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身分的崩解？岸裡熟番遷徙、入信與人群邊界
第一節 樸子籬社遷徙、地方記憶與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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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身分的崩解？岸裡熟番遷徙、入信與人群邊界
前章已敘說 19 世紀下半葉熟番身分制的鬆動與消解的過程。本章則試圖透 過岸裡社群兩個熟番部落為個案，說明外在制度結構轉換，加上部落階層化日益 明顯，不同階層的熟番，採取何種因應之道，因而出現不同生存策略的選擇。第 一節討論在乾隆年間已將社域擴展至東勢角界外，並在道光年間開始遷移至內山 埔里盆地的樸子籬社。現有論說，皆指向此次遷徙是樸子籬社弱化的表徵，而原 社地更成為以「粵東移民」為主的地方社會。但樸子籬社人是否真就如此遷徙、
消失，本節以「粵東移民」開發、熟番遷徙的歷史，反思番漢互動與地方人群的 歷史記憶。第二節以岸裡大社為例，說明同治年間以來基督教的入傳，而熟番基 於何種動因選擇了新信仰，此舉動是否改變了熟番舊身分所處地方社會的人群分 類？同時，也以道光年間遷徙苗栗鯉魚潭的內社為對照，試圖比較大社、內社部 落型態的差異，與受洗模式、信仰虔誠度的不同。第三節則是要討論 18 世紀以 來，官方政治意識的「熟、漢」、族群意識的「番、人（漢）」這兩組不同的分類 概念，在地方社會如何被熟番標舉、運用，以形成與他者的邊界。
第一節 樸子籬社遷徙、地方記憶與傳說
本節主要說明 19 世紀石岡、東勢角一帶的粵東移墾家族如何藉由家族記憶、
地方傳說來重述開發初期的漢、番關係，並藉由族譜資料，揭示熟番隱晦不明的 身分流動管道。
一、消失的樸子籬社？
據洪麗完的研究，樸子籬社人在道光年間伴隨著中部其他熟番遷徙的腳步，
遷移至埔里盆地。分居的情況如下：大馬僯社人移居愛蘭臺地，與烏牛欄、岸 裡社人混居；樸子籬社與岸裡社、葫蘆墩社、社寮角在埔里成立牛臥山社；其他 如大湳社等樸子籬社人，則又分別在埔里四庄成立部落（現今又稱四庄番，有蜈 蚣崙、守城份、牛眠山、大湳四庄），形成以樸子籬社為主軸的kaxabu認同。1 過往研究者都將熟番的遷徙活動，視為與漢人競爭失利所以遠走他鄉，甚至 是弱化的表現。2 先不論遷徙的理由為何，試問 19 世紀中葉才開始的遷徙活動，
1 洪麗完認為四庄番生活在眉、霧、邵族等生番周遭，且生活方式可共游獵，因此凸顯出族群差 異性，維繫我群認同。也就是說移居地的多族群關係與生活環境影響著我群認同意識的產生。
Li-wan Hung , “Uprisings, Migr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A Study of the Kaxabu in the Taiwan Borderland during the Qing”,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9:4(2014),pp409-448.
2 但若將遷徙活動放大至全島各族群來看，就可以輕易發現其實在 19 世紀以來因西半部的人口、
土地飽和，因而開始有不同的人群往內山移居，例如吳沙等人移墾蘭陽平原、姜秀鑾等人組成金 廣福大隘移墾新竹山區等。 這暗示我們 19 世紀中葉熟番集體的遷徙很可能不具任何的特殊性。
陳南旭，〈清代臺灣噶瑪蘭廳的成立與社會變遷(1786-182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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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讓所有樸子籬社人離開原居地？
表 6-1-1 明治 34 年樸子籬社域族群別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查ノ件（各縣廳、
二冊ノ一）〉冊號 781、文號 1。
由表 6-1-1，明治 34 年（1902）樸子籬社域內的族群別人數統計狀況：樸子 籬社原居地主要以粵東移民為主體，泉州、漳州人僅有 80、148 人而已；本研究 所關注的樸子籬社熟番，則紀錄 0 人。於此說明，在明治 34 年的官方調查視野 中，此地已不見熟番足跡。數據的呈現，似乎支持原居地樸子籬社番人因遷徙而 減少、消失的事實。而若從社地買賣情況來推估，證實樸子籬社番人在嘉慶年間 確實開始大量典賣持分的社地。另在道光 24 年（1844）的契約中，也可以看到 社寮社番加六烏打歪將沙連墩社地，以 350 大圓的代價，典給漢人劉清，理由就 是「移居彼社，乏銀應用」。3 這些契約史料，皆指向 19 世紀中葉樸子籬社人曾 為了遷徙他地，而出現典賣土地的情況。
可惜我們沒有任何統計資料，可以說明當時遷徙與留下的人數比例。雖然樸 子籬社域的大量番地已典賣給漢人，但日治初期的番小租調查資料曾留下些許線 索，指出樸子籬社番（包含部分岸裡社人）在此區仍保有高達 463.444 石的租榖，
分布範圍主要在新社臺地與樸子口一帶，乾隆中葉的移居地東勢角則已無番租保 留。4 由此可知，樸子籬社人在遷徙後，仍保有原居地的租權，甚至也間接透露 當地可能仍留有些許熟番居住的情況。5 不過，無庸置疑的是 19 世紀以來的樸
碩論，2013﹚；吳學明，〈北部臺灣的隘墾組織 ──以「金廣福」為例〉，《臺北文獻》，直字第 76 期（1984 年 12 月），頁 161-230 。
3 筆者田野採集，土牛劉耀坤先生提供〈劉文貢公派下文書〉。
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中廳名寄帳更正方ノ件〉冊號 4260、文 號 10。
5 筆者做如此的推估，主要是除非將名冊中上百位的番租所有人都視為不在地地主，否則我們就 很難否定可能還有少許的番人居住在當地的事實。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石岡區 大湳區 新社區 大茅埔區 東勢角區 校力埔區
泉州人 漳州人 廣東人 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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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籬社番，已因遷徙之故，在原居地成為相對弱勢的群體，甚至可能在後來逐漸 掩蓋自身的番人身分。
二、熟番遷徙與家族起源：土牛劉家為例
與熟番弱化的同時，19 世紀東勢角等區域逐漸轉成粵東移墾社會，那麼後 繼的漢人移墾者，又是如何表述、記憶這段「漢、番」互動的歷史？下文以土牛 劉家為中心，利用家族起源傳說，說明在怎樣的社會情境下，這群粵東移民選擇 何種文本，形成關於石岡、東勢地區開發歷史與「漢、番」關係的敘事結構。6
土牛劉家開基者劉元龍，原籍今廣東省梅州市豐順縣橫坑村人，康熙 50 年
（1711）渡臺於今嘉義縣柳仔坑經營置產，乾隆 13 年（1748）回籍。劉元龍生 有四子，分別為永萬、永順、永德、永秀。永萬生於雍正 9 年（1731），生有文 捷、文振、文度、文貢四子；永順生於雍正 11 年（1733），生有文進、文慶二子。7 據《[劉氏]來臺祖元龍公傳下族譜記》所記，劉永順曾在乾隆 19 年（1754）再 次來臺，轉往石岡經營雜貨鋪。8 而劉永萬雖同其胞弟永順來臺，但據口傳 資料，卻因雜貨店鋪失火，轉往東勢新伯公謀生。9
依第四章第三節所述東勢角的開墾歷史，轉往此地發展的劉永萬，很可 能是依附在軍工匠人或樸子籬社的羽翼下發展。由現存劉永萬派下子孫〈劉 文貢公抄契〉一冊（46 件文書，見附錄三）的契約內容來看，最早的文書是 乾隆 41 年（1776）永萬之子文振，向山頂社番斗八士大完以地基銀 30 大圓、
地租五斗的代價贌墾石岡庄土地。此外，其他契約大部分訂立的時間主要在 道光年間，此時段正是樸子籬社人內遷埔里盆地的發端。內容則是樸子籬社 群向劉家的典契或借穀字，典借的原因通常是乏銀別用，而典借金額則在數 十至數百元不等。熟番以過高的典金抵押土地，實際上是讓社地幾乎形同「絕 賣」的方式，交付給漢人。10
〈劉文貢公抄契〉證明了劉家在入墾東勢角的過程中，確實與熟番有密切 往來，甚至有土地典賣的記錄。但這種土地買賣的實況，反映在族譜記錄的發跡 傳說中，卻是另類圖像。以劉永萬派下劉文進家族為例，劉文進生於乾隆 36 年
（1771），又名為啟成、啟東，曾捐納為例貢生，為石岡地區 19 世紀初期重要仕 紳。
劉永萬在石岡地區的定居，留有一段「無嗣屋」的傳說：劉永萬見石岡街上
6 關於文本與情境結構的概念，源自王明珂的研究。在此要強調的不是家族起源故事的歷史真實，
而是在如何的社會情境下，當地客家人利用這些傳說記憶，試圖去表明何種族群關係與現實利益。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出版社，2015），頁 166-212。
7 田野調查所得，土牛劉耀坤先生提供〈劉元龍祭祀公業記事冊〉。
8 劉庸編，猶他家譜協會藏，《[劉氏]來臺祖元龍公傳下族譜記》，編號：1391678。
9 田野調查所得，土牛劉耀坤先生提供〈祖譜記事（嘉洲藏）〉。
10 田野調查所得，土牛劉耀坤先生提供〈劉文貢公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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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店鋪空屋一間，屋內只有遺留神祖牌外，並無他人。當時因自身疾病纏身，又 欲從事雜貨店生意，遂入住做起商貿生意。至今家族仍留有「屋內有祖牌無嗣屋，
有屋而無祖牌就是地居主；住無嗣屋的人同樣同自己的屋，同樣來祖牌燒香點燭 祭拜，有拜有保護，自然都有住的平安賺錢無事，居住無嗣屋的人變成此屋的屋 主了。」11
劉文進的故事，則是另一段關於雜貨商買賣致富傳說。依據族譜記載：劉文 進以販賣豆腐、雜貨為生，因待人客氣，遂有「豆腐進」稱號。其發跡傳說是在 唐山地理師「蚤母仙」的指點下，於土牛界外的金星面地區，尋得「美人照鏡」
地理穴，並將母親陳媽葬於該處，因而發財。某日熟番與漢人衝突，發生械鬥。
由於漢人至官府控訴，官方欲派兵鎮壓，熟番聞訊紛紛變賣田產，欲遷移埔里。
因為豆腐進平時與熟番頗有交情，很多熟番優先以便宜價格賣地給他，甚至只換 得些許米糧、菜圃干。劉文進從此富賈一方，田地在大甲溪西土牛至石岡水田，
約有十分之五、六皆為其所有。12
面對上述兩則族譜記載的劉永萬父事蹟，該如何解讀？雖然這類傳說可能是
「虛構」或「臆造」，但我認為敘述這些故事的人，不但從中看到「真實」，也「相
「虛構」或「臆造」，但我認為敘述這些故事的人，不但從中看到「真實」，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