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意識

義路線指導、調整自身意識形態定位與開展基層組織等策略之下勉強打破封 鎖，在日本的政黨板塊、社會力量與國際交流上都佔有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

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具規模的共產主義政黨之一，也是亞洲少數在議會民主 下有國政影響力的共產主義政黨，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存在。這樣的日本共產黨 的發展已經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理論推衍的成果，也不是單純先鋒黨與社會主 義國家指導下的成果，而是日本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而日本共產黨 展現了在日本近現代歷史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能動性，將共產主義思想 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目標在日本重新塑造與再生產，透過實踐過程從而達成 理論和歷史的統一。所以本研究傾向於將日本共產黨視為一種歷史過程的研 究，而非意識形態上的研究。

而日本共產黨這九十年間作為一個特殊的存在，也反映了日本在這九十年所碰 到的問題：一個強調普世性價值的共產黨要如何在日本這個特殊的環境下生根 成長？而這樣的政黨在發展之中要怎麼面對日本的特殊問題，包括民族、國家 與天皇？在這樣的環境下成立的日本共產黨，又會產生如何的自我認識、政治 行動與論述，參與日本政治，甚至於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平台，去認識中國 並與中國共產黨互動，進而影響日中關係？這都是饒富趣味的問題。

第二節 、問題意識

本論文想回答的問題有二：第一個問題是日本共產黨是如何產生對日本的自我 認識？第二個問題是同屬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日本共產黨與中共，導致雙方 衝突的原因為何，而這樣的衝突又反映了日本共產黨如何的中國認識，又會對 日中關係造成何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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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前第一節所述，日本共產黨是日本近代與現代的歷史產物。在回答第一 個問題時，必須要回應日本在近代與現代上的定義。一般人在討論所謂的「近 代」與「現代」，總是混合使用的；但在歷史上，「近代」與「現代」的意義 與時間點的切割，卻是相當困難的問題，而且在歐洲與非歐洲世界的近代與現 代，更是代表了不同的意涵。

對於歐洲中心的世界來說，近代所代表的意義就是近代國家的出現，而近代國 家的出現就是代表基於威斯特發里亞條約的近代國家體制、市民社會與產業革 命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的勃興，但是對於非歐洲的世界，近代所代表的意義，

卻是受到歐美帝國主義影響與衝擊而產生的變化。當然中國在此就是一個有代 表性的象徵。大部分的教科書與論者如胡繩、范文瀾，都將中國近代史的開始 劃定在中英鴉片戰爭作為開始，即便先前中國和歐美國家已有少量接觸，而且 中國正式面對外來衝擊的調整也晚於鴉片戰爭。雖然有學者如郭廷以、呂思勉 將中國近代史從葡萄牙人東來開始起算³，但無論如何都是將中國受到西方衝擊 作為近代的開端。不過對於中國的現代，雖然有史學家對於中國的近代與現代 不做區分，類似胡繩主張將「中國近代史」及「中國現代史」合併，使之成為

「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 ⁴，但一般都會將中國的現代史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算。

而日本在非歐洲中心的近代過程就不類其他國家⁵。第一個，日本在近代化過程 之中，雖然受到歐美帝國主義的衝擊與影響，但沒有像印度成為列強的殖民

3 參見郭廷以，1979 年，《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呂思勉，1997 年，

《呂著中國近代史》，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4 胡繩:，1997 年第 4 期，《〈近代史研究〉創刊 100 期祝辭》, 《近代史研究》。

5 如內藤湖南就不認為近現代的劃分方式適合日本，而德富蘇峰則將日本的近代拉到織田信長 與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可參見葉紘麟，2009 年，《追隨帝國的腳步：德 富蘇峰的中國認識》，台北：台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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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沒有像中國成為歐美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國家政府與社會都有較高的 自主空間；第二個，由於日本沒有受到歐美帝國主義的瓜分與殖民，使得日本 有足夠的時間面對外來的衝擊與挑戰，從而有明治維新的近代化過程，而這樣 的近代化過程在其他淪為歐美殖民地的亞非諸國都屬罕見；第三個，日本在模 仿歐美各國發展近代化的過程之中，一樣模仿了歐美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及帝國 主義擴張，雖然日本一來在明治時期還不具備資本主義的要件，而且日本的帝 國主義式擴張，與英國帝國主義的尋求經貿、法國帝國主義的擴張領土有所不 同，反而是出於證明自身的能力居多⁶，而這也影響了日本在朝鮮半島與台灣的 殖民統治，以及之後對滿洲國的規劃。

對於日本從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的途徑，這就是日本共產黨支持者與馬克思 主義學者早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課題，一九三二年由野呂榮太郎等人撰寫、由岩 波書局出版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就觸碰到了這個問題。《日本資本 主義發達史講座》從幕末明治維新與近代化下日本的殖產興業著手，認為日本 的資本主義問題在於土地所有的半封建制與絕對的天皇制，日本在資本主義的 發展上有其獨特性，所以日本的革命道路應該是先進行推翻天皇制的資產階級 民主革命，再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這個被稱為講座派的思想至今一直都是主 導日本共產黨的思想。

但是以山川均等人以勞農雜誌為主的論者卻認為日本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金 融資本壟斷的階段，封建地主的要素不是首要問題，換言之日本的資本主義過 程和其他國家沒有太大的差異性，而且在金融資本的壓迫之下日本的革命時刻 已經要準備到來，所以應該以一階段革命一口氣解決天皇制與金融資本壟斷問

6 如涂照彥就認為日本的帝國主義發展是對西方的模仿，而非資本溢出的結果，參見涂照彥，

1994 年，《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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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但是在革命的方式上，山川均等人又強調說俄國革命的方式不能夠直接套 用在日本的革命過程中，日本革命也不應該接受單一國家的領導，應該由日本 的現實出發。而在講座派與勞農派的筆戰之中，講座派承認日本資本主義的特 殊性，卻認為革命道路與方式具有普世性，日本的革命道路是可以追隨過去蘇 聯的成功經驗；勞農派弱化日本在明治維新與資本主義的特殊性質，但是在革 命道路的選擇上卻強調日本的自主性，無論從資本主義的自我認與革命方式 上，日本都在戰間期逐步發展出批判明治維新與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自我認 識。

至於在現代的意義上，去殖民化被視為現代的一大象徵，在日本史上，許多的 切入點都將日本的現代切在一九四五年的終戰，終戰的意義不只是大東亞戰爭 的結束，還代表日本受到以美國為首的盟軍佔領，除了失去在政治上的自主性 外，也失去了在近代化過程的自主性。雖然美國佔領期間只有七年，但佔領當 局所推動的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都將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推動的體制做了 極大的更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從大日本帝國憲法到日本國憲法的變化。

承如上，日本從近世、近代到現代的變化，由於日本的國家能力與國家地位也 產生了變化，連帶影響到日本對於周邊國家的認識與具體政策，其中最具有代 表性的就是日中關係的變化。雖然日本在江戶時期對外採取鎖國政策，但仍然 與中國和朝鮮有所聯繫，當時日本對中國的整體認識也只意識到是一個鄰近的 大國。但在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進入近代國際社會時，卻與當時主張朝貢秩 序的中國產生衝突，而兩者最大的衝突點便在朝鮮半島，而日清戰爭的爆發，

就是兩國之間最大的衝突。

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除了影響日本的國際地位之外，這兩次戰爭更影響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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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野對中國的認識與作法，從而出現了政府內部要求門戶開放的論者，以及 清國扶助論、清國協力論的論爭，當然還有出錢出力協助中國革命的大陸浪 人，以及力倡大亞細亞主義、反抗歐美列強侵略亞洲的論者。而這樣的認識論 爭一直持續到日中戰爭與大東亞戰爭，最後大亞細亞主義與政府主張合流，成 為大東亞戰爭的大義名分。當時的日本共產黨雖然在反戰與反帝國主義立場上 與軍部政府站在對立面，反對政府出兵中國，並且希望日本能夠走不一樣的道 路與中國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結果受到政府的鎮壓。

而戰後的日本被從這一傳統下切斷了。但戰後的日本，面對的是以美國和蘇聯 為主的冷戰格局，而東亞更成為冷戰的前線，而日本在失去政治與國防的自主 權下，更受到日美安保的保護與約制，失去政治上的能動性，即便一九七二年 日本與中國外交關係正常化，與之後中國走向改革開放和一九九○年代後冷戰 瓦解，這種在美國牽制之下的日中關係還是無法擺脫冷戰以來的美國因素，反

而戰後的日本被從這一傳統下切斷了。但戰後的日本，面對的是以美國和蘇聯 為主的冷戰格局，而東亞更成為冷戰的前線，而日本在失去政治與國防的自主 權下，更受到日美安保的保護與約制，失去政治上的能動性，即便一九七二年 日本與中國外交關係正常化，與之後中國走向改革開放和一九九○年代後冷戰 瓦解，這種在美國牽制之下的日中關係還是無法擺脫冷戰以來的美國因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