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龍八部》的離奇情節與人物性格
第三節 喬峯之情──拯救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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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債來，是段譽無從選擇的命運；惟其一本真誠專一，才能自情欲網羅中 突圍而不違道德，也才能最終贏得美人歸。透過「少年遊」的動作，看到了 青年男女對愛情追尋當下的性情之真，唯有交出自我（不成為自我），才有可 能成為自我；唯有真誠面對自我情感，「遊」才能從漫興逃離中找回依循的路 標，找到「情真」與「情正」和諧的有情世間。
第三節 喬峯之情──拯救所愛
傳統中國的社會關係建立在「報」（還報／反應）的基礎上，這種觀念與 儒家、遊俠思想有關，兩者最大的差別在「絕對性」。司馬遷讚許俠士「言必 信，行必果」，孟子說「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這裡「義」就體 現一種審慎斟酌的應對。前者是一種普遍主義，俠士重然諾、輕生死，在任 何狀況之下，表現出他們超道德的行為；儒者則在審思之後，根據名分、親 疏等種種原則，表現出相應行為，是一種分殊主義；至佛教傳入中國，則以
「業報」來解釋個人或家族的命運。77喬峯的復仇行為，即是一種「還報」，事 實上在杏子林中他以幫主之血恩赦叛變長老，細數長老們的大功，運用幫規 中的特殊條例赦免叛亂死罪，就是一種分殊主義的表現；然而面對身世真相 又非得找出「帶頭大哥」為父母報仇雪恨，卻又表現出絕對的遊俠精神與佛 教果報。「喬幫主」的故事中，大體維持著「惟義所在」的「治」的力量；「蕭 峯」的故事裡，更凸出了報仇、報應的「亂」的力量。羅龍治言，「蕭峯是個 仇恨的影子，他所到之處，血雨四濺。他的一生全被『復仇』的盲目意志所 支配，絲毫不能作主。」78因此與段譽少年遊歷不同，喬峯的故事中不著意「遊
77 楊聯陞：〈報──中國社會關係的一種基礎〉，《食貨月刊》第三卷第八期（1973年11月），頁377-388。
78 羅龍治：〈我看《天龍八部》〉，收於《諸子百家看金庸（貳）》（臺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97），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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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的風光旖旎，也不著意於男女情感，也完全不同於段譽「由不武而武」
的蛻變奇遇，反而藉由治亂之力的消長、復歸，重新思考國族、家庭、個人 複雜的倫理關係，終而深悟「拯救所愛」遠比「復仇」更為重要。故能布施 無畏，救兩國人民於水火。
一、 悲劇表現為「復仇」
武俠小說作為一種成長小說類型，其主角（英雄）通常是成長最多之人，
而喬峯則是少見完全沒有成長空間的主要人物，甫出場已是武藝卓然有成、
威名赫赫、至誠仁義的丐幫現任幫主79 ，武林中更讚為「北喬峯，南慕容」，
是小說中最負盛名的兩大名家。他的「養成計畫」在智光大師的回憶中短暫 復現：
這位少林僧人，乃是受了我們帶頭大哥的重託，請他從小教誨你，使 你不致走入歧途。為了此事，我和帶頭大哥、汪幫主三人曾起過一場 爭執。我說由你平平穩穩務農為生，不要學武，再捲入江湖恩仇之中。
帶頭大哥卻說我們對不起你父母，須當將你培養成為一位英雄人 物。……汪幫主初時對你還十分提防，但後來見你學武進境既快，為 人慷慨豪俠，待人仁厚，對他恭謹尊崇，行事又處處合他心意，漸漸 的真心喜歡了你……。他試你三大難題，你一一辦到，但仍要到你立 了七大功勞之後，他才以打狗棒相授。那一年泰山大會，你連創丐幫 強敵九人，使丐幫威震天下，那時他更無猶豫的餘地，方立你為丐幫 幫主。以老衲所知，丐幫數百年來，從無第二個幫主之位，如你這般 得來艱難。80
79 金庸：《天龍八部》，頁758。
80 金庸：《天龍八部》，頁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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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真假並非不證自明的，反而是崩解與重構的不安定狀。為確認信中 鑿鑿往昔，喬峯步返少林，卻逐步又陷入弒師、弒養父母、弒武林同道諸多 罪名，蒙此不白大冤，遂坐實杏子林中眾人的疑慮──殘暴狠毒。19回「千 萬人吾往矣」為救受玄慈大金剛掌力所傷的阿朱，喬峯親身犯險聚賢莊，終 至「蠻性發作」出手殺傷漢人。這一段情節可謂是一場極其豪邁悲壯的復仇 武戲，甚至於可以說這種武戲的本質即是喬峯的生命煥發之所在，且看27回 助義兄耶律洪基（遼帝）平定叛亂；41回於少室山單掌逼退丁春秋，隨後對 戰游坦之、慕容復；50回〈奮英雄怒〉更在千軍萬馬中生擒遼帝，以一己生 命促成遼宋和平。無不是以一人之力獨挑大局，成為萬眾矚目的巨星。這些 大場面的武戲充分顯示其領袖氣質，既可以展現為治道的堅定（仁義幫主）， 也能夠帶來亂世與毀滅（窮凶極惡）。正因為喬峯失去自我認同，於是一改過 去的果斷明睿，在「蠻性發作」之下大開殺孽。武力所展示的毀滅力量不僅 帶來生死摧折，同時也置疑了民族道德的信仰界線，當喬峯以本朝太祖長拳 對戰少林「天竺佛指、羅漢拳」，挑起的即是胡漢分野：「咱們對達摩老祖敬 若神明，何以對契丹人卻是恨之入骨，大家都是非我族類的胡人啊？嗯，這 兩種人當然大不相同。天竺人從不殘殺我中華同胞，契丹人卻是暴虐狠毒。
如此說來，也並非只要是胡人，就須一概該殺，其中也有善惡之別……喬峯 未必是非殺不可，咱們也未必是全然的理直氣壯。」86於是，喬峯故事作為文 化寓言，其毀滅力量摧枯拉朽地鬆動、解構所有既定的成規與認同，包含他 自己亦將在所有價值的拉扯與崩解中，走向自我毀滅──以死亡作為和解，
象徵性地顯示了「文化虛根危機和認同渴望」。87即，一個堅定的文化信仰者，
如何因迷失自我認同且在尋覓主體的過程中，既強烈的展現自我卻又同時置
86 金庸：《天龍八部》，頁832。
87 王一川：〈文化虛根時段的想像性認同──金庸的現代性意義〉，收於吳曉東、計璧瑞編：《2000 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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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了一切，並走向自我毀滅以求得置疑之後的認同。
喬峯以其威武仁義帶領丐幫，以其慷慨血性會友，這是他光明與治的力 量；而其復仇之路則是充滿黑暗與亂的本質，這兩種衝突一如「武戲」般在 他內心中糾纏過招，而治與亂正是英雄氣質所帶來的行動後果88。正因為喬峯 解構了所有價值成規，其復仇路上所有的聲音都成為各自言說、辯解、懺悔、
執迷、迴避、拼湊的眾聲喧嘩。
二、 多重敘述的聲音
16回〈昔時因〉道出當年雁門關血戰，起因於獲知契丹武士要偷襲少林 劫奪武功圖譜，「要是契丹此舉成功，大宋便有亡國之禍，我炎黃子孫說不定 就此滅種」，中原群俠遂在「亡國滅種」的「慄慄危懼」中「不能講甚麼江湖 道義、武林規矩」89，以致誤殺契丹夫婦一行人。關於雁門關血案的敘述有兩 種敘述要特別注意：第一，智光大師一貫以提問方式探詢喬峯；第二，趙錢 孫不時「點評」昔日種種。先看智光大師的提問：
喬幫主，倘若你得知了這項訊息，那便如何？
如此說來，我們赴雁門關外伏擊遼人之舉，以喬幫主看來，是不錯的？
只不過是敵在明處而我在暗裏，你想我們該當如何？90
這種「提問聲音」似乎是在「核對」要如何做才是對的。亦即沒有絕對正確
88 「『悲劇英雄』正如『大仁』『大惡』，他們不但都是尋求自我完成的人，而且都是在某種與他人 的關聯中尋求自我完成的人。因此他們必須是一個『行動者』而非『靜觀者』；一個『倫理人』
而非『解脫人』……仁者『修治』；惡者『擾亂』；『悲劇英雄』同時兼具，既修治又擾亂，既 擾亂也修治。──所以，既造成悲劇的『糾葛』，又導致悲劇的『解決』」柯慶明：〈論悲劇英 雄：比較文學舉隅〉，《柯慶明論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16），頁223-224。
89 金庸：《天龍八部》，頁657-659
90 金庸：《天龍八部》，頁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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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就像智光隱去了問題的前置背景，當年帶頭大哥所以決定錯誤，也 是在資訊不足狀況下的決定。「提問」本身不是重點，發問與回答的姿態才是 關鍵。
智光與喬峯的一問一答中，核對昔日行為的邏輯正當性，在有限資訊當 中，無論是否被誤導，為了「保種護國」的生存權，所謂的仁義道德是可以 被拋諸腦後的。三十年後，異時而處的喬峯，與當初豪俠所見略同，正是一 種歷史嘲諷。換言之，這是根據「護國保種」而做出的價值利益判斷，而不 是基於道德人性的善來衡量。喬峯悲劇性的急轉正在於發現他的價值觀與仇 人如出一轍，「發現」自己就是往昔的受難嬰兒，而故事中受害的契丹夫婦是 自己生身父母，授業恩師卻是當年的殺父仇人之一。於是，國族存亡的「大 敘述」與個人不共戴天之仇的「小敘述」便成為價值衝突、角力的兩極；這 看起來是一種忠孝難兩全的轉喻，然而卻更加複雜變成了「宋─遼」「漢─契 丹」「恩師─死敵」「善─惡」的二元對立，並且「置疑」了所有對立而成為 一種「混雜」。
第二種敘述聲音，趙錢孫以詼諧喜劇的方式，複調地在提問主聲背後，
時不時點評論贊，時而漠不關心，時而冷嘲熱諷，在在顯示了話語意義的流 動。作者讓趙錢孫與譚公、譚婆以三角戀插科登場，於胡攪蠻纏中隱含敘述 者本身的「荒謬性」──諸如徐長老要趙錢孫說說「信中事」「當時情景」，
他卻背起了譚婆（小娟）的情書與從前練武情景；這種顛三倒四的罵語、笑 語恰與有道高僧智光大師的懺悔端莊成為一組對照而益顯「似通非通」91。正 如巴赫汀在其著名的《拉伯雷研究》中提到廣場現象，認為狂歡節慶精神表 現出價值階序的位移顛倒，官方／民間、神聖／世俗、中心／邊緣等等概念
91 「單正聽了這番似通非通的言語，心想這人果然腦筋不大靈。」金庸：《天龍八部》，頁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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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為一個流變不已的世界觀。92因此，趙錢孫的似通非通，就在智光的懺悔 之外別具參照意義。尤其當智光說契丹婦人如何慘死，趙錢孫道「那也怪不
都成為一個流變不已的世界觀。92因此，趙錢孫的似通非通，就在智光的懺悔 之外別具參照意義。尤其當智光說契丹婦人如何慘死，趙錢孫道「那也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