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著作之形成與理學社群自我意識之獨立

黃宗羲於〈明儒學案發凡〉中，定義學術史著作之性質為「理學之書」，而

「理學之書」之出現，可上溯至《伊洛淵源錄》與《道命錄》，而其出現之背後 所蘊含之學術史意義，即為：理學社群自我意識之獨立。

此處以「理學社群」稱之，正有別於儒學社群或儒林社群之概念。以《伊洛 淵源錄》、《道命錄》為例，此二書所關注之對象，並非正史中所謂之儒林，亦即 廣義之經學社群，而是有別於經學社群之理學社群，經學社群與理學社群之關 係，並非可以單純二分者，實存在著既為微妙而又非常複雜之關係，難以隻言片 語敘盡。然大致而言，二書所蘊含之學術意義，正在於理學社群已意識到己身可 形成一社群，而與傳統經學社群必須進行區隔。

此一獨立意識之出現，及與經學社群必須進行區隔之學術現象，以另一角度 而言，可視為對傳統以來正史〈儒林傳〉之挑戰與回應。理學社群不再認為傳統 之儒林或經學社群，足以代表本朝學術精神之所在，同時亦非經典詮釋之最終且 唯一之真理，反之，理學社群方足以代表本朝學術之精神，以及經典詮釋之真理 所在，於是理學社群不再以廁居於儒林之中為榮。此一獨立意識之萌芽，正有賴

《伊洛淵源錄》、《道命錄》藉以呈現。蓋獨立之意識，或於二書之前已然形成，

然有正式之文字記載，方有文獻可徵，是以二書之學術地位與價值，不能單純以 傳記彙編或理學檔案史料視之。

此外，《伊洛淵源錄》與《道命錄》以自我意識之獨立，挑戰及回應舊傳統 正史〈儒林傳〉之同時，亦逐漸形成一新傳統。此乃由於理學社群藉由學術、政 治等諸多面向之努力，最終取得朝廷官方之正式核可，不僅其學術著作獲得朝廷 官方支持，而成為科舉程式之教科書，而理學社群中之重要學者，如周敦頤、二 程、張載、朱熹等，相繼獲得入於孔廟中從祀之殊榮，遂能以「顯學」或「國學」

之姿，領導學術界。作為理學社群初步集結之學術著作《伊洛淵源錄》，其重要 性自然不在話下，尤其是《宋史》〈道學傳〉之設立，即是《伊洛淵源錄》以降 理學社群自我獨立之意識，獲得正史之接受與回應，遂得以另一新傳統之姿態，

活躍於正史史傳之中。而另一方面，《伊洛淵源錄》亦成學術史著作編纂時，所 仿效之「經典」，使後續之理學社群，無不以此經典作為「致敬」之對象，進而 不斷續編或新編，於是《伊洛淵源錄》又得以另一種新傳統之姿態，活躍於學術 史著作之中。

易言之，《伊洛淵源錄》為正史及學術史著作，雙雙注入新活力並奠立新傳 統，而其學術價值，亦於此展露無遺，否則亦不過傳統習見之傳記彙編而已。唯 此一新傳統，亦非恆久常新，反之，隨著時代思潮之轉移，此一新傳統將逐漸成 為舊傳統，而為後代士人所重新挑戰與回應，於是黃宗羲等人堅決裁撤當時已成 舊傳統之〈道學傳〉而併回〈儒林傳〉，遂因而形成一新傳統，並往後影響阮元 所預修之國史。而學術史著作中，用以反映理學社群之自我意識，於漢學社群自 我意識獨立之後，亦被視為一急待汰除之舊傳統而備受新傳統之挑戰與回應。

然而，若從挑戰與回應之宏觀角度，嘗試抽離出來而回歸於當下而言，《伊

洛淵源錄》與《道命錄》之成書，並非為了正史之編纂而編纂，而是為了編纂理 學社群專屬之傳記史料或檔案，此一編纂用意，頗值得留意。蓋學術史著作尚未 形成以前，用以考察學術史者，多仰賴正史之〈藝文志〉、〈經籍志〉或〈儒林傳〉， 唯〈藝文志〉、〈經籍志〉所錄之主體為「書」，而〈儒林傳〉所錄之主體為「人」，

而前者所錄之書，雖於分類方式有所不同，然不外於七部或四部，且始終涵蓋經、

史、子、集四大學術區塊，後者所錄則為傳經之經師，唯有「經」之一部，是以

〈藝文志〉所反映者，為史家心中學術之全貌，而〈儒林傳〉所反映者，則為史 家心中經學或儒學之全貌，惟兩者共同點皆為正史之一部分。若以〈藝文志〉與

〈儒林傳〉而言，後者與《伊洛淵源錄》、《道命錄》之關係較為接近，此乃由於 三者同屬於專題性質之學術史著作。然單以〈儒林傳〉而論，其所蘊含之學術意 義，實際上是史學視野下之經學歷史，所關注者雖為經學及經學社群，然總未能 脫離正史底下附庸之藩籬，且其纂修亦不過是史官之部分工作，而非全部之工 作。然而，《伊洛淵源錄》、《道命錄》則不同，其所關注之核心在於理學，所關 注之群體為理學社群，而編纂之動機亦非為纂修國史而進行，其學術身份亦非纂 修正史之史官，是屬於獨立作業之學術工作。此一獨立作業之學術工作，同時亦 意味理學社群，已意識當於正史視野及經學社群之藩籬中釋放出來，以獲得一嶄 新之學術地位。

學術史著作之形成，所蘊含之學術史意義，既然是以理學為核心，而以理學 社群為主體，則反映之宋學概念究竟為何？此二書又如何於編纂過程中反映宋學 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