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結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兩大論點，一種是如同托洛斯基思想中的世界革命論 與不斷革命論，認為革命的思想與行動有世界性，而另外一種就是史達林與布 哈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認為每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都有其獨特性，革命輸 出是不可行的。諷刺的是，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的史達林與蘇聯卻對於中共與日 本共產黨做出最多的指點，有些甚至是完全錯誤的指示；而將蘇聯視為社會帝 國主義的中共也對日本共產黨進行過極為嚴重的干涉。而這可以看出以共產主 義理論解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為何發生衝突，會有解釋力不足的問題。

日本共產黨雖然對於中國友好，一向支持中國應有的國際地位與論調，結果因 為與中共的交惡，不但引發雙邊的口角與衝突，也失去在日中關係正常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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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歷史定位。日本共產黨對於中共的恐懼，一方面來自於日本共產黨過去在 蘇聯與中共引導下走上錯誤的武裝鬥爭道路，另外一方面也對於中共推動革命 輸出與思想輸出的恐懼與反彈，認為這會衝擊到黨中央，尤其當時日本共產黨 內還有為數不少的親中派與德田球一派的成員。

在中共與日本共產黨都逐步淡化共產主義色彩之後，兩黨重新破冰建立新關 係，但此時的中共和日本共產黨都和過去的型態有極大的差異，中共不再是對 外輸出革命，日本共產黨也在許多的舊有立場上妥協，所以換言之在中國不主 企圖主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秩序時，兩黨可以有和平共存甚至於合作的基礎。

不過中國在對外關係上的霸權外交、外交上的無原則等日本共產黨過去曾經批 判過的問題至今依然存在，所以未來如果中國在對外關係上放棄韜光養晦政策 而施展實力時，日本共產黨有可能會重新回到批判中國霸權外交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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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本章緒論

日本共產黨是當前日本歷史運作最為悠久的政黨，也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下 最有規模的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從缺乏群眾基礎的共產 國際日本支部，發展成為在國會有提案權的第三大黨，變成一個肯定日本特殊 性與有日本社會基礎的日本政黨，並且發展出自身的民族認識基礎。

經過對於日本共產黨黨史、日本共產黨出版物對於中國的記述與評論，以及對 於日本共產黨民族認識的考察，本研究認為，日本共產黨與中共交惡的原因主 要是因為內部的民族認同意識的萌芽與穩固，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導致兩黨交 惡是強化因素作用。另外，日本共產黨對於中國的認識是架構在以蘇聯為首的 社會主義國家框架之下，中國在此框架下就是一個屬於陪襯的角色。

本研究在結論部分主要提出以下問題的解答，包括探究日本共產黨與中共交惡 的主要原因以及日本共產黨對中國認識的途徑之外，本研究也將針對第四章引 用的葛蘭西歷史集團論做出修正與回應，最後提出個人從日本看台灣的簡短觀 點與個人關懷。

第二節 日本共產黨與中共交惡的內部因素

目前提及有關日本共產黨與中共交惡的文獻，主要將兩黨交惡原因歸根於當時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公開批判日本共產黨與宮本顯治的政策與透過革命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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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影響日本共產黨在日本的群眾基礎。中島嶺雄認為日本共產黨和中共的關係 本來在五○年代是友黨關係，但因為中國與蘇聯的交惡、日本共產黨在越戰立 場上支持北越，並且反對中國排除蘇聯的路線，導致兩黨交惡對立。而親歷過 兩黨交惡的日本共產黨高層包括宮本顯治、不破哲三也詳細敘述了兩黨在毛澤 東與宮本顯治會談後中方態度丕變的狀況，對此中國在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 八年的兩黨協議中也將兩黨對立交惡的責任，歸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革命輸 出之上。

日本共產黨與中共交惡的原因歸咎於文革，看起來是定說，但這樣的解釋方式 仍然有許多不足之處。首先，文化大革命早在一九七六年就隨著毛澤東逝世、

華國鋒上台與四人幫的被捕而結束，接替華國鋒當政的鄧小平也結束了革命輸 出的方式，停止對於馬來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等游擊隊的支持，逐漸回歸到 正規的外交途徑，而且在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過世之後，中國與蘇聯 的外交關係也逐步改善，當時就已經存在兩黨和解的機會與空間，但是日本共 產黨在當時一樣全力抨擊中共的外交無原則、交好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等等政 策，中島嶺雄曾經認為在中國逐漸去除毛澤東化的狀況之下可以改善與日本共 產黨的關係，結果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兩黨才正式改善關係，而國際共產主義運 動也早已因為蘇聯的瓦解而受到重創。所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否為日中 兩黨交惡的主因，本研究認為這只是表面，真正的原因應該是日本共產黨的內 部因素，即民族認同的確立。

本研究認為日本共產黨與中共交惡的因素，在於日本共產黨基於本身民族認同 產生的自主獨立路線，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推動的革命輸出不過就是強化因 素。日本共產黨從建黨以來，即便名稱上為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但在日本活 動的本土共產主義活動家與思想家就不斷透過日本本身的歷史與資本主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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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認為日本有特殊性，在革命理論與實踐上不能照搬由共產國際確立的各 項綱領。包括建黨早期黨內勞農派與講座派的對立、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的對 立，都是黨內從日本歷史與現實上特殊性提出的自主道路，對此共產國際也多 次做出裁定與指示要求日本共產黨改善，但共產國際的綱領與日本的歷史發展 以及現實脫節，不僅無助於日本共產黨擴大組織與影響力，並且強化了軍部隊 共產黨的鎮壓。戰後重新出發的日本共產黨在占領體制下，透過在思想上對日 本民族的再認識與和平革命論的革命路線擴大影響力，站穩群眾基礎，但這樣 的基礎由於朝鮮戰爭下導致佔領體制的緊縮、美蘇對立之下蘇聯鼓動暴力革命 下，日本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在武裝鬥爭失敗下受到全面壓制，直到宮本顯治當 權才逐漸穩定局勢重新出發。

宮本顯治對於戰後日本共產黨的影響，除了推動回歸議會路線與和平革命、透 過組建民主聯合政府推動社會主義革命之外，另外最大的影響就是開始提出自 主獨立的主張。自主獨立路線的基本內容，就是日本革命的責任是日本共產黨 負責，而不受其他國家共產黨在理論與革命路線上的指導，而且基於自主獨立 路線，過去日本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指導的歷史、以及德田球一等人前往中國 在毛澤東支持之下成立北京機關等國際共產黨之間的協力都被重新評價，被認 為是分派行為，甚至於所感派與國際派的分裂也被歸責於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干 涉。雖然日本共產黨並沒有直接與蘇聯與中共切斷關係，但從提出自主獨立路 線與重新評價五○年問題以來，日本共產黨內部就已經出現與中共和蘇聯分裂 的不穩定因素。

自主獨立道路的發展除了導致日本共產黨與蘇聯交惡、之後更與中共交惡之 外，也讓宮本顯治得到加速整頓黨內親蘇派與親中派的理由。許多日本共產黨 的資深黨員都有豐富的國際交往經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的傾向性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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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受到影響，例如安齋庫治最早是在上海與中國作家一起從事反戰運動，志 賀義雄與袴田里見和蘇聯都有深厚的往來，但這些從戰前就有跨國共產主義經 驗的資深成員都陸續被清除出日本共產黨，而後成為共產黨高層的不破哲三、

上田耕一郎與志位和夫等人都沒有跨國共產主義運動經驗，日本共產黨的跨國 經驗可以說在一九七○年代隨著日本共產黨自主獨立道路的確立，從歷史舞台 中退出。

至於這樣的自主獨立除了日本共產黨自身的內部爭辯的內因之外、外部因素除 了社會主義陣營中蘇對立外，東亞的殖民地解放運動與民族國家形成也是一個 要因。在二戰前的東亞，國與國的疆界基礎不如現在嚴格，跨界的流動是常 態，這是不分思想領域與國籍的，此種流動讓跨國界的國際主義者如共產主義 者、亞細亞主義者等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早期的日本共產黨組織可以允許 在日朝鮮人成為黨員甚至於成為黨的領導，海外的日本共產黨支持者可以和中 國作家一起從事反戰運動，大亞細亞主義的頭山滿、內田洋平也能夠跨越疆域 支持中國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李大釗也提過新亞細亞主義組建亞細 亞聯邦，所以大亞細亞主義除了是歐美帝國主義侵略亞洲之下的產物，也是東 亞各國之間自由流動下的產物。而且曾經參加過日本共產黨活動的經濟學家平 野義太郎還透過對於華北農村的考察，尋找出大亞細亞主義的歷史根源，這都

至於這樣的自主獨立除了日本共產黨自身的內部爭辯的內因之外、外部因素除 了社會主義陣營中蘇對立外，東亞的殖民地解放運動與民族國家形成也是一個 要因。在二戰前的東亞，國與國的疆界基礎不如現在嚴格，跨界的流動是常 態，這是不分思想領域與國籍的，此種流動讓跨國界的國際主義者如共產主義 者、亞細亞主義者等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早期的日本共產黨組織可以允許 在日朝鮮人成為黨員甚至於成為黨的領導，海外的日本共產黨支持者可以和中 國作家一起從事反戰運動，大亞細亞主義的頭山滿、內田洋平也能夠跨越疆域 支持中國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李大釗也提過新亞細亞主義組建亞細 亞聯邦，所以大亞細亞主義除了是歐美帝國主義侵略亞洲之下的產物，也是東 亞各國之間自由流動下的產物。而且曾經參加過日本共產黨活動的經濟學家平 野義太郎還透過對於華北農村的考察，尋找出大亞細亞主義的歷史根源，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