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理論框架

在理論框架上,本論文將會把日本共產黨作為一種國際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失敗 經驗作為理論框架。

在共產主義的思想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的影響就一直揮之不去,馬克思除多 次批判如比利時等國內部狹隘的民族主義運動外,馬克思也認為無產階級無祖

12

國,無產階級應該要跨越本身的民族界線,才能達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解起 來的最終目標,所以無產階級本身就是超國家性的產物。但馬克思又在共產黨 宣言中提到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提高自身的國民階級地位,所以在短期戰 略上,馬克思也認識到民族國家的界線不是短期可以化解的,無產階級仍然要 在自己的國家奪取政權才是短期目標。馬克思曾經提到,「全世界的無產者卻 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敵人,面臨著同樣的鬥爭,所有的無產者生來就沒有 民族的偏見,所有他們的修養和舉動實質上都是人道主義的和反民族主義的。

只有無產者才能夠消滅各民族的隔離狀態,只有覺醒的無產階級才能夠建立各 民族的兄弟友愛。」8馬克思雖然反對民族主義運動,但他對於普魯士民族主義 者爭取關稅自主與憲法、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反抗,卻認為此有進步的意義。

恩格斯更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革命無法在單一國家之間發展出來,必須要透過 世界革命的方式讓全世界的勞動者跨越民族國家的界線團結起來,所以所謂的 一國社會主義是不可行的。

列寧除了提出職業革命家組成的共產黨作為革命先鋒政黨外,也提出無產階級 專政、並且創建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維埃聯邦。在列寧的設計下,蘇聯的 國家利益被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綁在一起,對於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

蘇聯對於削弱反革命陣營的需要會加以支持,但這不代表列寧與蘇聯對於民族 主義的態度是肯定的。早期的列寧對於民族主義的反對,可以從以下的文章看 出:「誰採取了民族主義立場,他自然就會希望在本民族、在本民族工人運動 的周圍築起一道萬里長城,甚至明知城牆就得分別築在每個城鎮和村莊的周 圍,明知他的分崩離析的策略會把關於讓一切民族、一切種族、操各種語言的 無產者接近和團結起來的偉大遺訓化為烏有,也並不感到不安。」9但是隨著俄

8 馬克思,1957 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p667。

9 列寧,1986 年,《列寧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版,p.305。

13

國革命的發展,列寧在論民族自決問題中提到無產階級雖然肯定民族權益與民 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但最優先的應該還是民族的無產階級同盟,民族的分離與 獨立應該要看是否對勞動者鬥爭有幫助,並以此反擊考茨基有機會主義傾向。

但是在列寧死後,主導蘇聯與共產國際的史達林與托洛斯基在共產主義的戰略 上就發生極大的分歧,托洛斯基對於一國社會主義與民族共產主義的路徑是相 當反對的,但史達林認為應該先運用個國家內部的力量解決農民與無產階級面 對的問題,提倡一國社會主義,並且切斷了西歐先進國家與蘇聯之間在革命理 論與行動的連結。而這樣的一國社會主義在史達林當政之後,成為共產國際的 指導綱領,例如共產國際提出的一國一黨做法,就是史達林理論在共產國際的 體現。

共產國際雖然在指導扶植亞洲各地共產黨成立時,主要從反帝國主義與理解該 地資本主義發展狀況出發,例如日本共產黨的二七年綱領與三二年綱領都是以 資本主義發展傾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主,這樣當然是避免各地的共產黨有 民族主義傾向,並且蘇聯對於已經充分掌握社會主義國家如蒙古、唐努圖瓦的 民族主義領導者大力鎮壓,甚至於清洗。但蘇聯透過無產階級革命大方向下吸 納民族主義的做法在亞洲是失敗的,因為無論是越南、中國、朝鮮與東南亞各 國的共產黨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過程中逐漸強化的都是民族主義傾向,並且完成 民族解放鬥爭者都發展出自己的共產主義道路,包括毛澤東的毛澤東思想、金 日成的主體思想、奈溫的緬甸式社會主義、越南的胡志明思想等等,但這些衍 生思想都離馬列主義漸行漸遠,反而有極為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

日本共產黨本身在成立初期也受到共產國際扶植,而且日本共產黨是在日本國 內尚未出現民族主義的狀況之下出現,照道理來說日本共產黨應該是能夠作為

14

具有跨國性的共產主義組織,結果日本共產黨和其他亞洲國家共產黨一樣走向 民族主義道路,甚至於還提出科學的社會主義說法取代了馬列主義的地位。共 產主義在亞洲的失敗經驗是如何在日本共產黨這個案例上發展的?是共產國際 發展的必然,還是日本經驗的必然?為何沒有經歷過民族解放運動的日本共產 黨產生了民族主義傾向,而這樣的傾向又怎樣影響其中國認識?這是本研究將 會繼續討論的問題。

另外,本研究在第三章討論日本共產黨的民族認識成因時,將引用葛蘭西的歷 史集團論,以研究戰後初期最重要的歷史集團「日本共產黨」所扮演的角色,

並以此解釋其民族主義論述之形成,並且提出民族觀的出現,是日本共產黨從 國際主義路線走向一國社會主義路線的轉折,也是日本共產黨對中國認識的轉 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