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8 世紀初賦稅制度下的番人分類
第二節 康熙年間番人歸化與社商貿易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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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康熙年間番人歸化與社商貿易制度的改革
一、代納社餉與土番歸化
定額化的社餉，成為官方對新附番社徵收餉項的稅額，也成為帝國領有部落 的象徵。康熙 32 年（1693）諸羅縣水沙連思麻丹社等六社，由大武郡等社土官 卓乃等人，率之歸化，共有男婦老幼 487 名。44 清廷以徵收社餉 98 兩 5 錢，准 其新附。45
沒有直接證據說明各番社餉額區分的標準，但若依照《諸羅縣志》的記載，
應是「權社之大小，歲徵餉若干」。46 柯志明認為諸羅知縣周鍾瑄的這段記錄錯 誤，按其研究，社餉分配的標準應是「權鹿之大小」，即按各社所蘊含的獸產資 源多寡而定。47 柯氏的看法，顯然是未能注意周鍾瑄已將社餉視為丁銀的類型，
而若按照當時丁銀徵收的辦法，是「按戶或就田多寡」分配，那麼《諸羅縣志》
中被記載當作丁銀的社餉，自然就是以「權社大小」作為官方分類準則。
康熙 32 年水沙連六社歸化，雖說是由土官卓乃等人推動，但社餉實質上仍 由社商集團（社商、通事）承包，取得官方認可，進入番社交換物資，以交易所 獲得的利潤代為繳納。交易形式通常是透過通事、社丁進行，如同《臺海使槎錄》
所記：「通事另築寮於加老望埔，撥社丁，置煙、布、糖、鹽諸物，以濟土番之 用；售其鹿肉皮筋等項，以資課餉。每年 5 月弔社，7 月進社，共計 10 個月，
可以交易、完課。」48
水沙連六社並非特例，康熙 32 年陳文、林侃等商船遭風飄至番社，經年居 住，因而略通番語，知道通往崇爻的港道。在這些人的協助下，康熙 34 年（1695）
大雞籠通事賴科、潘冬前往招撫崇爻八社，最後歸入阿里山番社，合徵銀 155.232 兩。49 推動通事招撫番社的誘因，仍是每年一次用小舟裝載的布、煙、鹽、糖 等物資，與崇爻八社交易來的鹿皮、鹿筋等獸產。50 後山番社的交易，則是夏、
44 張本政主編，《清實錄臺灣史資料專輯》（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 73。
45 分別是內木武郡赤嘴社 39 兩、水沙連思麻丹社 12 兩、麻咄目靠社 12 兩、挽鱗倒咯社 11.5 兩、
狎裏蟬戀巒社 12 兩、干那霧社 12 兩，共徵銀 98 兩 5 錢。從現代族群分類的角度觀之，新歸化 六社應分屬邵族、布農族等，表示這六社非單一地域社群，本身應具有各自的網絡。高拱乾，《臺 灣府志》，頁 135-136。
46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96。
47 柯志明，〈岸裡社的私有化與階層化：賦役負擔與平埔族地域社會內部政經體制的形成〉，頁 68-71。
48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23。
49 藍鼎元，《東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2 種，1958），頁 90-91。
50 另一個例子是通事賴科也曾率人進入山東之番（噶瑪蘭社群），獲得當地土番熱烈款待，約定 邀山西萬人之番，共輸貢賦，為天朝子民。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文叢第 44 種，1959），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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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時，各社划蟒甲、載土產，順流出近社之旁，與漢人互市。51
另一個例子，康熙 60 年（1721）大雞籠社夥長許略，干豆門媽祖宮廟祝林 助、山後頭家劉裕、蛤仔難夥長許拔（四人皆能通番語）在官方授意下，前往其 地贌社和番；52 最終以蛤仔難社並附哆囉滿社為名，每年徵餉 30 兩。該筆費用 則由淡水通事於四、五月間南風盛發時，率各社番人買置貨物，以行舟至蛤仔難 社等社之內貿易。53 由此可推論番社歸化之因，主要是覬覦番社物產的社商在 背後運作的結果。
土番部落進入帝國管轄的途徑，除直接新附輸餉外，也可以依附原已繳納餉 稅的番社；此由《諸羅縣志》〈陸餉〉對餉銀併社合徵現象的記錄，可以看出一 二。54 仔細分辨這些併社合徵的番社，基本上可分為兩類。第一，官方對於作 為賦稅集稱下番社認知的擴大，例如崩山社，轄下大甲東、大甲西等八社；後壠 社轄下新港仔、貓裡、加至閣、中港仔等四社。第二類，有些番社因離縣治遙遠，
故依附鄰近番社繳納社餉。例如，崇爻八社依附阿里山社；內優四社依附大武壠 社。55 這種依附型態想表達的，大概不是內優四社與大武壠社之間具有血緣或 地緣的關係，56 而可能是這些未歸化番社的商貿權利，也在承包大武壠社的社 商集團手中。57 如同詹素娟研究所示，新附番社所形成的社群關係，極可能就 是社商團體活動的空間範圍。58
原本在賦稅清冊所登載土番部落名稱，實際上的意義也與番產交易攸關。蔣 毓英《臺灣府志》即曾以「交易」為視角，將這些土番部落分為三類：第一，諸 羅縣之新港、蕭壠、目加溜灣、蔴荳、哆咯嘓、大武壠等社，因離府治頗近，多 從事耕田，亦能以錢貿易。第二，其餘番社，則以其所有之物，向社商交易布、
鹽、鐵之類的物品。第三，鳳山八社，因不捕禽獸，專以耕種為務，所以計丁輸 米於官。59
此外，《臺海使槎錄》留下細緻的記錄：「瑯嶠各社：所需珠米、烏青布、鐵 鐺，漢人每以此易其鹿脯、鹿筋、鹿皮、卓戈紋」；「卑南覓社：贌社貿易，每在
51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73。
52 藍鼎元，《東征集》，頁 19。
53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325。
54 雖然縣志作者說明這是《郡志》已有現象，但因社名俱不載，故今重新載之。
55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97-100。
56 洪麗完的研究指出，內優社雖經輸餉，但在清朝的分類中常被視為生番或化番。而大武壠社 為四社熟番，因在 18 世紀移居內山後才與內優等社發生關係。這也告訴我們也有一種可能是社 商的商貿範圍，也與原本番社的內在網絡有些許關係。洪麗完，〈清代楠梓仙溪、荖濃溪中游之 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4：3（2007 年 9 月），
頁 1-71。
57 此概念筆者曾在李文良教授講述臺灣開發史課堂，受其啟發影響。
58 詹素娟，〈贌社、地域與平埔社群的成立〉，頁 130。
59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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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沿海處所；約行程四、五日，始窮其境」。60 綜合上述，可推知山區、平原 番社的交易模式不同，平原一帶由商人常駐；61 山區偏遠番社，則是透過定期 交易的方式。
現在我們對社餉徵收的認知，就不單只是財政稅額與帝國領有部落的象徵，
其徵收的運作，是長期依附在從荷蘭時代以來土番部落與外界的交易機制。因此，
面對方志中歸化土番的記錄，該留心的並不是餉稅多寡或王朝教化的功績，而是 隱含在數字背後，由不同人群交易網絡所形成的社會實態。
二 、社商、通事交易體制改革
如上述，在社餉定額化前，繳納社餉的土番社，約可分為以錢貿易、善耕的 新港等社，以及獸產交易的番社兩類，社商們尚能衡量利潤，選擇承包番社。可 是定額化後，卻造成因番社物產不饒，社商不欲承攬的情況。如同首任諸羅知縣 季麒光的觀察：因為各社土地肥沃不定、戶口多寡不一，導致社商貿易利潤豐厚 不等；因此，有些貿易利潤薄弱的番社，社商並不願承包，即使縣官力勸，也依 然推諉。例如，加溜灣、蕭壠、蔴豆等社，戶少民貧，僅只有仰賴所產米穀貿易，
從前米貴，尚能貿易完課，現今米價低賤，高額的社餉，讓社商以無利可圖而不 願承攬代納餉額。62
實際上，在清領初期不少社商因為動亂離臺，致使社餉多無人包納。因此，
季麒光等官員才會極力要求中央降低番社稅額，以能順利課徵完納。從季麒光發 布的告示〈諭社商黃玉等文〉可知，表面上雖是希冀社商能竭力辦公，實際上卻 隱晦透露季氏降低賦稅，可能是來自社商黃玉等人施壓的緣故。63
社餉定額化後，由於無需每年叫贌，所以讓社商得以壟斷番社交易權，並形 成以「社商、通事」為核心的番產交易團體。這些既得利益者，不僅趨利避害，
也常魚肉番社，致使康熙 30 年代官員對社商、通事之流的印象逐漸轉為負面。
臺灣知府高拱乾認為官差於招商贌社時，常需索花紅陋規，以致社商轉而剝削土 番。再者，又因餉重利薄，社商不欲包輸，只能委由通事，名為自徵；然而，通 事的額外朘削，也無異社商。64
60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58-159。
61 據康熙 26 年臺灣府儒學教授林謙光《臺灣記略》也描述「商人所常泊之社，曰大武壠、倒咯 嘓、諸羅山、打貓社、他里霧、東螺、猴悶、西螺、南社...等社。」林謙光，《澎湖臺灣紀略》，
頁 56。
62 季麒光，《東寧政事集》，頁 197。
63 季麒光實際上也承受了不少社商的壓力，其告示寫道「在爾商歷年交販，曾有利益於前，本 縣初蒞茲土，既禁額外之徵，復缺額內之課，爾社商竟不相諒，終日磽磽，猶謂尚有良心者乎？
總由一人倡之，眾人附之，予官府以不得不從之勢，不能不於黃玉有深咎焉。」季麒光，《東寧 政事集》，頁 222-223。
64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16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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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誰來擔任社商？他們在這套交易機制中扮演何種角色？因採硫來臺的 郁永河有如下的描繪：
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 中。凡番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為脯，并取其皮；
二者輸賦有餘。然脧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己物...內地犯法奸民多夥長、
通事，熟識番情，復解番語，父死子繼，流毒無已。社商只不過是高臥 郡邑，催餉納課而已。65
這段史料，只透露社商不過是社課的承包者，他們並不長駐在番社。真正在部落 進行交易者是委由通事、夥長。儘管沒有太多資料可以顯示這群社商的背景，但 推測這群社商可能是府城的商人或由衙役充任，甚至是來自中國的投資商。如同 黃玉這樣的人，他們與官府應有緊密關係，才得以藉由社餉的認納，控制番社的 物產交易。舉例來說，康熙 40 年（1701）由福州府長樂縣典史調補諸羅縣典史 的楊永祚，同時也擔任上淡水社的社商，轄下有夥長許總、林周等人。66
這段史料，只透露社商不過是社課的承包者，他們並不長駐在番社。真正在部落 進行交易者是委由通事、夥長。儘管沒有太多資料可以顯示這群社商的背景，但 推測這群社商可能是府城的商人或由衙役充任，甚至是來自中國的投資商。如同 黃玉這樣的人，他們與官府應有緊密關係，才得以藉由社餉的認納，控制番社的 物產交易。舉例來說，康熙 40 年（1701）由福州府長樂縣典史調補諸羅縣典史 的楊永祚，同時也擔任上淡水社的社商，轄下有夥長許總、林周等人。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