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東部新石器中、晚期文化的發展

件墓葬都是仰身直肢，頭向南偏西30 度；甕棺則是嬰兒的葬具。在石板棺中未 提及陪葬品，該遺址目前的玉器資料也僅有1 件玉錛。從墓葬資料而言，出現 比例上偏少的石板棺，石板也非當地的石材，何傳坤認為或許代表當時社會已 經開始分化（何傳坤 2007：8）；而未見陪葬品，可能當時一來玉器尚未作為 陪葬品；二來嶺頂II 號遺址的社會分化也相當有限。此外，在富山遺址的石板 棺中，也尚未發現玉質陪葬品（李坤修、葉美珍 1995）。

這個時期重要的玉作坊遺址，有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下層文化與重 光遺址下層文化。郭素秋在2014 年發掘結果，認為下文化層尚未發現管狀鑽鋸 的現象，仍以打剝、直線切鋸、磨製、實心鑽孔為主，但是除了工具類玉器 外，下層還出土1 件玉管珠（郭素秋 2015）。重光遺址東部繩紋紅陶文化的 相關定年結果，集中在4,000 B.P.與 3,000 B.P.兩個年代（劉益昌、鐘國風 2014：160），但是有層位倒置的疑慮，所以作者認為應以 4,000 B.P.前後為 主；郭素秋區分上、下層文化層，上文化層為花岡山文化層，下文化層歸類為

「大坑文化」（即「東部繩紋紅陶文化」的北部類型），推測在4,500–3,400 B.P.（郭素秋 2015：166）。

台東富山遺址調查研究出土加上採集共72 件玉廢料，製作標本上帶有製 作時產生的切割痕是最大的特徵。另外，富山遺址出土3 件玉耳飾、1 件管 珠，與1 件玉墜飾，全出自探坑中。１件為圓形，2 件為方形。由於該遺址的 定年結果為4,580 ± 50 B.P.、3,870 ± 40 B.P.，而玉器（尤其玉飾）的型態又與 卑南文化方形玉器並無二致（李坤修、葉美珍 1995：52），而相同的現象，

也同時見於台東多良遺址出土的方型玉飾（李坤修 2014：54-55）；所以研究 者李坤修認為，卑南的方形玉飾是從富山文化玉器傳統發展而來。

圖 86：富山遺址出土玉飾

（李坤修、葉美珍 1995：87）

圖 87：台東下多良遺址出土方型玉飾

（李坤修 2014：55、67）

（二） 東部新石器晚期文化玉器發展狀況

147）。郭素秋將上述閃玉材質所占該類型器物的比例算出，閃玉質器型斧鋤形 器占23.5%；斧錛形器占 100%；錛鑿形器占 95%；鏃形器占 88.9%。玉器廢料 僅見1 件石圓芯，材質為蛇紋岩，可能該地當時尚未具備管狀鑽鋸的工藝行 為。

荖山遺址無切確定年結果（劉益昌等 2018：319 頁下註），研究者判斷 為花岡山文化晚階段²⁰，年代可能在2,800 – 2,600 B.P.左右。該時期玉器工藝仍 以打剝法、鋸崩法為主，未見管狀切鋸，但是出土1 件人獸型玉玦（殘件）與 玉耳飾，作者認為這是工匠打剝玉片再行啄製而成。

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上層，定年數據為2,500 – 2,100 B.P.（劉益昌 等 2018：322），並整理出該文化發展出高比例與數量的塊狀玉核或圓芯，顯 示玉器工藝趨向專業分工與系統化製程，是玉器工藝的高峰期。但是該遺址的 年代與文化歸屬也存在許多矛盾。

以下為該遺址歷年定年結果：

20 在 2018 年《花蓮縣史前玉器製作工坊群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劉益昌等 2018）中，作

表 5：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歷年定年資料（劉益昌等 2012：240-241）

依據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歷年定年資料（見上表，劉益昌等 2012：240-241），該遺址的年代仍然集中於 2,300 B.P.，除二則孤例（NTU-2784、NTU-2787）之外沒有定年在 2,100 B.P.以內。劉益昌認為，支亞干（萬

劉益昌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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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平林）遺址存在「平林類型」，年代約2,500 – 2,100 B.P.，該文化類型的 定位如下：

其特色為以直線切鋸和圓形切鋸旋截的方式製作大量的玉器和玉飾品，值得

觀察的是相對出土高比例與數量的多邊形塊狀玉核或圓柱狀玉核，顯示玉器手工藝

製作更趨向專業分工與系統化製程，平林類型階段可以說是玉器製作的高峰期。

（劉益昌等 2018：322）

但是關於該遺址的玉器工藝應置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是「鐵器時代早 期」，目前有一些爭議。除了該定年結果出現許多2,300 B.P.以內的結果，顯示 可能已經進入鐵器時代；NTU-2784 的定年結果校正後更是在 1,053 – 1,301 B.P.，直接顯示為鐵器時代的年代。依據 2004 年國立史前台灣文化博物館李坤 修先生發掘的結果（李坤修 2010），不但說明該遺址存在鐵器時代文化層，

而且最重要的是該遺址出土大量的「方型玉料」與「圓柱狀玉核」目前在新石 器時代晚期並無相應的遺址消費地（見圖111、圖 114）；而該遺址出土的大量 細肉型素玦（見圖124）也非卑南文化的玦類主流，卻與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細 肉素玦相對應。所以該遺址的主流工藝技術年代歸屬，似乎仍有許多可討論的 空間。

不過就「細肉型素玦」的類型學比較分析而言，在筆者曾經發掘過新石器 時代晚期的花岡山遺址、富源遺址都曾經出土該類玉飾遺物（見圖22、圖 41、圖 42），可見該類玉飾品可能不僅出現在鐵器時代的三和文化，在新石器 時代晚期的花岡山文化、縱谷麒麟文化也為重要的消費對象。

麒麟文化以富源遺址為例，該遺址出土的玉器，以14 件錛鑿形器與 16 件 矛鏃形器為最多；其次為2 件打製玉質斧鋤形器、2 件玉刀與 2 件玉環殘件

（陳有貝等 2016）。該遺址未出土墓葬，但是由高寮遺址曾經出土石板棺，

麒麟文化除了岩棺作為可能的葬具，石板棺也可能為當時採用的墓葬方式（參 見 葉長庚 2014：62、96）。

在花東海岸的麒麟文化遺址除了出土大量的閃玉質的玉質工具之外，也出 現不少以變質基性岩（俗稱「西瓜石」）製成的石錛。這當然與東海岸本身的 地質條件有關，該變質基性岩為當地可採集的岩石，硬度高且色澤為淺綠色，

如筆者調查膽曼遺址，該遺址出土2 件閃玉石錛，地表採集 1 件變質基性岩石 錛，在「玉錛」比例上約佔1/3。由於該岩質沒有片狀節理，所以在製作上必然 不易做片狀的打剝動作，所以未見變質基性岩製作的「箭鏃」或是「飾品」。

目前尚未發現該類石錛的製作廢料，僅能推測該石錛的製作以「磨製」為主，

可能缺乏直線切割技術；進一步推論，該類石錛可能為海岸族群仿閃玉錛的外 型（淺綠色錛形器）磨製加工而成。

圖 88：變質基性岩（西瓜石）石錛

（尹意智 2014：136）

卑南遺址之卑南文化層距今約3,500-2,300 B.P.，為最大量使用、消費玉器 之文化，厚度可達2.5 至 3 公尺。由建築、墓葬與器物復原之卑南文化可能因 地利掌握板岩及玉器兩大資源，建立起大型聚落。（參考 葉美珍 2005）不同 於同時期的麒麟文化、花岡山文化，卑南遺址的玉器研究是相對數量較多、研

究深度較為完整的。如1980~1982 年的生活層面的發掘成果而言，矛鏃形器玉

（連照美 2008：200–204）。根據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後續的發掘研究，

以建築遺留出土之素面陶進行熱釋光年代測定，第三期的年代應該在2,800 – 2,300 B.P.左右（葉美珍 2010a：181）是較為合理的。

至於卑南遺址玉器的來源，作為台灣史前玉器中心的卑南遺址，目前為止 總共出土超過5,000 件玉器標本，其種類包含鈴形玉珠、環形玦、四突起環形 玦、長型耳飾、兩翼形耳飾、人獸形耳飾、多孔連環獸形耳飾、兩端帶孔玉 棒、玉管、管珠、手環、喇叭形手環、玉墜、玉璧等裝飾品，玉錛、玉鑿、玉 斧等工具及玉鏃、玉矛頭等武器，種類將近二十種。但這些玉器大多是石板棺 墓葬內的陪葬品，只有少數出現在文化層，且文化層中出土的玉廢料並不多，

也不見玉作坊的遺跡或大量製玉的工具，因此卑南遺址是否為史前玉器的生產 地也備受質疑。反觀位在台灣玉產地附近的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因出土 大量製玉廢料，而被視為卑南文化玉器的可能來源（臧振華 2005）。

但是也不可否認，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所生產的玉器與卑南遺址卑 南文化的玉器仍有許多失落的環節（Missing Link）。如卑南豐富多樣的裝飾 品，在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卻僅有零星對應的玉器可以連結；方形玉耳 飾也極少在支亞干（萬榮・平林）遺址可見到相近的製造痕跡。兩者究竟以何 種方式產生連結，目前仍有待更多的證據加以說明與論證。

（三）小結

綜合上述新石器時代中期至晚期的玉器發展，可以很清楚看出玉器從簡而 繁的發展軌跡；從新石器中期開始，各地開始出現以錛鑿形器為主的玉器，並 出現玉質矛鏃形器，極少量管珠等飾品（重光遺址下層）等，但是尚未發現墓 葬陪葬品；新石器時代晚期，各地玉器仍以錛鑿形器為主，但是花岡山文化出 現以玉質裝飾品作為陪葬品，麒麟文化遺址也出土大量的玉質工具，且出現以 變質基性岩做成的綠色石錛作為玉錛的材料；卑南遺址出現目前最大量的玉 器、玉裝飾品，顯見對該質地器物的掌握性相當高。

圖 89：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重要玉器出土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