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民族層面的民族論述

作為歷史的事實，戰爭才是導致了日本社會嚴重貧窮的主要原因。本來視 民主化為防止戰爭的最好手段；但在一九五０年前後所爆發的朝鮮戰爭，卻發 生令人矛盾的結果。因韓戰軍事需要的景氣力量，使日本經濟有了快速的成 長，這大發戰爭財的現象導致所謂「更好的生活」就與「和平」之間出現了矛 盾。這時日本共產黨亦提出了一種經濟上的「民族獨立」為論述，主張必須切

92 小熊英二，2002 年，《〈民主〉と〈愛国〉 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 曜社，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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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日本在美國亞洲作戰而受益下的經濟從屬關係，進一步以日本自己的力量來 恢復經濟，這才是採取守護和平的最好手段。

那個年代的社會主義是以「更好的生活」來爭取大家的支持。而在整體社 會都非常貧窮的戰後初期，社會主義提出的具體方法就是以合理的計畫經濟來 增加生產。而其最主要的歷史背景在於，相對於美國不久前才爆發的經濟大恐 慌，蘇聯則以五年計畫等方式來提高生產與經濟力，這事實為日本的知識份子 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依照小熊英二的看法，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是指出，在社會整體都很貧窮 的年代，僅以強迫自己「忍耐」、「勤勉」是無法達到個人利益的。在落後的 社會倫理之中，農民們是孤立的，僅會服從階級上的壓迫而不會去探討這個結 構上的問題。換言之，把貧窮視為「命運」，就是一種對社會整體絕望的道德 觀。而社會主義所要建立的「新道德」，不僅是單純地否定「舊道德」那種隔 絕式的社會關係，更有進一步「超越貧窮」的意義。經濟貧窮被定位為是迎合 地主與資本家的控制所導致的。因此，貧窮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人們社會 組成的關係以及精神層面的事物。

以馬克斯主義理論的角度而言，這有著葛蘭西的影子。但這基礎是建立在 作為僅有「個人」而沒有「整體」的自我主義之上的。所謂的日本「新道德」

實際上就是重新「建立社會中人際關係的倫理」。

原本戰前的馬克斯主義歷史學者，主要還是關注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近代史 研究，例如野呂榮太郎、羽仁五郎、山田盛太郎等人合著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 史講座其內容主要從幕末與明治維新的近代化國家過程談論日本資本主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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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在大東亞戰爭中，主流的馬克斯主義研究受到嚴重的壓制，到最後還能 存留下來的僅是古代史與中世史研究。戰後馬克斯主義歷史學界的領導者，最 為人知的是中世紀史家石母田正、松本新八郎及古代史家藤間生大等學者。他 們於戰爭時期就發行了民間刊物《歷史學研究》，戰後復刊之後與《歷史評 論》成為馬克斯主義歷史學論述的兩大重點刊物之一。

除了松本新八郎從南北朝對立中研究出日本封建體制的成立外。最具代表性的 是在戰後出版了《中世世界的形成》一書的石母田正。該書以位於伊賀國的莊 園「黑田莊」為舞台，描繪從「古代」結束到「中世」開始這樣的「歷史必然 性」。其中用來象徵「古代」的是日本傳統寺廟「東大寺」的興起以及沒落，

而象徵「中世」的是源俊方的武士集團與「黑田惡黨」。在這歷史故事中，應 該體現「進步」的黑田惡黨最後失敗了。換言之，這歷史必然性並非「必然」

的；石母田認為原因在於惡黨的「孤立性」。這孤立性就是指黑田惡黨不符合 一般民眾的道德與倫理概念，僅能自成小團體以恐怖或武力等手段控制社會，

卻不能真正與民眾站在一起。⁹³而以那時莊民的立場來說，是非常恐懼武士集團 統治的，所以這些莊民本身就有違反「進步」或是恐懼「進步」的想法。而 且，東大寺不僅是武力鎮壓而已，事實上所謂宗教支配的力量是超乎想像的。

其結論就是，在如此社會關係與意識型態之下，想要以內部力量來使歷史進步 是不可能的。

該書反射到戰後的日本，這孤立於民眾的黑田惡黨就是指進步的知識份子 們；而封建、落後的代表就是天皇制。一言蔽之，戰後左派知識份子們就是要 與那些深受天皇制思想與社會結構影響下的日本人民對決來推動歷史的進步。

93 小熊英二，2002 年，《〈民主〉と〈愛国〉 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 曜社，pp.30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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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該書的結局來看，石母田應該是抱持著悲觀的態度。事實上，於戰爭時的 知識份子們就有些人期待著由民眾起義來推翻天皇制。但是結果卻符合了石母 田的推想，那就是連宣布投降都必須依靠天皇的命令；日本人民根本沒有由內 部從戰爭中發展抵抗天皇制的歷史進步能力，期待民眾起義更是不可能的。換 言之，石母田的歷史研究正好呼應了葛蘭西的社會分析，下層由經濟力量，上 層是文化霸權跟鎮壓。那是一種辯證關係，而非單純馬克斯主義者單純經濟決 定論的因果關係。

而保守系的知識份子們，則提出的是另一種「古老」的民族觀。石母田在 1947 年批判津田左右吉為「市民的歷史學」，就是因其「民族觀」。津田雖然 反對天皇神聖性及皇國史觀，但其將「民族」視為由書寫記紀神話的時代開始 就存在的「文化共同體」；而作為這個文化象徵的天皇制，結果依然是受到支 持。以石母田的角度來看，津田就是不理解民族是「近代的創造物」，所以無 法正確地理解民族的意義。

在 1948 年「民族文化的問題」座談會時，石母田主張所謂的「民族文化」

並不是尋求過去的傳統，而是「以勞動階級為中心創造新的文化」。並將其區 分為「支配者文化」及「民眾文化」。前者是封建時期有統一意義的民族文 化；而後者是在階級身份制度下，下層民眾真實生活的創作，如民俗與民謠等 等。所謂的新文化就是要立基在這種民眾文化之上。這時石母田的觀點與葛蘭 西對著新歷史集團的建立有著類似的見解。石母田視外來的西洋文化僅能只是 少數人的「支配者文化」，這是無法建立起屬於日本民眾的主體性的。因此，

為了從民眾中學習到真正的文化來開創未來，石母田在 1950 年代推動了國民歷 史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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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戰後日本的社會現實，知識份子必須要想辦法解決「孤立於民眾」這 樣的狀態。當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前面提過的啟蒙運動。當時石 母田曾在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事務局從事著派遣知識 份子到地方鄉村去從事啟蒙演講的工作。但他卻發現這實際上是延續明治時代 以來啟蒙活動，這些講師們並沒有由人民那邊學到什麼。雖然內容不同，但是 這個就跟過去文明開化以及天皇制國家一樣，從事著是一種以上對下的教育方 式。換言之，完全無法達到如葛蘭西所說以民眾為中心的有機知識份子來建構 整體性的論述。為了回應這個問題，石母田在一九四八年的《歷史評論》發表 了「村的歷史、工廠的歷史」一文。後被收錄在一九五○年代國民的歷史學運 動中的「聖經」《歷史與民族的發現》一書中，為後來的歷史學發展奠定了

「知識份子必須向民眾學習」的基礎路線。該文指出，所謂的歷史通常是指由 政府或知識份子這些所謂的文化權威所塑造並給予民眾的。相對於此，應該提 出以民眾自身「自由的創意與興趣」來書寫的歷史，這就是最理想的「民族文 化」⁹⁴。換句話說，這就是葛蘭西所謂歷史統治集團的社會文化基礎。當然，真 的要靠勞動階級自己來寫作歷史是有困難的。因此，這需要歷史學專家的合 作。這些知識份子必須承認自己所知有限，應該慢慢地向人民學習，以此來確 定自我成長並重新定義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歷史就不只是過去的事物而已，而 是一種具體的歷史創作。換言之，這是一種主張把知識份子融入民眾之中，彼 此學習達成共識的過程。

不過，國民歷史學運動面臨了兩個困難。首先是實踐上的，那就是知識份子 對於農村知識的嚴重不足，導致具體成果都出了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共 產黨的民族主義理論方面。因石母田所主張的「民族」或「民族文化」，基本

94 小熊英二，2002 年，《〈民主〉と〈愛国〉 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 曜社，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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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否定過去封建、資產階級的傳統文化，而指向一個立基於民眾文化的未來 創造。如此觀點，實際上並非當時馬克斯主義歷史學界的定論。如羽仁五郎對 於中世紀日本的自由都市「堺」之研究，及藤間生大對於日本建武中興之相關 成果，這些都強調在過去民族發展史中革命與自治的歷史。以石母田的角度而 言，前述兩人的研究成果都隱含了又回到以「血族」為中心民族觀的危險。

第九節 一九五○年國際共產路線影響下的新民族觀

一九五○年代以前，馬克斯主義者強調「民族」是近代的產物。作為共產黨具 體的指導方針，是來自於一九一三年史達林的論文〈馬克斯主義與民族問 題〉。該文的立場是以馬克斯主義的發展階段論，認為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發達 所產生在市場、語言、文化等共通性之後，才開始有了「民族」。

不過隨著前述於一九五０年六月的韓戰爆發，在十月的共黨情報局批判出現 之前，就已經開始提出不同的民族論述作為基礎。刊載在日本共產黨機關誌

不過隨著前述於一九五０年六月的韓戰爆發，在十月的共黨情報局批判出現 之前，就已經開始提出不同的民族論述作為基礎。刊載在日本共產黨機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