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試論玉器消失的原因
第三節 斷層說
引起我注意的一點,是三和文化在卑南遺址的表現,有著相當驚人的一個 現象:「初期三和文化在卑南遺址已無玉器之使用」(葉美珍 2005:23)。
這讓筆者不禁重新思考,玉器在三和文化初期的「消失」,是否適合以「玻璃 珠取代玉器」作為鐵器時代的最佳的註解。
Thomas 討論大洋洲社會與西方殖民地接觸時,強調當地社會對於外來物 質的採借和使用有其主體性,而不是全然沒有反抗能力或沒有主體意識的被動 者。許多田野資料顯示,地方社會認為重要或是不可讓與的物資,不會輕易進 來與外人交換;而對外來物資的採借和挪用,也有其內在的考慮與選擇;我們 必須掌握在地族群的文化邏輯,才能理解當時族群互動和物質流動的歷程
(Thomas 1991)。一個社會通常不會全然被動地接受外來物資;而主導接受 外來物資有常常與資源再分配有關,亦即,常常由掌握資源者(年長者、頭 人)掌握的外來物資的再分配。所以,掌握外來物資多有助於階級聲望的穩 定,而非瞬間破壞原有的階層與權力結構。這便與東部新石器時代末期—鐵器 時代初期的現象結果大相逕庭。
以下,本論文試著以「遺址數量」、「文化斷層」與「間接證據」,說明 玉器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發展,應為「消失」而非「取代」。
(一) 遺址數量
重新檢視新石器晚期到鐵器時代之間的演變過程,趙金勇在討論東海岸長 濱地區史前遺址空間分佈時,曾注意到長濱地區自素面紅陶期之後,遺址從擴 張到消逝:「距今約3,500 年前後,人口突然快速增加而到巔峰,繁榮了數千 年,隨後似乎每況愈下」(趙金勇 2000:37);而吳意琳在蒐集、比對臺東 海岸遺址的資料時,除詳細區辨大坌坑文化、類大坌坑文化、東部細繩紋陶文
化(富山文化、大坑文化)、卑南文化等,也赫然發現東海岸文化的空白地 帶。「素面陶以後的鐵器及金屬器時代,由於資料較少,文化類型多,各研究 者定出的年代也各有早晚不同,然環顧研究者的資料,在2,000-1,500 B.P.之間 的遺址資料竟然接近空白…」(吳意琳 2011:13-III-9);「新石器晚期到鐵 器早期在數量與密度上有著明顯不連續情形」(Ibid:13-III-10)。進一步研究 其相關的脈絡與現象,吳意琳發現除鐵器早期之外,其餘所有遺址大部分卻偏 好在50 公尺以下;鐵器早期的遺址有明顯縮減的趨勢,並有移往縱谷區的趨 勢,但多位於階地高處,少在縱谷低處,而使鐵器早期(2,000-1,000 B.P.)呈 現了一個比較特別的趨勢。但是吳意琳著重於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形成過程研
(二) 文化斷層
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在台東與宜蘭,都在新石器晚期因為環境變遷,而 造成文化斷層的現象。在花蓮花岡山遺址(花崗國中)的發掘成果(2010b)
中,也發現「花岡山上層文化」與「花岡山文化」之間存在一個著一個斷層:
金屬器時代人對於用玉的概念已經完全不同,攻玉的技術與處理一般石材大
體相同,沒有切鋸管穿等技術,玉器的種也萎縮到只剩下斧鋤錛鑿為主,製作上
僅就採集的石片打剝後略磨出刃,器身薄、刃部小。玉對於「花岡山上層文化」
的人們來說,只是另一種綠色的石材罷了。相較於新石器時代花蓮地區史前文
化,對於攻玉的專精和製玉的品類繁多,可以說對於玉材在認知上的一種斷裂。
(劉益昌、趙金勇,2010b:217)
玉對於花岡山遺址上層類型的人們來說,只是另一種綠色的石材罷了。相較
於新石器時代花蓮地區史前文化,對於攻玉的專精和製玉的品類繁多,可以說對於 玉材在認知上的一種斷裂。(劉益昌、趙金勇 2014:289)
在花岡山遺址上層類型,玉飾品基本上完全消失,而曾經存在的大量玉磨製工 具也簡化為簡單的打製斧鋤,趙金勇先生其後提出〈花蓮北段金屬器早期考古 文化的破裂與連續:一個初步構想〉(趙金勇 2016),也提到在2,300–2,000 B.P. 的階段,這個一脈發展的陶器傳統突然中斷,而為新的文化取代。可以 說,花蓮北段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工藝文化要素,到了金屬器時代幾乎完全沒有 存續下來。人們仍可以採集到閃玉,但是工藝行為的消失,顯示出鐵器時代與 新石器時代之間早期最大的差異。
同樣的現象,重新檢視台東的三和文化的用玉情形,也可以發現類似的現 象。舊香蘭遺址海岸區的發掘結果,雖然在陶器傳統、石板棺墓葬行為有明顯
延續卑南文化的現象,但是舊香蘭遺址墓葬中僅出土15 件玉質陪葬品(都是小 型的管珠),文化層出土14 件玉器,包括 4 件玉耳飾、3 件管珠、2 件錛及 5 件玉廢料(李坤修 2010:141),數量極其稀少。筆者認為就玉器的型態而 言,玉器型態大部分在該時期沒有出現明顯與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差異,即使有 少數玉器疑似來自於平林地區(Ibid),但是數量上也顯得極為稀少。出土 2 件三突脊玉耳飾,來源可能為東南亞其他地方。再者,以該遺址大規模搶救發 掘,文化跨越近1,000 年的跨距而言,上述玉器數量(共 29 件)實在過於稀 少。筆者推測玉器可能主要來源可以有二:1. 地表採集而來,這在今日也常見 的地表採集行為,要採集到上述數量不成問題;2. 傳世物件繼承而來,這也常 在今日的原住民文化中可見。現今原住民仍保留古老的玻璃珠、裝飾品等作為 其身份、地位的象徵物,或是強調期文化正統性的象徵性物件;3. 海外傳入玉 器,如三突脊玉耳飾可以說明其可能性。
(三) 其他間接證據
關於東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發展,已經有愈來愈多的證據,說明當時 人們恐怕面臨相當不利的惡劣環境。以卑南遺址為例,該遺址出土大量的石板 棺、精美玉飾等,該文化並被視為高度發展的部落。考古資料顯示,最後一批 居民約在1,900 年前離開了卑南地區,往後的 1,000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兒 以及鄰近的花東海岸,都度過了一段文化的空窗期;人口與聚落數落急遽減 少,工藝技術退步,玉文化的盛景不再。這麼大的聚落為何荒廢、消失?(謝 孟龍 2012)地質學家謝孟龍提出由地質研究解決的新方向。
謝孟龍先生跳脫了考古學家的傳統思維,筆者覺得最有意義的,是他問 到:「『鐵器』的使用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轉捩點,…可是,看起來鐵器並 沒有壯大卑南的先民族群,更沒有挽救其後的衰亡。(Ibid:69)」對此,謝 孟龍針對「古洪水、古山崩、古土石流」進行討論的可能。該文也提及,都蘭
山下上百公尺厚的土石流礫層,碳十四定年資料顯示該礫層約堆積於2,200 至 2,700 年前,表示此時都蘭山曾發生大規模的山崩、土石流(Ibid:71)。
在葉長庚的論文中,也提到氣候與環境對史前聚落影響之擬測(葉長庚 間,導致卑南遺址卑南文化的終止。(Ibid:147)。另由於 2016 年尼伯特颱 風的侵襲,卑南遺址由檳榔四格山沖下許多礫石,對比於地層中出現於卑南文 化層上方的沖積礫石層堆積,大致可以推論其形成原因為天候的變化,也由地 層中顯示卑南文化於發展過程中少有如此明顯的天然的災害(Ibid:148)。
康芸甯在進行卑南遺址的矽酸體研究分析後,發現在卑南遺址的文化層
持續較長的時間,一直到1150 年前左右才趨和緩,之後開始一段氣候較為適宜
面陶文化層之上,也發現了土石流的崩積層(陳有貝等 2016)。對此,姚書 宇援引白奇林(2008)曾針對花東地區主要發生土砂災害之四集水區(壽豐 溪、秀姑巒溪、知本溪與太麻里溪)利用衛星影像及地理資訊系統套疊集水區 之高程、坡度、坡向及地質圖層,分析出四集水區崩塌地的特性有幾點:
1. 多分布於高程 1000 – 2000 m(秀姑巒溪集水區之崩塌地則分佈於 300 – 600 m)。
2. 坡度為 30 - 60゜。
3. 坡向以東南方、南方為主。
4. 地質則以大南澳片岩居多。(引自姚書宇 2016:174)
筆者在2014 年發掘富源遺址時,也親眼見證富源遺址深厚的土石流堆積 層,而柱狀單石作為新石器時代史前建築材料,斜插在土石崩積層中,顯示土 石流發生之時,也夾帶當時大量的建築結構,將當時的聚落直接淹沒摧毀。
圖 101:富源遺址發掘探坑地層
表土層 上文化層 崩積層
下文化層 穿孔石板
柱狀單石
柱狀單石
一項在花蓮縱谷北段的地質學研究,以鑽井方式對鯉魚潭進行8 公尺的鑽 晚期大湖文化,經南科經年發掘研究成果顯示,大致可以區分為大湖期(3,300-2,800 B.P.)、烏山頭期(晚期大湖文化,經南科經年發掘研究成果顯示,大致可以區分為大湖期(3,300-2,800-2,000 B.P.)以及魚寮期(2,000-1,800 B.P.)
(臧振華等 2006:71-74)。根據曾文溪南北包括西寮遺址、南科園區遺址的 試掘地層中,均可發現大湖文化與蔦松文化之間均隔著一層不毛的地層,而西 寮遺址的大湖文化魚寮期與蔦松文化的鞍子期的地層,經常距地表不深,約僅1 公尺左右,與一般習見的大湖文化地層距地表深度動輒4-5公尺相比,相異甚大
(顏廷伃 2010:1-2-20)。
參考3,000-1,000 B.P.研究區域海岸線與曾文溪流路變遷的研究,顏廷伃認 為曾文溪大內至蘇厝之間曲流形成年代,可能導致曾文溪未見於歷史文獻的河
由於新石器晚期台灣東部可能已經進入農業社會、階層社會,是一個相對 高度進化的社會環境。但是歷史也告訴我們,愈是高度發展的社會,愈是經不 起嚴重的天災人禍。比起散居、小族群的狩獵採集族群,農業社會更經不起天 災、人禍所造成的致命性摧毀結果。筆者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玉器,即是 消失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之中。
第四節 小結
關於文化變遷的相關研究指出,謝艾倫觀察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的外 來陶瓷器在進入淇武蘭遺址所造成的影響與現象,認為人們對外來物質的消費
關於文化變遷的相關研究指出,謝艾倫觀察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遺址的外 來陶瓷器在進入淇武蘭遺址所造成的影響與現象,認為人們對外來物質的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