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意識之提出

清乾隆年間所纂修《四庫全書總目》中之〈經部總序〉云「要其歸宿，則不 過漢學、宋學兩家」，將經部所有學術著作劃分為「漢學」、「宋學」兩類性質，

並用以釐定詮釋經學之所有著作，於是「漢學」、「宋學」亦因此正式成為對立之 學術詞彙與概念而存在。其中《四庫全書總目》雖特意展現「消融門戶之見，而 各取所長」之學術高度，也嘗試持平漢學、宋學兩種不同之學術類型，然檢書內 所附提要觀之，實有尊漢抑宋之傾向。²再者，隨《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

之纂修及其公開於民間之同時，漢學與宋學不再只是作為釐定《四庫全書》中，

詮釋經學著作之設準而存在，甚至已為學術界拋出一極具當代意識且亟待學者解 決之新課題，此即：漢學與宋學孰優孰劣？何人為漢學而何人為宋學？漢學、宋 學是否可以調和或兼採？如可調和或兼採，又當如何進行？凡此諸多議題，自乾 嘉以降至今之學界，仍議論紛紜而未嘗有定論。

然而，自乾嘉以降乃至今之學界，於此議題之研究上實存有三大困境：

（一）「漢學」、「宋學」內容義界未明

第一，乾嘉之際作為釐定經典詮釋標準而存在之「漢學」、「宋學」概念，於

∗ 本論文承蒙指導教授何澤恒先生，及口試委員夏長樸教授、詹海雲教授、蔣秋華教授、陳逢源 教授細心審閱，並提供諸多寶貴意見，使本論文之內容，得以更加充實與圓滿，謹致謝忱。

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1。

2 相關研究可參閱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 23 卷第 2 期

（2005 年 12 月），頁 83-128，張維屏（1969-）：《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 版委員會，1998 年）等相關研究。

《四庫全書總目》初現之時即未有明確之義界，而使用之學者，亦未曾表明其於 漢學、宋學概念之認知為何，於是學者使用兩詞彙時，往往以自身所預設或認知 之漢學、宋學概念進行學術對話。然彼此使用義界不同、認知有異之漢學、宋學 詞彙，進行學術對話時，起始之立基點已先不同，而往後所進行之學術對話，自 然會形成各自論說，或缺乏交集而無法順利進行學術對話之困境。此困境一成，

後人之研究亦只能於此困境之下，進行各是其所是而各非其所非之論述，此實為 漢、宋之爭研究困境之一。³

（二）研究焦點侷限於漢、宋之爭形成以後

復次，自乾嘉之際漢學、宋學對舉以來以至於今之學界，學者 所關注之焦點，

多為乾嘉以降漢、宋爭論或漢、宋調和等相關議題。此類議題自然有其研究價值，

否則不會形成一股研究風潮，然而值得思考者：乾嘉以前與漢學對立之宋學詞 彙，雖並未必能夠覓及，然「宋學」一詞亦未必至乾嘉之際方才出現⁴，而宋元 以降乃至乾嘉以前之「理學社群」⁵

再者，乾嘉之際漢學概念形成以後，此一宋元以來即持續為學者所建構之宋 學概念，亦受到漢學社群之重新定義與形塑，因而產生概念上之變化與移轉。若 能持此乾嘉之際已變化與移轉之宋學概念，與宋元以來理學社群持而未斷所建構 而成之宋學概念，互為觀照其承變關係，則其學術意義自然不同。然方今研究多 聚焦於乾嘉以降之漢、宋爭論或漢、宋調和等相關議題，既陷於前述困境之一，

而研究焦點又以乾嘉以降為斷限而未能另闢新局 ，此實漢、宋之爭研究困境之二。

，藉由學術史著作之編纂而建構出具有當代 特色之「宋學」概念，亦未嘗中斷過，是以此一建構宋學概念之學術工作，絕非 至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或《四庫全書總目》時才突然形成，並作為與漢學 對立之詞彙而存在。

（三）研究取材未足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第三，漢、宋之爭或漢、宋調和等議題之相關研究，所據材料多以江藩

（1761-1831）《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阮元（1764-1849）〈擬國史儒林 列傳〉、方東樹（1772-1851）《漢學商兌》等文獻為主。此類相關文獻皆屬有系

3 張傳峰於《〈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究》一書，已約略提及《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漢學」、

「宋學」特徵之敘述，但尚未有系統性之研究。參見閱張傳峰：《〈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 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 年），頁 317-339。

4 「宋學」一詞，於清朝以前已有學者使用，如元儒吳澄（1249-1333）於〈故縣尹蕭君墓志銘〉

云：「君通守之季子也，諱士資，字深可，器識超異，紹宋學，文藝最優」，唯此處所用雖指宋 代之學，然非專指宋代之理學、道學。參見〔元〕吳澄：〈故縣尹蕭君墓志銘〉，《吳文正集》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 冊）卷 76，頁 2。然檢 明刊本「宋學」亦作「家學」，參見《吳文正公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元人文集珍 本叢刊》，影印〔明〕成化二十年[1484]刊本影印，第 3 冊），卷 38，頁 2，總頁 615。

5 本文所用「理學社群」或某某「社群」等詞彙，與「集團」、「學派」等詞彙之概念近似，雖「社 群」一詞屬於較新之詞彙，唯本論文使用時，乃為行文方便而用之，非經由學術研究程序後，

所得之特定或專有之學術詞彙。反之，於各章各節中不同語境脈絡下，「社群」一詞實可大可 小，而其內涵亦可各自不同。

統之學術專著，用以考察漢、宋之爭或漢、宋調和等學術議題，亦屬順理成章之 事，唯此類學術著作之成書時間，皆為漢學、宋學概念形成以後，同時亦為漢、

宋之爭已成之後，研究所得之學術成果自然與漢、宋之爭形成以後有關，至於以 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則有所不能。

然而，若將研究視野從乾嘉以降《漢學師承記》等文獻，轉移焦點至乾嘉以 前，則宋以降建構宋學概念之學術史著作，自其發端、成熟乃至乾嘉漢、宋之爭 形成，實多達三、四十餘種。且此類學術史著作中，不僅蘊含宋學概念，若能藉 此進行橫向考察，則可知其所建構之宋學概念為何，若藉此進行縱向考察，則能 知其宋學概念之演變。然方今研究既受限於前述二困境，不僅未能善加利並用以 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卻反侷限於《漢學師承記》等漢、宋之爭形成以後之學術 史著作，是以畛域既成格局遂隘，此實為困境之三。

既然漢、宋之爭有上述三大困境，則困境之擺脫與焦點之嘗試轉移，實有其 必要。基於以上三大困境，本論文嘗試立足於乾嘉之際漢、宋之爭形成此一重要 關鍵階段，並轉移方今學界以下探方式研究漢、宋之爭既有之視野，改以上溯原 委，考論宋以降至乾嘉時期，理學社群是如何藉由學術史著作之編纂，建構出何 種特色之宋學概念，或如何延續、增補出具有當代特色之宋學概念，以至於乾嘉 之際《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之纂修，乾隆與四庫館臣之漢學概念，又如 何對既有之宋學概念進行重構？此一重構又如何影響學術史著作之編纂？而乾 嘉漢學社群，又如何以其漢學本位編纂漢學社群所專屬之學術史著作？又如何於 漢學本位下編纂理學社群所專屬之學術史著作？

凡此上述相關議題，皆為本論文所欲深入探究者，而此一困境之擺脫與焦點 之嘗試轉移，即效法清儒章學誠（1738-1801）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 方式而來，同時亦為錢穆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所揭示欲考論清代學術必 上溯宋初治學途徑之用意。

二、學術史著作研究之缺憾

梁啟超（1873-1929）曾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定義學術史著作之內 涵，是屬於較早明確定義學術史著作之學者。⁶

廣義型態之學術史著作，主要是指能考見當代或歷代學術者皆屬之，諸如先 秦諸子中荀子之〈非十二子〉、莊子之〈天下篇〉，或如正史之〈儒林傳〉、〈藝文 志〉、〈經籍志〉等等，舉凡可用以考察一朝或數朝之學術，皆可視為廣義之學術 但若以本論文之研究視野出發，

則學術史著作大致可分為廣義與狹義二種不同型態：

6 梁啟超云「著學術史有四個必要的條件：第一，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 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第二，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 念。第三，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 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參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54。

史著作。⁷ 史地位〉，收入《史家‧史籍‧史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427-430，熊秉 真（1952-）編：《讓證據說話：中國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 年）等相關研究。

（一）理學社群之師生、地域關係、論學特色等相關議題仍有待開發

以學術史著作而言，「理學學術史著作」及「學案體」兩者之相關研究，本 身即有「過度聚焦」與「極度缺乏」兩種現象。所謂過度聚焦，是指學案體之相 關研究，多集中於《明儒學案》與《宋元學案》二者為主，至於其他學案體相關 著作之研究則多付之闕如，而此類研究，前者多聚焦於黃宗羲如何建構明代心 學，以及如何認定案主之心學、理學理論及此書之版本問題等等，後者則多聚焦 於《宋元學案》之編纂與成書過程，及後來學者之補遺等相關議題。¹¹

若以哲學史為例，此類研究所關注者在於哲學家之宇宙論、本體論、心性論 等哲學議題之論述與建構，以及與其他哲學家之差異，抑或以某一哲學議題或觀 念為核心，考察哲學家如何對此遺留之議題，進行詮釋、補足或發揮，而後又如 何影響後來之哲學家等。復以學術史著作為例，此類文獻性質所重視之對象即非 個人本身而是群體，非單一哲學家而是具有某一特定關係之理學社群，例如有傳

若以哲學史為例，此類研究所關注者在於哲學家之宇宙論、本體論、心性論 等哲學議題之論述與建構，以及與其他哲學家之差異，抑或以某一哲學議題或觀 念為核心，考察哲學家如何對此遺留之議題，進行詮釋、補足或發揮，而後又如 何影響後來之哲學家等。復以學術史著作為例，此類文獻性質所重視之對象即非 個人本身而是群體，非單一哲學家而是具有某一特定關係之理學社群，例如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