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前玉器研究簡述

（一）早期對玉器的認識

台灣在日治時期很早就有發現史前玉器。1896 年粟野傳之丞在芝山岩拾 獲石器，被認為是台灣考古的開端。1897 年伊能嘉矩就連續於「東京人類學會 雜誌」刊登相關的考古研究，其中也有許多開始對圓山貝塚進行的調查與研 究。1911 年開始，學者陸續發表圓山貝塚的內涵。就我們現在對圓山遺址的認 識，該遺址蘊含大量的玉器，學者不可能未發現任何玉器；但是在早期由於對 地質、礦物的認識較為有限，日學者並未意識到「玉器」，而多用「磨製石 器」概括相關石器的指稱。所以在早期，雖有不少學者提到台灣的史前石器，

卻未見對其石材礦物進行分類描述，更少見「玉器」一詞。譬如古家實三的

〈臺灣石器時代遺品圖譜〉（1925），最後一頁：白守蓮發現的磨製石斧（石 錛）應該就是閃玉質石錛。但是該文也對「玉」未置一詞；除一件石材判斷為

「綠色大理岩」，倒是對圓山不少石斧判斷為安山岩、玄武岩。

圖 47：文獻最早記載的「玉器」（古家實三 1925）

1931 年，宮本延人發表 1929 年發掘花岡山遺址的成果〈花蓮港花岡山の遺

亞に於ける管狀穿截器文化〉（在東南亞的管狀旋截器文化）（鹿野忠雄 1946：215-226）與〈東南亞細亞に於ける有角玦狀石輪〉（在東南亞的帶突起 石環）（同上：227-234），明確針對台灣的史前玉器進行深入比較與研究說 明。所謂的管狀穿截器文化，指的是玉環的製作工藝技術；「有角玦狀石輪」

指的則是「帶突起玉玦」。在該書中，已經確認台灣存在大量的「玉器」，且 材質認定也出現「軟玉」（但也不排除「硬玉」）。

圖 48：宮本延人發掘花岡山遺址出土石器一

（宮本延人 1931a：69）

圖 49：宮本延人發掘花岡山遺址出土石器二

（宮本延人 1931a：70）

鹿野忠雄以花蓮平林遺址為例，認為玉環的製作方式呈現出鐵器時代的特 徵，是第一個針對玉器所處的時代做出推論的文章；另外，該書中將東部帶突 起玉玦與蘭嶼、菲律賓與東南亞作比較，說明台灣玉器製作方式可能的來源，

與文化交流可能存在的方式等，亦為今日相關研究的基礎石。

圖 50：鹿野忠雄推測東南亞帶突起玉玦的傳播圖

（鹿野忠雄著，宋文薫譯 1955：31）

戰後台灣史前玉器的研究，隨著鹿野忠雄的離開而沈寂。雖然台灣考古的 資料逐漸以爆發的姿態累積，但是並沒有（或很少）針對史前玉器作為研究的 對象。如劉茂源「花蓮縣平林遺跡調查初步報告」（1954），也將大量的綠色 石器歸為「蛇紋岩」。台灣玉器的研究，一直要到卑南遺址的搶救發掘與研 究，才重新浮上人們的視線之中。

總結台灣早期玉器相關的研究成果而言，早期許多研究未提及「玉器」，

應該是不認識「玉」材質所致。第一個「玉器」出現是一張手繪線圖，屬於台東 白守蓮遺址（古家實三 1925），但標示為「綠色大理石質」。

台灣第一個經發掘出土玉器的遺址，應該是花蓮花岡山遺址（1929 年發 掘），但是發表時間為1931 年（宮本延人 1931a），材質被歸類為「蛇紋 岩」。

第一個確認有「玉器」（玉鈴鐺、青琅玕的小玉、管玉）的文獻資料是墾 丁遺址（1930 年發掘）（宮本延人 1931b）。但是當時人以為精美的玉器裝飾 品是外來的。

第一個以玉器作為研究的對象，可以算鹿野忠雄的對東部、蘭嶼作出相關 的管狀旋截器與帶突起玉玦相關研究（鹿野忠雄 1946）。其開啟了台灣玉器研 究的大門，但是當時並未引起持續的研究與討論，戰後也沈寂了數十個年頭。

在戰後，玉器的研究由卑南遺址的發掘與研究重新開啟研究的大門，再至 今日成為逐漸普遍受到重視的開花成果。

（二）戰後迄今的台灣史前玉器研究

戰後對玉器較早有條理進行玉器研究的文章，當屬於黃士強教授對於玦的 研究（黃士強 1975）。該篇文章整理了全台灣玉玦的資料，並整合中國大陸出 土玉玦資料，勾繪出東亞玉玦的發展脈絡，不論在台灣或是大陸，都是早期研 究玉器發展的最重要成果。

連照美教授發掘卑南遺址，重新開啟台灣對史前玉器的認識與研究的風 氣。卑南遺址發掘報告及其相關研究成果，先後收錄於《台灣新石器時代卑南 研究論文集》（連照美 2003）、《卑南考古發掘 1980~1982—遺址概況、堆 積層次、及生活層出土遺物分析》（宋文薰、連照美 2004）、《卑南遺址發 掘1986~1989》（連照美、宋文薰 2006），以及《臺灣新石器時代卑南墓葬 層位之分析研究》（連照美 2008）。而針對玉器進行的研究，如〈卑南玉器 研究〉（連照美 1998）開創了卑南玉器的研究。連照美首先將卑南玉器進行 整理與分類的工作，並在該文結論針對相關工藝行為進行討論，強調卑南玉器 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在探究玉器材質與來源上，也開啟了大量的礦物分析研 究，如連照美、譚立平、余炳盛在1997 年發表〈台灣卑南遺址出土玉器材料來 源初步研究〉，確認了玉器的礦物材料為閃玉（nephrite）。在 2008 年，連照 美教授重新為文〈卑南「玉器工業」研究〉（2008），但是該文僅簡單提及卑 南玉器的輪廓，及相關概念性的問題（如玉材質的辨識，「真玉」、「假玉」

的概念等等）。

早期除連照美教授的卑南玉器研究外，陳仲玉教授〈台灣史前的玉器工 業〉（1998）對台灣史前出土玉器的遺址進行全面性的整理工作，對於玉器的 分佈、全台灣玉器的種類、玉器工業中心及其擴散問題，以及台灣史前玉器工 業的來源，都進行了整理、討論與分析，是當時最具有全貌觀的玉器研究成 果。

在卑南遺址發掘結束之後，富山遺址在1994 年也由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洪曉純的碩士論文《臺灣、華南和菲律賓之石錛研究》（2000），雖然並

尚具有對外輸出的經濟利益（郭素秋 2017）。關於該論點，與本論文所提「商 品化」的概念不謀而合。

2014 年郭素秋發掘花蓮縣壽豐鄉重光遺址，並針對該遺址 2 個文化層進 行討論，重點也相當大程度放在玉器的研究，結論以出土層位揭露2 個時期製 玉技術的差異（下層僅有切割；上層有圓形旋截技術），也確認花岡山文化作為 新石器晚期而言為重要的生產者角色；但同時也強調玉礦區人們對石器與玉器 的製作，很大一部分是滿足聚落自身的農業或漁獵等其他生業型態之所需；玉 器的製作似乎對史前人們並無特殊宗教意涵，而僅是許多考量下選擇的石材之 一類，但亦有對外輸出的利益。最後，該文重新強調石材的取得，應為山礦開 採的結果（郭素秋 2015）。針對該文所做的許多推論，有著相當堅實的發掘成 果作為後盾，是為近年重要的玉器研究成果之一。但是「山礦開採」的推論筆 者持保留態度。

另一個具有啟發性的研究成果，為郭素秋的〈中部大坌坑式陶器的內涵－

以彰化牛埔遺址為例〉（2016）。該研究揭示了新石器時代中期台灣中部的牛埔 遺址，出土十多件大型的帶切割痕扁平玉材，進一步說明牛埔遺址可能為台灣 中部的一個玉器工坊遺址；也說明台灣在4,000 年前或更早，中部和東部玉礦 區之間已經建立了一種或多種玉材交易的管道和方式。再由中部出現玉材或玉 器的遺址多出現在海岸或是河川附近，推論玉材和石材可能經由船運的管道，

經濟利益應遠較陸地運送為高（Ibid：24-25）。該文對新石器早、中期的玉器流 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野，也為當時玉器商品化提供更堅實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