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8 世紀初賦稅制度下的番人分類
第一節 清初賦稅架構下的「土番」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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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8 世紀初賦稅制度下的番人分類
清帝國領臺之初，對臺灣原住民的認識，是從對「番社」賦稅關係的建立所 展開。番社稅收，承襲自荷蘭、鄭氏時期的「贌社」制度，不同處則在於清初將 此稅收由「交易稅」改為「定額稅」；而此制度性轉折，連帶影響了地方上的人 群與物產交易慣習──即以社商為中心的貿易體制。當賦稅方式調整、劃界封山 政策在康熙末年確立後，官方勢必面對地方社會番、漢交易體系如何運作，新歸 化番社又以何種形式加入賦稅體系等問題。這些考量，正是清初官方的番人分類 由「土番」、「民人」轉向「生、化、熟、漢」的關鍵所在。
第一節 清初賦稅架構下的「土番」認識
一、統治初期「土番」賦稅問題
康熙 25 年（1686），首任知府蔣毓英在《臺灣府志》中以「土番」泛指在地 的「非漢住民」；其中，對西部平原地帶的番人如此描述：「大抵番民剽悍，不善 治生，而南番尤窮於北番，亦因其地產之多寡不同耳。衣食之外，別無他計，予 以酒食，則懽欣趨事」；對山區之番，則形容「係化外野番巢穴，番獰路險，人 蹤罕到」。1 若仔細翻閱承襲府志的記載，可以發現兩類番人的分野，除置身空 間的差異外，根本原由為是否納稅的番社。此外，府志中在前述文化性描述之外，
對於番社的描繪，多與賦稅餉額有關。由此可見，清廷的土番認識是由「賦稅」
繳納問題所延伸。
既有研究已指出，鄭氏政權對臺灣番社的賦稅徵收，承襲自荷蘭東印度公司 的「贌社」制度；該制度的基本精神，在採取競標方式，由商人承包對番社的貿 易權利，藉此徵收間接稅。2 然而，對「番社」或「社商」等人來說，「贌社」
的施行並非只是賦稅的完納，與之相伴的物產交易更為重要。如《巴達維亞城日 記》即記載蕭壠社的交易狀況，「鹿甚繁多，他們（原住民）將其射死後，就將 鹿皮、鹿肉加以乾燥，中國人能以廉價收購，與之物物交換。」3 《臺海使槎錄》
亦說：「臺灣南北番社，以捕鹿為業。贌社之商，以貨物與番民貿易；肉則作脯 發賣，皮則交官折餉。」4
1 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文建會，2004），頁 140、199。
2 詹素娟，〈贌社、地域與平埔社群的成立〉，《臺大文史哲學報》59（2003 年 11 月），頁 117-142。
3 中村孝志，〈十七世紀臺灣鹿皮之出產及其對日貿易〉，收錄氏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 卷》（臺北，稻鄉出版社，1997），頁 87。
4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4 種，1958），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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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23 年（1684）鄭氏政權正式移轉清廷，首批文武官員於 11 月抵達，展 開統治。所謂政權交替，亦包含檔冊移轉，但對「番社」的理解，大概僅有社餉 總額、對編入贌社制度下土番社的初步認識。因此，在康熙 23 年的徵稅項目，
中央竟將社餉從「贌社餉銀」改為定額稅，此舉引發不少地方官的恐慌。因為接 收初期面臨兵荒馬亂、官方檔冊散軼，賦稅徵收成為官員首要的難題。
鄭氏時代的賦稅「原額」，約有六萬四千三百餘兩。康熙 23 年清廷初領臺灣，
朝廷官員商議原本免除該年稅餉，不久（12 月）又突然決定改為徵收原額的半 數，以支應兵餉。此一轉折，引來地方官員的議論，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即留下 許多討論賦稅問題的呈文，讓我們足以一窺清廷對臺灣賦稅的安排。5 在他的〈請 免二十三年半徵文〉指出，康熙中葉的官方稅別中，與土番攸關者僅有「社港贌 餉：年徵銀一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兩」，6 說明土番雖與漢民同為帝國赤子，卻在 賦稅的徵收項目上有所不同。
仔細閱讀季麒光的文稿，可以看出當時的地方官明白「社港贌餉」並非是一 種固定的人頭稅，而是鄭氏時代對於番社「交易權的獨佔稅」。徵收的辦法，是
「每年五月叫贌，聽人承認，再歸由商人完納。因此若今年贌，則得；不贌，則 不得。」7 是故，季麒光認為康熙 23 年地方官員尚未到任，不能順利舉行「叫 贌」，所以無法完納一半的稅額。8 同時，為了如期完賦，季麒光開始積極奔走，
試圖說服朝廷降低番社稅額。
季麒光致力於制度改革，除有完納賦稅的考量外，另一原因是來自鹿皮收購 的壓力。清初承襲鄭氏政權將鹿皮輸出販賣，依照鄭氏政權最後一年的記錄，共 輸九萬張。9 但季麒光認為臺產每年僅有四、五萬張鹿皮，九萬張的額度其實是 鄭氏政權兩年輸出鹿皮的總額。加上包贌社商，因動亂多夾帶資本離臺，留存者 也苦無資金可以採買鹿皮，因此官員難以如期採賣足額的鹿皮。10 面對如此環 環相扣的問題，解決之道是降低「贌社錢糧」。雖然季麒光知道贌社錢糧已奉部
5 關於清初番稅之類別與變革，甚至與明鄭賦稅的承續關係，可參看柯志明、鄭喜夫相關研究。
筆者在這裡僅強調季麒光的賦稅改革將番社賦稅定額化的貢獻，以及對往後官員「番社認識」的 影響。鄭喜夫，〈明鄭晚期臺灣之租稅〉，收錄於氏著《臺灣史管窺初輯》（臺北：浩瀚出版社，1 975），頁 84-127。柯志明，〈岸裡社的私有化與階層化：賦役負擔與平埔族地域社會內部政經體 制的形成〉，收錄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 研究院臺史研究所，2011），頁 59-71。
6 季麒光，《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頁 155-156。
7 季麒光，《東寧政事集》，頁 156。
8 難於贌社的原因有二：第一，奸商將物品一倍，取其五倍；番物五倍，給其一倍，致使番民之 力窮困。第二，贌社之設，原是仰佐賦額，今日卻編入正課；再者，鄭氏時期是採用「時銀」，
與當時銀色相較，時銀一兩約值清代使用紋銀七錢。所以，若用今日之銀徵收稅餉，實則提高 30％，使商人憂慮虧額而卻步。季麒光，《東寧政事集》，頁 169-171。
9 據曹永和研究指出，清廷曾在統治初期命福建總督部院王國安與施琅運臺灣砂糖、鹿皮至長崎 貿易，以充臺灣軍餉。後因日本閉關政策確立，康熙 25 年將這批貨物改賣至民間，此後官方即 不再專賣此類貨物。曹永和，《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臺北：遠流出版 社，2011），頁 108。
10 季麒光，《東寧政事集》，頁 16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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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定，難以請免請減，卻仍一面利用陳述鄭氏時期所用銀兩是清朝紋銀價值的 7 折，若按照檔冊數額徵收紋銀，無疑是提高稅額，因此希望中央能夠降低社餉的 原額。11
季麒光〈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可得知，康熙 24 年（1685）2 月朝廷即要 求地方官核對蘇拜奏稿、鄭克塽所獻原冊，釐清田園港社餉稅的實在徵收項目，
見表 2-1-1。12 當時官方對土番社的賦稅分類，依繳納物不同可分為兩類：第一 類，諸羅三十四社土番捕鹿為生，鄭氏令捕鹿各社以有力者經營，名曰贌社。社 商將日用所需之物，赴社易鹿作脯，代輸社餉。13 第二，鳳山之下淡水等八社，
不捕禽獸，專以耕種為務，計丁輸米于官。14
我們很容易將這兩段文字解釋成因生計模式不同，致使官方採用不同的賦稅 型態──社餉、丁口稅，而忽略贌社制的痕跡。據韓家寶的研究指出，荷蘭時期 贌社制已出現多種交易模式，靠近大員商館和虎尾壠地區之間的村落採貨幣交易；
虎尾壠地區仍以鹿皮製品交換；大員商館以南則以稻穀交換。15 這說明社商的 利益來源，在南路八社是以稻穀收購，其他地區則是貨幣或鹿皮買賣。
表 2-1-1 康熙 23、24 年番社賦稅變化 16
社名 康熙 23 年稅額 康熙 24 年稅額 南路八社 丁口 4,345 口，共徵米
5,933.8 石，折粟 11867.6 斗
土番丁口 3,592 口，共徵米 4,645.3 石，折粟 9290.6 石
土番社餉 徵銀 16,228.08 兩 徵銀 11,269.656 兩 資料來源：季麒光，《東寧政事集》，頁 158-168。
鄭氏時期，番社交易慣習可能沒有太大改變，官方遂利用交易體系的差異形 成雙元賦稅架構：「南路諸社，概徵丁米：識番字者，呼為教冊番，每丁歲徵 1 石；壯番，1.7 石；少壯番，1.3 石；番婦，亦每口 1 石，17 共徵米 5,933.8 石；
而其他番社則徵銀 11,269.656 兩。」這種賦稅型式延續至清代，對土番社分別形 成「徵米」、「徵餉」兩種類型；賦稅總額，則在季麒光請命下才略有下降。季麒 光認為南路八社中的「老疾男女小番」753 口，如同內地孤貧，當格外優卹豁免
11 季麒光，《東寧政事集》，頁 222-223。
12 季麒光，《東寧政事集》，頁 159。
13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41 種，1962），頁 102。
14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198。
15 韓家寶、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2002），頁 160-161。
16 據鄭喜夫的研究，康熙 23 年原徵稅額應該就是鄭氏永曆 37 年所徵稅額，而康熙 24 年稅額是 經過季麒光呈請後議定而成，但因為當時季麒光奏請的稅額是以時銀所徵收，後來底定的稅額是 以紋銀徵收，時銀一兩值紋銀七錢，所以在後來蔣毓英《臺灣府志》中底定土番稅額是 11,269.
656 時銀 X0.7=7888.7592 紋銀。鄭喜夫，〈明鄭晚期臺灣之租稅〉，收錄於氏著《臺灣史管窺初 輯》，頁 84-127。
17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65 種，1960），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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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繳納的 735.3 石丁米；其次，壯番、番婦皆徵米，實為夫婦重科，殊可憫惻，
每口請減 3 斗，計減米 553.2 石。而在其他繳納社餉的番社，懇請減餉銀十分之 三，竹塹一社減十分之四，共減銀 4958.424 兩。18
朝廷接受季麒光的建議，賦稅總額呈部報核後，八社丁米與社餉都獲得相當 降幅。至此，清初土番社的稅額與類型終於確定，性質也從原本的非定額「贌社 之餉」轉向定額「番社之餉」，正式宣告清廷對於土番社的領有。19 我們可以在 首本編修的蔣毓英《臺灣府志》（後簡稱《蔣志》），看到官員對土番認識與賦稅 的關係。
二、蔣毓英的「番戶」編制
帝國的賦稅徵收，實與戶籍制度有密切關係。康熙 24 年（1685），官方甫確 立「贌社」餉為固定稅，並因南路八社、一般土番的交易型態不同，形成徵米、
帝國的賦稅徵收，實與戶籍制度有密切關係。康熙 24 年（1685），官方甫確 立「贌社」餉為固定稅，並因南路八社、一般土番的交易型態不同，形成徵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