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產黨與中共交惡的內部因素

目前提及有關日本共產黨與中共交惡的文獻，主要將兩黨交惡原因歸根於當時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公開批判日本共產黨與宮本顯治的政策與透過革命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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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影響日本共產黨在日本的群眾基礎。中島嶺雄認為日本共產黨和中共的關係 本來在五○年代是友黨關係，但因為中國與蘇聯的交惡、日本共產黨在越戰立 場上支持北越，並且反對中國排除蘇聯的路線，導致兩黨交惡對立。而親歷過 兩黨交惡的日本共產黨高層包括宮本顯治、不破哲三也詳細敘述了兩黨在毛澤 東與宮本顯治會談後中方態度丕變的狀況，對此中國在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 八年的兩黨協議中也將兩黨對立交惡的責任，歸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革命輸 出之上。

日本共產黨與中共交惡的原因歸咎於文革，看起來是定說，但這樣的解釋方式 仍然有許多不足之處。首先，文化大革命早在一九七六年就隨著毛澤東逝世、

華國鋒上台與四人幫的被捕而結束，接替華國鋒當政的鄧小平也結束了革命輸 出的方式，停止對於馬來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等游擊隊的支持，逐漸回歸到 正規的外交途徑，而且在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過世之後，中國與蘇聯 的外交關係也逐步改善，當時就已經存在兩黨和解的機會與空間，但是日本共 產黨在當時一樣全力抨擊中共的外交無原則、交好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等等政 策，中島嶺雄曾經認為在中國逐漸去除毛澤東化的狀況之下可以改善與日本共 產黨的關係，結果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兩黨才正式改善關係，而國際共產主義運 動也早已因為蘇聯的瓦解而受到重創。所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否為日中 兩黨交惡的主因，本研究認為這只是表面，真正的原因應該是日本共產黨的內 部因素，即民族認同的確立。

本研究認為日本共產黨與中共交惡的因素，在於日本共產黨基於本身民族認同 產生的自主獨立路線，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推動的革命輸出不過就是強化因 素。日本共產黨從建黨以來，即便名稱上為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但在日本活 動的本土共產主義活動家與思想家就不斷透過日本本身的歷史與資本主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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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認為日本有特殊性，在革命理論與實踐上不能照搬由共產國際確立的各 項綱領。包括建黨早期黨內勞農派與講座派的對立、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的對 立，都是黨內從日本歷史與現實上特殊性提出的自主道路，對此共產國際也多 次做出裁定與指示要求日本共產黨改善，但共產國際的綱領與日本的歷史發展 以及現實脫節，不僅無助於日本共產黨擴大組織與影響力，並且強化了軍部隊 共產黨的鎮壓。戰後重新出發的日本共產黨在占領體制下，透過在思想上對日 本民族的再認識與和平革命論的革命路線擴大影響力，站穩群眾基礎，但這樣 的基礎由於朝鮮戰爭下導致佔領體制的緊縮、美蘇對立之下蘇聯鼓動暴力革命 下，日本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在武裝鬥爭失敗下受到全面壓制，直到宮本顯治當 權才逐漸穩定局勢重新出發。

宮本顯治對於戰後日本共產黨的影響，除了推動回歸議會路線與和平革命、透 過組建民主聯合政府推動社會主義革命之外，另外最大的影響就是開始提出自 主獨立的主張。自主獨立路線的基本內容，就是日本革命的責任是日本共產黨 負責，而不受其他國家共產黨在理論與革命路線上的指導，而且基於自主獨立 路線，過去日本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指導的歷史、以及德田球一等人前往中國 在毛澤東支持之下成立北京機關等國際共產黨之間的協力都被重新評價，被認 為是分派行為，甚至於所感派與國際派的分裂也被歸責於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干 涉。雖然日本共產黨並沒有直接與蘇聯與中共切斷關係，但從提出自主獨立路 線與重新評價五○年問題以來，日本共產黨內部就已經出現與中共和蘇聯分裂 的不穩定因素。

自主獨立道路的發展除了導致日本共產黨與蘇聯交惡、之後更與中共交惡之 外，也讓宮本顯治得到加速整頓黨內親蘇派與親中派的理由。許多日本共產黨 的資深黨員都有豐富的國際交往經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的傾向性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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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受到影響，例如安齋庫治最早是在上海與中國作家一起從事反戰運動，志 賀義雄與袴田里見和蘇聯都有深厚的往來，但這些從戰前就有跨國共產主義經 驗的資深成員都陸續被清除出日本共產黨，而後成為共產黨高層的不破哲三、

上田耕一郎與志位和夫等人都沒有跨國共產主義運動經驗，日本共產黨的跨國 經驗可以說在一九七○年代隨著日本共產黨自主獨立道路的確立，從歷史舞台 中退出。

至於這樣的自主獨立除了日本共產黨自身的內部爭辯的內因之外、外部因素除 了社會主義陣營中蘇對立外，東亞的殖民地解放運動與民族國家形成也是一個 要因。在二戰前的東亞，國與國的疆界基礎不如現在嚴格，跨界的流動是常 態，這是不分思想領域與國籍的，此種流動讓跨國界的國際主義者如共產主義 者、亞細亞主義者等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早期的日本共產黨組織可以允許 在日朝鮮人成為黨員甚至於成為黨的領導，海外的日本共產黨支持者可以和中 國作家一起從事反戰運動，大亞細亞主義的頭山滿、內田洋平也能夠跨越疆域 支持中國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李大釗也提過新亞細亞主義組建亞細 亞聯邦，所以大亞細亞主義除了是歐美帝國主義侵略亞洲之下的產物，也是東 亞各國之間自由流動下的產物。而且曾經參加過日本共產黨活動的經濟學家平 野義太郎還透過對於華北農村的考察，尋找出大亞細亞主義的歷史根源，這都 證明了戰前東亞跨界性的存在。所以戰前日本共產黨的跨界性除了透過共產國 際之外，戰前的大日本帝國與東亞也是另外一個跨界的存在。

但這樣東亞的跨界性，在大東亞戰爭後就喪失了。首先是中國透過日中戰爭發 展民族主義成為民族國家，朝鮮半島也脫離日本而獨立，各自產生自我的民族 意識。另外隨著日本的戰敗，在戰爭期間被納入日本國策的大亞細亞主義也被 視為是軍國主義的原因之一，而被戰後政界與思想界無視。之外隨著戰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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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運動與獨立戰爭的影響，越南、印尼、緬甸等地都相繼成為獨立國家，國 與國疆界逐漸形成，傳統的活動領域也被人為疆界切割。而從戰前的大日本帝 國也逐漸收縮為戰後的日本國，在盟軍佔領下的日本也開始確認日本的疆界管 理、制定出入國管理法，並且確認日本國籍，將戰前就在日本活動的在日中國 人與朝鮮人劃出「日本人」的法律概念之外，之後在舊金山和約後，又將在日 台灣人等劃出「日本人」的法律概念。在日本也脫離帝國變成民族國家之後，

戰前東亞的跨界性就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就是東亞各國的民族認同。

與此同時日本共產黨的民族認識確立與提出民族獨立道路，也算是躬逢其時，

對於確立民族認識的日本共產黨來說，戰前有跨國經驗的共產黨資深黨員，除 了與宮本顯治多有齟齬之外，其跨國性的經驗不但與戰後日本發展不合，其存 在會成為其他國家干涉日本共產黨的可能性，也會成為其他政黨攻擊日本共產 黨的口實。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何宮本顯治當政期間，如此大力清除黨內親蘇派 與親中派人士。雖然日本共產黨仍然和蘇聯、東歐各國與越南等國的共產黨保 持二軌外交與往來，但這樣的黨際交流比較像是「各國共產黨」黨與黨之間的 往來，而不像共產黨各國分支之間的往來。

綜上所述，影響日本共產黨對中國認識、甚至是導致兩黨交惡的因素與其說是 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與革命輸出的影響，不如說在基於日本共產黨內民族認識 的成型與自主獨立道路的發展，讓中國的共產主義經驗從一個值得推介的經驗 變成一個檢討自身分裂與失敗的罪魁禍首，而文化大革命更證實了中國革命道 路的不可行與對日本的威脅性，成為強化日本共產黨與中共決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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