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獻與研究限制

在研究文獻回顧上，本論文取得並使用的文獻如下：

(一) 日文相關文獻：本文使用的資料包括如

(1) 日本共產黨官方出版品：包括日本共產黨機關黨報新聞赤旗、黨出版的 理論刊物前衛，以及新日本出版社的出版品。其中新聞赤旗的出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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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最完全，最能夠充分顯示日本共產黨在每一天的新聞反應，也可以 用來對比與目前日本共產黨的政策說法是否有一致性。新聞赤旗出版於 一九二八年，最早是非合法化刊物，受到政府以治安維持法之名打壓查 禁，於一九三五年停刊。戰後由於日本共產黨合法化的影響，新聞赤旗 重新出刊，但在一九五○年在佔領軍命令的影響被迫無限期停刊，直到 一九五二年日本在舊金山條約後恢復獨立才重新出刊。新聞赤旗之後除 了維持每天出刊之外，一九五九年增加星期日出版且較為生活化的日曜 版，同時在二十一世紀後走向全彩化出刊，並且準備增加電子版。新聞 赤旗作為日本共產黨的機關報之外，也是日本共產黨的主要財源之一，

根據統計，日本共產黨每年百分之八十的收入都靠新聞赤旗的販賣所 得，這對於拒絕收領政黨補助金的日本共產黨來說是極大的一筆收入。

對於日本共產黨來說，鼓勵黨員閱讀赤旗與推廣赤旗有助於黨政策的宣 導與推廣之外，也有助於黨財政，另外由於日本共產黨有不少失聯黨員 與未繳黨費的黨員，所以用黨報赤旗的販售量是黨中央用來判斷黨中央 發展狀況的有效根據之一。

另外黨理論刊物前衛創刊於一九四六年，投稿者除了日本共產黨的國會 議員與重要幹部之外，也會刊登日本共產黨黨大會等重要會議的內容與 結論，對於其他政治團體與政黨的動態也多有記載，有相當高的資料價 值。

新日本出版社成立於一九五七年，除了出版社會科學相關書籍外，主要 版品包括日本共產黨的官方出版品，以及重要幹部如宮本顯治、不破哲 三、志位和夫、上田耕一郎等人的著作，以及小說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 文學作品，包括日本共產黨黨史作品也多由新日本出版社出版。另外許 多曾經在赤旗上連載的專欄文章，如不破哲三在赤旗連載過的日本共產 黨與日中關係系列文章，最後就有以文庫本方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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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產黨的透過以上機關出版的黨出版品除反映黨中央的史觀與意識 形態切入點之外，從出版品過程的變化也可以看出日本共產黨內部的轉 變。例如在黨史著作日本共產黨的六十五年與日本共產黨的七十年著作 中，對於野坂參三的評價就完全兩極化，尤其在日本共產黨的七十年一 書中，野坂參三完全被認為是蘇聯間諜，之前對於黨的貢獻完全被抹 煞。而到日本共產黨八十年一書中又將黨史過度簡化，將許多歷史陳述 完全省略。

另外，宮本顯治、不破哲三、志位和夫、佐佐木陸海、緒方靖夫等日本 共產黨的幹部也會將其著作集結出書由新日本出版社出版，其中不破哲 三的著作除涉及理論層面的研究之外，由於也涉及日本共產黨與中共和 蘇聯之間的長期交流，甚至於是第一手經驗，對此研究也提供不少其個 人經驗與觀點的看法。

(2) 日本共產黨關聯者著作：包括轉向的風間丈吉、被日本共產黨開除的黨 元老袴田里見、德田球一的左右手共產黨中央委員伊藤律、曾經擔任過 日本共產黨籍參議院議員橋本敦秘書的兵本達吉、日本共產黨眾議院議 員的筆阪秀世、涉及新機會主義者事件的川上徹與油井喜夫、信州大學 教授小山弘建都曾經出版過一系列著作暴露黨史與黨內運作過程的自傳 與書籍，日本共產黨方面也多有反論，例如認為兵本達吉涉及和警視廳 人員斡旋就職、筆阪秀世涉及性騷擾案件等等，這些人是因行為上的瑕 疵而離開黨，這些人的論點不值得討論。但這也是了解日本共產黨正統 史觀的另外一個側面，也有助於了解日本共產黨的實質運作方式。

(3) 與日本共產黨有關的著作：如立花隆的日本共產黨研究三卷，雖然引起 共產黨的嚴重反彈，認為立花隆利用的資料都是警察機關出版的資料，

但這對於日本共產黨早期發展歷史作出了鮮明的勾勒，被視為是在此議 題上的必讀書之一。不過立花隆的研究對於戰後的日本共產黨路線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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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進一步挖掘，這是其著作的侷限之處。

(4) 其他學術著作對日本共產黨的提及。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中島嶺雄於 一九八三年出版《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一書，除整理兩黨之間從 友好到交惡之間的重要談話與文獻外，中島嶺雄認為兩黨的交惡原因在 於中國將毛澤東思想絕對化與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且批判日本共產 黨，並且認為在中國在放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與外交路線後可以達成歷 史和解，但兩黨直到一九九八年才達成雙邊和解，有其預測失準之處。

馬場公彥研究近現代日本人的中國觀，按照馬場公彥的研究，日本戰後 的中國認識主要是沿著所謂左翼的進步知識分子進行發展的，客觀背景 是因為日本戰後受到以美國為首的盟軍佔領，而中國與蘇聯又同屬於社 會主義陣營，如此一來中國就蒙上了一層禁忌。所以日本戰後知識界與 左翼人士對於中國的好感，除了基於反美帝國主義與反對戰後日本對於 美國的扈從之外，敗戰後普遍存在對中國的罪惡意識也是構成此親近好 感的因素之一。這也是日中友好運動能夠在戰後的環境中開展的一個重 要原因。但不可否認的，在這些左翼陣營的論述與行動中，蘇聯、中國 和北朝鮮是被放在一起討論的，而非單獨去面對中國。但是在左翼陣營 這樣的蜜月期很快就受到衝擊。隨著蘇聯進行對史達林的批判、中蘇分 裂、中國發展核武器並且試爆成功等歷史事件都讓左翼陣營戰後的中國 認識發生分裂，認為中國似乎不是真正的和平主義陣營一員，而之後的 文化大革命又將左翼陣營對中國的認識徹底裂解。但在日中國交正常化 之後，日本民間曾經有過一陣子中國熱，但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這樣的 中國熱又消失，中國威脅論又重新出現。但馬場公彥對於日本共產黨與 中共的交惡，也將原因歸根於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輸出之上。

(二) 中文出版資料：

(1) 在中文世界中直接針對日本共產黨的意識型態與政治過程的研究，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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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多。以台灣目前的相關研究為例，除了過去目前只找到朱尹帆的研 究論文〈日本共產黨與群眾運動(以 1945~1953 年之勞工運動為主軸)〉，

其研究的部分為戰後佔領時期的日本共產黨與勞工運動的關係，並且研 究日本共產黨如何由一九四五年解禁後政黨的快速成長，直到一九五三 年因為武裝鬥爭路線丟失所有國會席次，朱尹帆是將問題歸咎於日本共 產黨企圖以暴力方式推翻政府，導致日本共產黨失去民意支持，但朱尹 帆本身並沒有了解當時日本共產黨為何轉以激進路線為主的黨內外背 景，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2) 台灣由於過去基於反共的政治需求，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組與中華民國 國際關係研究所對於日本共產黨的發展也多有研究，包括中國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第六組與研究者陳駿男、張棟材對此都有相關著作，兩人的研 究主要由日本公安部門資料著手，對於日本共產黨與中共的關係和對 立、與日本共產黨的組織面頗有研究成果，但著作受到時代視野的限制 頗大，評價也不夠公允。

(3) 中國大陸方面由於中共與日共長期以來的關係，除了相關的研究者之 外，也有不少與外交檔案相關的研究。共產國際的文獻有關日本的部分 都已經從俄文翻譯成中文，對於不諳俄語的研究者來說解決了資料檢索 的問題。

其中《日本近代以來的中國觀一書用了一節敘述日本共產黨的中國認 識，但是此書對於為何日本共產黨和中共關係走向惡化語焉不詳，尤其 未能將文化大革命時中共如何針對日本共產黨的批判與鬥爭作出說明，

有其不足之處。另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的日本共產黨的日本式社 會主義》一書，除運用日本共產黨出版的資料研究日本共產黨如何根據 本身經驗提出自身社會主義道路之外，也有部分提到日本共產黨與中國 的關係，但此書將問題歸咎於日本共產黨向後看，而對於問題的歷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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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雙邊陳述缺乏敘述，這是其不足之處。

(三)英文參考文獻：第一手資料方面，在以美國為主的盟軍佔領日本期間，

盟軍部門曾經對於日本共產黨進行過一系列的調查與情報研究，以上的資 料都已經經過解密後收藏於日本的國立圖書館中，相關的資料目前都可以 在線上進行查閱。二手研究成果上，R. Swearingen and P. Langer 合寫的 Red Flag in Japa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Action, 1919–1951 一書對於日本共產 主義與日本共產黨的資料都有初步的整理，Hong M. Kim 寫作的

Deradicalization of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Kenji Miyamoto 主要研究 宮本顯治當政期間共產黨在意識形態與行動的轉變，Robert A. Scalapino 也

Deradicalization of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Kenji Miyamoto 主要研究 宮本顯治當政期間共產黨在意識形態與行動的轉變，Robert A. Scalapino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