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從博雅教育到通識教育
第三節 通識教育
高等教育歷經工業革命、德國柏林大學建立之衝擊,將大學發展導引至另一個不 同的方向,社會型態轉變使得傳統博雅教育不符社會實際之需求,追求專業研究的大 學型態逐漸浮現,提供專業教育成了大學不可逃避的職責。在這股新型大學浪潮中,
雖有紐曼替博雅教育提出辯護,仍無法抵擋社會對專業人才的渴求,加上高等教育學 生愈來愈多,高等教育無法只開設培育貴族子弟的課程,學科不斷分化且日趨專業,
過去支配大學理想的博雅教育受到質疑與挑戰。
就在高等教育紛紛採用專業分工方式培育各領域專家,群起討伐博雅學科的必要 性,堅持博雅教育的學者認為大學課程過於強調實用性,似乎將大學變成另一種形式 的工業藝徒制,若導入職業科目的研究與學習,可能使博雅學科遭受排擠。古希臘羅 馬的博雅理念是西方引以為傲的文化傳統,歷經時代巨輪的轉動依舊展現其不滅的價 值,面對社會結構之變遷已無法固守傳統,重新思考博雅教育應更具彈性,將傳統博 雅教育貼上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新標籤,以便在社會流動之中有個全新的 溝通管道。博雅教育與通識教育的理念並不完全相同,若要求通識教育仿效博雅教育 理念,等同把現代大學生比擬為古代的貴族子弟,將他們培育成紳士,這樣的觀點並 不符合現今的社會期待(林玉体譯,2004:105-109;黃坤錦,1995a)。
壹、 美國通識教育的演進
中世紀大學將博雅學科視為其他專業學院的預備教育,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基 礎,歷經工業革命及柏林大學設立的衝擊,博雅教育在大學的地位有了重大轉變,
歐洲各國自十八世紀起逐步建立較健全的中等教育,大量承擔了大學博雅教育的功 能,像是法國的文科中學、英國的公學和德國的文法學校,這些中等學校傳授博雅 學科作為進入大學的預備教育,同時將大學的博雅學院轉型為一個專業的學院(如 人文學院、文學院),不再是其他專業科目的預備教育(鄒川雄,2008)。
相反地,通識教育一向是美國高等教育重要組成,美國早期的大學課程安排和 英國古典大學一樣,採必修與學年制,之後受到課程選修制、莫瑞爾法案(Morill Act)
(註 1)及德國柏林大學提倡學術自由的影響,造成課程專業化與實用化的趨勢。專 業化發展下古典博雅學科已不符時代潮流,放任學生選修自由卻造成選課混亂、過 早知識專業化及缺乏整體知識的後果(林孝信、黃俊傑,1996)。因此美國堅持在專 業主修之外,還必須保有普遍的知識基礎,近兩個世紀以來美國高等教育的重大變 革皆與通識教育有密切的關連,從 1828 年的《耶魯報告書》(The Yale Report)、1943 年的哈佛《紅皮書》(Redbook)、1970 年代的《核心課程報告書》(Report on the Core
Curriculum)等,都顯示通識教育在美國高等教育的核心地位(鄒川雄,2008)。
一、 第一次通識教育運動
美國早期的大學深受英國大學理念的影響,殖民地時期設立的長春藤學校,以 培養社會菁英為目標,課程也以古典、數學和道德哲學為主,學生並無選課的權利。
美國獨立後一方面想要切割英國大學的羈絆,同時為了應付社會開發需求,大學不 再侷限於博雅學科的菁英養成教育,逐漸開設如自然科學、現代語文、法律政治、
工藝技術等較具實用傾向的新興課程,博雅教育不再是大學的主體,學校逐步放寬 學生的選課自由(黃坤錦,1995b:6)。
當時耶魯學院前三年課程主要是學習希臘語、拉丁語和數學,並修習地理、
歷史、天文學、英文文法和修辭學等科目,第四年則學習有關道德哲學、純文學 和形而上學等,選課自由的風潮使得博雅教育傳統受到嚴峻的挑戰。終於在 1825 年耶魯大學學生不滿課程的必修規定,批評耶魯課程不具實用性,引發博雅學科 與實用學科的爭論,耶魯大學調查狀況後於 1828 年發表《耶魯報告書》,大力維 護博雅學科的重要性。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在陶冶學習者的心靈、擴展智慧的力 量,修習博雅學科就是達此目的的最佳途徑。面對大學實用導向的情勢,力倡古 典博雅學科的復興,以制衡大量的實用性課程,主張博雅學科是學生從事未來職 業之必需。《耶魯報告書》並不反對學科的專精研究,認為大學部應該以全體一致 的文學科目做為共同必修課,待整體條件都具備後才能繼續進修,文雅學科是高 級知識養成的基礎(黃坤錦,1995b:6)。
次年,帕卡德(A.S.Packard)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中支 持耶魯大學的論點,其亦主張大學課程應由某些共同核心組成,並使用”General Education”重申博雅學科的必要性,這是通識教育一詞最早在美國正式出現(黃 坤錦,1995b:7)。
1828 年的《耶魯報告書》和帕卡德發表的通識教育被視為美國的第一次通識 教育運動(General Education Movement),在博雅學科和實用學科爭論之際架設一 道防衛牆,表明維護博雅教育作為核心課程的立場。然以實質而論《耶魯報告書》
充其量只是在維護古典文雅學科,排斥現代語文、實用性學科和自然科學的課程,
與現今的通識涵義大不相同,嚴格來說,只能稱為博雅教育運動,而不是通識教 育運動(黃坤錦,1995b:8)。
二、 第二次通識教育運動
兩次的世界大戰帶給人類前所未有的震撼與破壞,戰後美國科學技術迅速發 展,體認到現有專業訓練之不足,必須具備紮實的知識基礎,才能應付科技技術 的挑戰。哈佛大學校長 James.B.Conant 有感戰後民主思潮和自由社會中大學的角色 定位,於 1943 年組織專門委員會籌備哈佛大學的課程,探討「通識教育在自由社 會中的目的」,經過兩年的研究於 1945 年提出名為《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的專題報告。書中簡要說明教育的真正任務 是要把兩種見識折衷調和,一是來自於祖宗遺產的顯望,另一是來自於科學實驗 與創新,若能將兩者結合成果將無比豐碩,該書使用深紅色作為封面,因而有《紅 皮書》之稱(陳照雄,1986:414;黃坤錦,1995b)。
《紅皮書》宣示教育培養的完整個人必須具備四種能力,包含有效思考的能 力,能清晰溝通思想的能力,能做適切明確判斷的能力及辨識普遍性價值的認知 能力。經過此次的通識教育改革,哈佛大學畢業最低限度的十六門課中,主修仍 為六科,通識課程也是六科,自由選修減為四科。通識教育六科中包含人文、社 會和自然三大領域,各領域至少選一科(林孝信、黃俊傑,1996;黃坤錦,1995b)。
報告書隨即引發各界廣泛討論,反省通識教育對大學教育的意義與影響,雖 然現代社會中專業教育不可或缺,具備一技之長者才得以生存。由專家控制的社 會並非明智且有秩序的社會,如果大學生只具備專業知識,卻缺乏通識教育的整
體視野,則無法成為一個稱職的公民,加上社會變化迅速,分工細密,每個人都 必須仰賴他人而生存,必須清楚自身在社會的位置。此份報告書也與過去博雅教 育強調的理念稍有不同,相同之處在於皆注重全人理念的發展,不同點則是現代 通識教育較注重公民素養的養成,並極力消除過去博雅教育強調的階級意識。
為了二次戰後心靈重建和民主社會之維護,1947 年成立「杜魯門總統高等教 育委員會」(President Truman’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此委員會在《民 主社會中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Democracy)報告中明確說明高等教育 的目標是培養學生具有與民主理想一致的公民生活倫理原則,批判過度的專門職 業化課程破壞文雅學科的統一性,失去培養共同價值觀念的潛力。受到哈佛報告 和杜魯門委員會報告的影響,以及戰後退伍軍人入學潮的影響,許多大學開始調 整通識教育的課程內容,特別注重非美國的文化經驗,力求新舊學科的整合。美 國也從二次戰後開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大學所扮演的角 色不可再侷限於實用技藝的培養,必須放眼世界,培養學生成為全人(黃坤錦,
1995b)。
三、 第三次通識教育運動
1960 年代美國主導的越戰規模越來越大,美軍傷亡人數日漸攀升,停戰之日 卻愈趨遙遠,後來因國內反戰意識高漲和學生示威運動,逐步將軍隊退出南越,
正當美國仍陷於戰後挫敗的傷害之時,1974 年又爆發尼克森總統的水門醜聞案,
尼克森在學運期間的總統大選中力倡法律與秩序,斥責社會濫用自由民主,講得 義正詞嚴,在水門案爆發後成了最諷刺的口號。在反戰、反權威的聲浪中,大學 生開始批判大學教育的陳腐守舊,除了廢除必修課外,通識教育課程也減少許多,
僅 10%的大學有共同必修課程,以免引起學生的抗議(黃坤錦,1995b)。
歷經紛亂的學生運動後,高等教育領導人士感到憂心忡忡,首先是卡內基教 學促進基金會(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在 1977
年對大學的課程教學做一深入的研究報告:「大學課程的使命:對當今的檢討與建 議」(Missions of the College Curriculum : A Contemporary Review with Suggestions), 以宏觀的視野透視通識教育的性質與功能,欲對當時的通識教育缺失提出改進方 案。真正引起學界重視的是 1978 年哈佛大學在 Posovsky 領導下的核心課程改革,
Posovsky 認為自 1960 年代以來,美國高等教育進入了混亂期,導致原先的通識課 程全面瓦解,遂邀集大學教授討論後決定以核心課程取代原有的通識課程,提出
Posovsky 認為自 1960 年代以來,美國高等教育進入了混亂期,導致原先的通識課 程全面瓦解,遂邀集大學教授討論後決定以核心課程取代原有的通識課程,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