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風險社會

由資訊科技開展而來的全球化進展迫使各國不斷提升自我競爭力，二十世紀末將 戰場延伸到生物科技、奈米科技與光電科技等領域，對人類生活產生巨大的轉變，更 是帶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歐美先進國家雖在這波浪潮中搶得先機，其他開發中國 家不甘示弱紛紛急起直追，逐步跟進，台灣也是其中一員。加入全球科技競爭行列，

使得科技風險危機隨之而來，這些科技產品雖然為人類帶來極大的便利性與效率，卻 隱藏高度不安全性，挑戰人類既有的社會秩序。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科技風險不只跨越邊界和時空距離限制，同時跨領域衍生為 生態、健康和社會風險，此時風險已經從單純、單一學科、同質性的危機，轉變為複 雜應用、跨學科、異質性、多元性的問題（周桂田，2008）。風險社會不再只是政府或 專家的責任，原本信賴專家系統也起不了作用，涉及多元複雜的社會價值或社會公平 性問題，是每個人都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需要共同監督與支持，尤其在全球競爭激 烈的狀況下，若固守傳統以專家為核心的思維模式，勢必導致高度衝突的全球化風險，

將風險擴散殃及每個國家，當然也包括台灣在內。

以生物科技為例，1980 年代世界各國爭相投入生技產品的研發，廣泛運用在醫 學、製藥、農業、環保等領域，並將其商業化，至 2001 年全球生物科技的營業額為 3,730 億美元。台灣吸取先進國家經驗逐步發展具本土化的生物科技產業，1982 年行 政院將生物科技列為八大重點科技之一，1999 年政府投入生命科學基礎研究及生物科 技應用研究的經費約為 45 億元（黎耀基，2001）。生物科技是源於重組 DNA 和細胞 融合等技術的確立，涉及基因培育改造工程技術，研發形成的產物一旦未經嚴格管制 散佈出去，可能造成自然環境嚴重損害。基因食品對健康的疑慮也是爭論不休的議題，

生物科技的環境或健康風險提高了大眾的風險意識。雖然台灣目前的生物科技產業以 原料藥、製藥、畜用疫苗、花卉與生物性農業為主要發展項目，然台灣進出口貿易發 達，加入 WTO 後大量輸入農產品和基因食品，對台灣的生物科技風險亦有所影響，

進一步將全球化風險轉化為台灣的在地化風險（周桂田，2000；2002b）。

壹、 台灣風險社會因素

高科技產業是台灣近年經濟發展倚賴的重點，政府不遺餘力的協助電子製造業 發展，從 1980 年代開始在北中南部開發科學園區，促成半導體與光電產業聚落的興 起，顯示科技產業與國家政治經濟狀態的緊密連結，也確實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及 科技資訊業的榮景，只是經濟繁榮的背後潛藏著無法解決應對的風險危機。

一、 不可預測之科技風險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2010）的資料顯示，2009 年第四季我國的產業結構以服 務業的 67.14％為最大宗，其次是工業的 31.37％，經濟發展形態已轉為以服務業為 主的經濟形態。1960 年代實施進口替代政策以勞動密集產業為主，將農業剩餘人 口投入工業生產，一方面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同時也使台灣的工業產品順利進入 國際市場。1970 年代則以電子、紡織原料等附加價值產業為主要，發展資本密集 產業，並於 1973 年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奠定日後科技產業之基礎（陳貞如，1997；

何錦堂、羅達賢，2000）。

1980 年代傾向選擇市場發展潛力大、附加價值高及汙染程度低的機械工業、

資訊工業、生技工業與材料工業，政府在租稅與貸款方面的優惠吸引海內外華人 投資高科技產業，加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政府於 1980 年設置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除了積極網羅高科技人才，激勵國內工業研究創新，還明定科學工業範圍內有稅 捐減免的獎勵及廠房土地優惠。爾後著手規劃台灣包括發展通訊、資訊消費性電 子、半導體、精密器械與自動化、航太、高級材料、特殊用途化學及製藥、醫療 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項新興科技產業。其中電子材料工業、資訊硬體工業及半導 體工業更包辦我國高科技產業規模的前三名，歷經不斷學習、研究、創新開發，

提升技術，終於擠身為世界第三大資訊業及第四大積體電路業國家（陳貞如，

1997；黃昭謀，2006；何錦堂、羅達賢，2000）。

台灣電子資訊產業以代工製造為多數，其獲得的附加價值較低，再加上逐漸 崛起的低開發國家加入了國際競爭行列，過去的產業經營模式已不足以支撐台灣 經濟成長所需，唯有不斷的創新研發，才有可能獲得高附加價值的額外收獲。然 各國爭相研發新產品的過程，實際上製造出更多的有害物質，相較於開創新產品 投入大量資金、人才、資源的積極態度，相關單位對工業污染或環境衛生的研究 屈指可數。例如光電業生產過程中的廢水成分複雜且具毒性，對水資源的生態環 境破壞甚大，卻往往在發生汙染事件後才意識到嚴重性，破壞的生態難以回復，

再多的事後補救都為時已晚（李俊宏等，2002；龔明鑫，2003）。

高科技產業不同於傳統製造業，無煙囪的乾淨形象，使大眾忽略了背後造成 的汙染問題，加上高科技業使用的有毒化學物質種類繁多，通常必須經過無數次 試驗才能製造出產品，這些化學物質殘留物的風險評估通常需要長期觀察，企業 礙於競爭，通常不願公開製作過程或製作原料，阻礙對相關風險的了解及應變措 施（蕭新煌，1994）。曾經引以為傲的科技對環境造成難以回復的嚴重後果，人類 輕忽科技產業快速發展的後果，是對自然生態體系造成的嚴重破壞。

人類極度信賴的科學知識並非是絕對的真理，科學理性本身的限制常常使我 們陷入無意識的思考陷阱，以為利用科學統計可以計算或預測危機的。從混沌理 論中我們得知，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細小浮粒，都可能造成巨大且不可預知的後果，

即蝴蝶效應，在這種情況下，事先預估未知的風險便有其困難度。隨著時間流逝，

我們並不知道未來是否會產生預期的結果，過去透過規律計算方式得出某種定 律，現在發現所謂的因果關係並不是完美知識。在科技領域資訊不足的情況下情 況變得難以控制，無法確切曉得任何一個變因可能導致的後果（葛克昌，2000）。

現代風險所造成的後果不僅對當代人類造成危害，甚至會延續至下一代，例 如工業污染所導致的生態風險，不但破壞當前的自然生態，造成物種滅絕，還導 致下一代無法生存的環境，像車諾比核電廠事件發生至今，不僅電廠附近不宜居 住，當時受到輻射汙染的人仍飽受疾病之苦。

Beck（1992）認為現代科學知識不能再以線性因果邏輯來推論，將事件侷限 在既定的框架，會喪失對複雜現象的理解。現代社會的風險性質不僅難以歸類，

還充斥著各種複雜、不確定性和爭議性的難題，在全球化下更將風險擴散至世界 各個角落，跨領域影響了環境、經濟、文化、價值等面向，甚至牽涉到知識與社 會權力結構的互動關係，在此脈絡下，科技風險涉及的知識定義、風險定義或決 策議題，都必須重新審議、探討及評估（周桂田，2002a）。

二、 專家信賴系統的瓦解

台灣科技產業主要由技術專家掌握，運用各種政治與經濟權力主導發展趨 向，以現代化工業為優先考量的科技決策，像是台灣目前大力推動的奈米科技，

包括奈米醫學、奈米材料、奈米食品等。奈米科技產品帶來許多生活上的便利與 突破，也帶來相對的危機，例如奈米材料所製成的衣物、化妝品可能釋出有害的 毒性物質，造成身體傷害或生態破壞。即使廠商信誓旦旦保證安全無害，這類產 品在高度不確定性下暴露於日常生活中，只能等待時間檢驗風險的強弱。另外像 是無線寬頻網路計畫，整體看來提升了資訊通訊的便利性，帶來可觀利益，電磁 波是否威脅人體健康的疑慮未有定論，擴展計畫仍如火如荼進行，絲毫未見減緩

（周桂田，2008：20-21）。

台灣目前並無評估科技健康風險的研究報告，不過參照美國 1981 年執行的科 技健康風險研究評估報告，發現半導體業人員得到化學相關疾病比其他產業都還 要高，無塵室裡女性人員的生育力與流產率也異於一般人，只好汰除部分有毒化 學溶劑，並且避免懷孕女性進入無塵室。另外，美國於 2006 年分析約 32,000 份的 IBM 員工死亡資料，發現 IBM 員工罹癌致死率較一般美國民眾高，罹癌狀況也與 其暴露在化學溶劑的致癌物質一致，比對半導體人員及暴露於相同化學物質的其 他行業人員後，發現罹癌狀況具有一致性。但 IBM 並未用於改善工作環境，反而 當工作風險受到質疑時，雇用另一批學者做類似的研究，運用不同研究技巧獲取

安全性辯護。使得爾後相關的職病調查，在產業界對經濟利益的阻撓，或是對研 究結果的顯著性挑戰等多方介入下，未見明顯成長。依賴大量樣本與實驗設備產 出的科學數據，很難不受經濟資本的影響，科技產業一旦控制研究資金的配置，

限制研究範疇，相關的產業風險評估勢必受到嚴重干預，影響結果（杜文苓，2009：

3-5）。

從美國研究案例中可發現傳統決策機制是不利於科學專家們，僅管倚賴科技 專家們的專業素養，遇上利益衝突情況時，並無法完全排除社經結構資源分配下

從美國研究案例中可發現傳統決策機制是不利於科學專家們，僅管倚賴科技 專家們的專業素養，遇上利益衝突情況時，並無法完全排除社經結構資源分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