長則各 減頭目刑責一等，杖七十。巡查值日的兵役則杖一百，若有接受賄絡放縱越界者，
則以贓物罪從重處罰。5 雍乾年間，隨著清廷頒布的番界禁令日趨嚴厲，顯示官 方在限制漢人進入生番地界的決心。
伴隨禁令的頒布，如何有效設置「顯而易見」的番界，成為乾隆朝官員努力
1 梁志輝等編，《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頁 61-63。
2 梁志輝等編，《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頁 76-77、97。
3 不著撰者，《清會典臺灣事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226 種，1966），頁 168。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2 冊》，頁 424-429。
5 不著撰者，《清會典臺灣事例》，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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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乾隆初年因加志閣社事件的緣故，閩浙總督郝玉麟嚴設番界，以杜絕漢 人入山。之後，乾隆 10 年（1745）布政使司高山更上奏〈臺郡民番現在應行、
應禁事宜〉，為處理番地問題，建請朝廷重新釐清番界。爾後閩浙總督喀爾吉善 在乾隆 12 年（1747）開始清查界外土地，最終在歷經鍾德、鐘音、楊廷璋等官 員的清釐後，分別在乾隆 15、25 年於西部臺灣沿山劃定「紅、藍線」番界，並 在地貌上修築人工土堆「土牛」。既有研究都將番界設置與番地處理問題，視為 推動清統治者建構「三層制」重要政策的一環。6 就番人分類而言，雍乾年間番 界從設石碑到築竹牆、土牛界，不僅反映清廷對於山區生番政策由歸化轉向區隔，
也在雍正年間以來番人分類體系確立的過程扮演關鍵角色。
番人分類體制的確立是來自雍乾年間「生番歸化」的閉鎖，如第二章所述雍 正 5 年閩浙總督高其倬停止主動招攬生番歸化，但在雍乾之際朝廷仍會允准部分 有功的生番歸化。例如，分屬彰化縣、淡水廳的沙里興社、合歡社的歸化過程，
就足以讓我們洞見清廷對番人歸化政策轉變的契機。
雍正 12 年（1734）4 月 22 日由臺灣知府尹士俍據彰化知縣陳同善奏報，岸 裡社通事張達京率領沙里興社生番席由敏等男婦來歸，詞稱「生番雖居界外，猶 具人形，能無感激之念。茲沙里社生番席由敏等願歸版圖納餉。」知縣隨即命官 員將歸化生番戶口冊登記，並喚通事張達京、生番席由敏驗訊，該番指出沙里興 社原是岸裡社潘敦的番親，沙里興社內有大小男婦共一百九十九名口，願附版歸 化。加上，6 月福建總督郝玉麟又奏明「茲沙里社戶口、錢糧雖屬無多，察其情 詞甚屬誠懇，似應俯順輿情，遂其依歸之念。」7 最終沙里興社的歸化事宜，以 年納鹿皮餉，折銀二兩四錢的方式，獲得朝廷准可。8
值得注意的是在沙裡興社歸化時，力主同意的郝玉麟，於乾隆元年處理加志 閣事件後，態度卻出現極大的轉變。乾隆 2 年（1737）據岸裡等社通事張達京呈 稱：中港地方東勢內山有生番合歡社二百餘人，因協同將叛番末仔末思厘射取首 級，並將什班林武力生擒解獻，又因重賞緣故，導致番眾感激悅服，願將番社所 出鹿皮、獐皮逐年輸貢。並由合歡社土目把老等、9 番眾抹末等前來，將合屬三 社共男婦老幼二百八十五口，一同輸誠歸化，年納貢鹿皮、獐皮各八張，折餉銀 三兩二錢。此事由北路副將靳光瀚、淡水同知趙奇芳呈請道臺、總兵後，又轉呈 閩浙總督。
郝玉麟並未如前次主張歸化，反上奏陳述認為生番本性為惡，與漢民本無往 來，只有漢民潛入其地而遭殺害，甚至熟番已不敢輕易進入生番地界。之前的生 番歸化，實際上是通事誘騙而來。因此，他主張應該杜絕讓通事招生番歸化。不 過，因歸化事宜茲事體大，他在與巡臺御史白起圖等人商議後，最終以合歡社有
6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149-236。
7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3 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頁 204-206。
8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文建會，2005），頁 324。
9 原文奏摺寫成合番社，應是合歡社之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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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於朝廷，同意准許通事張達京所請。不過，郝玉麟認為生番歸化納貢，只是覊 縻之意。合歡社又與熟番不同，如果年納鹿皮、獐皮各八張，恐賦稅過重，且折 餉納賦又讓通事、衙役得以上下其手，故力主將年納鹿皮、獐皮減為各 1 張，以 變賣折現交納餉稅。
雖說合歡社順利歸化，但在郝玉麟的奏文中，也顯現當時朝廷不願意生番再 次歸化的態度。奏文指出康熙 55 年（1716）以來歸化生番所輸鹿皮折餉，實際 造成番社過重負擔。況且，生番「虎狼之性」，從前歸化之社時常擾害地方，恐 為熟番仿效。再者，生番一經歸化，漢人得以出入番地，倘有犯法者，躲藏其地，
恐讓官兵難以追捕。所以各社生番應「聽其自便」，嚴飭通事等不必再勸其歸化。
乾隆皇帝對此意見也頗讚賞，批示「當如是辦理」。10
郝玉麟態度的轉折透露出幾個現象，11 第一，無論是沙里興社或合歡社歸 化，仍不脫雍正朝的模式，由通事招攬而致。郝玉麟認為生番若歸化，漢民便能 進入生番地界。正呼應第二章所論，通事集團因貪圖山區利益，致使不斷招攬生 番歸化。第二，以後見之明，爾後零星幾次生番歸化，官員們皆在考量「有功朝 廷」的前提下，才同意歸化。這也大幅降低生番變成化番的可能。第三，乾隆朝 形成番人歸化閉鎖的政策，正配合日益具體化的番界，強化了雍正末年以來官方 的「生、化、熟」番分類體系。
郝玉麟之意見成為乾隆年間朝廷對於生番統治的基調，而維持既定的番人 分類，也成為時任在臺官員奉行的準則。乾隆 15 年（1750）因北臺灣發生「番 害」，總兵李有用命熟識內山的生番通事，入山招撫。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知悉此 事後，隨即批示生番不可招撫，且命鎮、道等官員停止此事。隔年 5 月通事張達 京、林秀俊卻率領蛤仔蘭生番土目武反夏龍雅也、望鹿根荖、大雞籠生番土目利 加力馬眉等 16 人，到郡叩見鎮、道，總兵並沒有同意歸化，只好加以厚賞，令 他們歡欣而去。
此事引起喀爾吉善不滿，他認為生番與平埔漢民不相擾害，也不輕易出山。
平日鎮、道等官員應曉諭通事各安疆界，熟番只需於巡查時，在邊界迎接官員，
怎可引番目等人至府城。倘若讓生番與漢人、熟番熟稔聯繫，將嚴重影響地方治 安。再者，張達京、林秀俊等人充當北路通事數十年，田園散布北路番界之間，
素與社番勾結，恐有勾番生釁之嫌。是故，他隨即命新任淡水同知王鶚到任後清 查兩人，有無侵入番界盜墾田園之實。12 之後的發展，這兩位雍乾年間在中臺 灣番社呼風喚雨的通事，因被清查私佔番地，張達京被處以逐水，林秀俊則轉至 北臺灣發展。
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2 冊》，頁 359-367。
11 柯志明對郝玉麟態度的轉折提出精闢看法，認為是清廷對生番政策由招攬歸化轉向隔離的關 鍵。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政治與熟番地權》，頁 50-51。
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31 冊》，頁 33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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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官員們致力杜絕生番歸化，但在乾隆 46 年（1781）卻又發生鳳山縣歸 化生番遷入界內。歸化生番山豬毛社直里臺等四十一戶，共一百零九口，因不滿 土目里吉老，將番人收穫小米一石多抽分二斗，故攜帶器具、糧食，至大路關隘 寮外山腳居住，向官員表明情願薙髮歸化。鎮、道等官員知悉後，傳令生番通事 江寅前來了解，因考量已薙髮更衣，難以回歸生番本社，最終只能向上呈報，要 求遵守熟番成例，並擇生番出入山口處，撥地給種。
雖然官員們致力杜絕生番歸化，但在乾隆 46 年（1781）卻又發生鳳山縣歸 化生番遷入界內。歸化生番山豬毛社直里臺等四十一戶，共一百零九口，因不滿 土目里吉老，將番人收穫小米一石多抽分二斗，故攜帶器具、糧食，至大路關隘 寮外山腳居住，向官員表明情願薙髮歸化。鎮、道等官員知悉後，傳令生番通事 江寅前來了解，因考量已薙髮更衣，難以回歸生番本社，最終只能向上呈報，要 求遵守熟番成例，並擇生番出入山口處，撥地給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