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科對於哲學史、科學史、文學史…等諸多研究的方式，不同於傳統觀念史研究的 路徑86，而其所謂的系譜學也非其一貫不變的主張，而是透過不同時期的經歷與著作而 逐步形成的產物。他認為人類的經驗是多重而複雜的，因此也據以發展了複雜的知識系 統與精緻的權力結構，而前者形成了其「知識考古學」的探究，後者則形成「權力系譜 學」，然而，若要對其系譜學做一探究，便無法跳過其思想的演變歷程。
84 根據葉斯水，〈臺灣自行車產業發展之回顧與前瞻〉（桃園：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15。
一文指出臺灣早於 1980 年代就已打敗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自行車出口國。
85 研究者認為所謂的政經情勢的改變包含：產業結構改變（以高科技產品取代勞力密集產業）下釋放出 更多休閒時間、週休二日的制度（更多休閒的需求）、健康與環保概念的盛行……等因素。
86 傳統的觀念史研究方式多以外部研究的方式進行，即透過文獻重新構造過去，試圖恢復作者及時代的 原意及真相，這是一種強調連續性、穩定性及主體中心地位的一種偏見。楊大春著，《傅科》，（臺北：
生智出版社，1995 年），44。
52
壹、走出傳統歷史觀：
歷史主義主張人類的歷史發展為穩定、連續，且線性的走向，同時指出人類理性發 展進步的必然性，其演化過程必然由某個邏各斯（Logos）意義上的原始起點出發，由 低而高、由簡而繁，最後達至極善的目的。87故傳統的歷史研究主要針對文獻資料所呈 現的訊息，試圖重新構造過去，並恢復事件的主體與時代背景的原貌，透過文獻的外部 研究，建造一種「連續性」、「穩定性」、「起源性」及「唯一正當性」論述，而建構者為 了符合上述的原則，便捨棄一些「差異性」、「斷裂性」與「邊緣性」的文獻資料，這種 看似具有明確系統與正當性的論述，其實也是一種人為建構的「主體的中心化」產物;
然而，現在的歷史學研究則強調歷史研究的主要任務並非對於文獻做外部的研究，如：
解釋文獻、探究文獻是否為真、其表達價值為何，而是透過文獻自身加以組織、分類、
區隔，發現各自的內在要素、相互關係，並界定其內在的統一性，簡言之，文獻不是作 為指向外部事實（過去的事件）而有意義，文獻本身即包含著重要的價值，由於轉向文 獻的本身，也就轉向了不連續、斷裂，以因此成為一種「無主體的離心化」過程，而考 古學正是其轉向的創見。
貳、開啟知識考古學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88一字或譯成「考掘學」、「檔案學」意指透過古代遺物的挖掘，進行所 謂的回溯考察，企圖透過古物重現歷史的原貌，但傅科不同於傳統的歷史研究方式，以 建構邏各斯意義上的連續性、必然性與起源性為目的，而是透過已被轉化為文獻形式而 被儲存起來的檔案（archive），針對人文社會學的可能性條件進行考古學式的分析，以 揭露各種條件建構的原則、規律性及隱藏於特殊知識背後的特殊組織模式，而這些原則 或許不在科學家的意識中，但卻對於科學知識的建構相當重要。89
其實考古學方法並非傅科獨創，法國學者梅洛龐帝（Merleau-Ponty）就已將現象學
87詳見甘允良，〈運動與男性氣概論述之研究-以臺灣棒球的演進系譜為核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10），43-52。
88 詳見梅奎爾著，《傅科》（陳瑞麟譯）（臺北：桂冠出版社，1998），224。一書中指出傅科的 Archeologie 不同於傳統的考古學，後者以挖掘過去的遺物文件進行考察，試圖透過古代的文物讓歷史的原貌重現，
但傅科主要針對的則是過去的論述（discourse），可供後人查閱並以轉化為文件形式而儲存起來的「檔 案」為主要對象，故譯者陳瑞麟以「檔案學」取代「考古學」的譯法，而本文以較通用的譯法為之。
89 蔡采秀譯，《傅科》，（臺北：巨流，1998 年），78。
53
視為一種考古學的方法。傅科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首次使用它來指稱一種思想史的 方法，而他對於考古學的掌握，也是在論述與使用中逐漸明晰，因此，他對於考古學是 先實踐而後理解，他認為考古學並非指向外部研究（如傳統歷史學），而是指向語言內 部本身，他是一種話語的分析，他並非想要評判知識是否符合外在的對象，而是強調關 於某一對象（如瘋癲、罪犯、性）的話語是如何形成的，力圖重新發現知識成為可能的 基礎，在何種秩序空間，何種歷史前提下形成。然而，傅科的考古學是探討知識得以形 成的話語規則，且何種對象得以形成知識的主體，關鍵在於是否符合話語的一系列規則
90而定，而這些規則潛藏在人們的潛意識中，不自覺的對於知識形成限制，而傅科便是 要透過思想史的研究發掘它。
傅科在其考古學所要探究的主題有三：分別為癲狂、疾病與知識型的問題，其對應 的著作為：《瘋癲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和《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前二者主要針對特殊的知識與學科深入兩類經驗的深處，探究癲狂 與疾病成為現代醫學及精神科學知識的可能性為何。而《物的秩序》則針對現代實證知 識的體系做一整全的說明，並提出其所謂的「知識型」（episteme）91概念。
比較傳統歷史觀與傅科考古學兩者間的差異主要有四：其一、考古學不是一般的歷 史分析，而是一個特殊知識領域（如規訓、性史、瘋癲）的分析，是對觀念史的遺棄，
對其假設與程序系統的否定;其二、考古學不是去探究連續性，而是力圖分析特殊性與 差異;其三、考古學不理睬「著作」概念，而是探究貫穿各種不同著作的話語規則;其四、
考古學不是恢復人們在話語中表達的思想、意願、經驗，而是「對一種話語對象（如瘋 癲）的系統描述」92。
總言之，考古學就是在各種檔案中描述「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分析論 述的實證性，劃定聲明的表述範疇;考古學並非追求「起源」(beginning)，而是系統性
90 傅科在其考古學中對於形成知識的話語規則主要分為四個原則：非尋求解釋性原則、非發現連續性原 則、只關注於支配作品的推理性實踐原則、非起源性的回歸原則。詳見楊大春著，《傅科》，（台北：生 智出版社指出，1995 年），59-60。
91 詳見楊大春著，《傅科》，90-103。傅科針對不同時代的知識型加以分類說明，如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 型為「相似」（resemblance）取向、古典時期為「表述」（representation）取向、現代知識型則為「有機 的結構」（organic structure）取向。
92 詳見劉北成編著，《傅科思想肖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48-150。
54
的描述論述的構形與界限。而論述形構其實就是各種「聲明」的組合。換句話說，這些 組合是文字表現的組合，但非語句、邏輯命題層次的組合，而是在聲明的層次相互銜接。
故論述形構就是統御一組文字表現的總體性的「聲明」（statement）表述系統。而論述 形構會決定某一時期論述的對象或秩序，使得此時期的論述存在一種無意識的門檻，讓 人無法任意的言說。93
叄、轉向權力系譜學(The Genealogical Mothed of Power)：
如果說《瘋癲與文明》是傅科首次正式運用考古學一詞，那麼《知識的考古學》變 成為其考古學的定型與總結，然而在此書發表後的六年（1969-1975），經過一番醞釀，
《規訓與懲罰》一書問世，相較於前者，後者更多的是關於權力、社會及制度的機制探 究，透過學校、軍營、工廠、監獄及醫院的控制性社會機制，來說明人文社會科學的知 識體系如何與社會控制之權力機制相互結合。《規訓與懲罰》一書的出現，也象徵著傅 科思想上的轉變，但對於兩者的界定，他指出系譜學並非取代考古學，對於構成知識體 的規則探究，考古學仍有其必要，而系譜學的作用在於將知識體的形成加入權力的考量，
因此，前者關心靜態的描述（知識結構的描述），後者則要求提出解釋（真理的起源與 演變關係）。傅科的系譜學可說是傳承至尼采系譜學的脈絡。1977 年發表《尼采、歷史、
系譜學》則為例證。而傅科系譜學的兩大主要任務在於：追溯對象的出身與標出對象的 發生，其說明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傅科的訴求對照表
追溯對象的出身 標出對象的發生
訴求一 打破固定本質和深層意義的迷思，以 探究事物的差異、表面、細節取代傳 統探究事物本質、深層的迷思。
追溯新元素的出身及組合（如現代監 禁、精神病患），而新元素的成形，
可能來自不同系列元素的組合。
訴求二 規訓的出身：發現現代社會均為「規 訓」組織而成，而其源於 17 世紀的
所謂的元素：可以是戰爭、事件、制 度、觀念與人物，前項的元素（母體）
93 李偉俠，《知識與權力》，頁 157-158。
55
56
人類的歷史是「過去」向「現在」向「未 來」逐步在「進步」的普遍律則中所發生 的「因果關係」（以史為鏡，可知興衰）。
歷史進步觀是一種神話，「現在」不一定比
「過去」進步，「現在」是權力爭鬥及事件 變化下的產物。
資料來源：參考劉北成（2012）後自行整理與分類 肆、本節小結：
本節經由介紹傳統歷史學與傅科式的歷史學間的差異，並為本文以傅科的權力系譜 學來建構臺灣單車發展的系譜提供必要的說明：如傳統的歷史學認為歷史是一種線性的 發展，其具有可預測性、脈絡性、本質性及無限進步的可能性，因此得以使人類在歷史 的演進中展現由落後走向進步、野蠻走向文明的歷程，然而傅科則企圖打破這樣的見地，
他主張歷史是一種非線性、非理性及偶然性的產物，在知識論述及權力運作……等多方 力量競逐下的產物，因此，歷史的成形是不具有一定的本質及起源，任何一個元素的加
他主張歷史是一種非線性、非理性及偶然性的產物，在知識論述及權力運作……等多方 力量競逐下的產物，因此，歷史的成形是不具有一定的本質及起源，任何一個元素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