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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認同促進下的新社區關係

第五章 聚落公共空間的變化與社會網絡

第三節 國族認同促進下的新社區關係

為了促進國內的族群和諧與國族認同,新加坡政府所進行的其中一大措 施,即是透過居住空間改造與人口重組,來打散舊有的族群聚居及地方群體的凝 聚力。在日常生活地景方面,組屋地景被烙印上族群共有、族群和諧的國族論述,

組屋社區中也常藉由在組屋牆面懸掛新加坡國旗,以及標榜各族和諧同樂的活動 看板、旗幟的豎立,進行聚落地景的微調,來向人民傳達並灌注族群和諧觀念與 國族意識(參見照37~照 38)。除此之外,另透過英語教育的大力推展,使各族 之間有共同的溝通媒介,116藉由國民服役的實施使得各族人民產生了共同保衛國 家的意識。而在諸多政策的實施之下,新加坡華人的身分認同的確產生了明顯的 轉變。

照37 標榜社區族群和諧的國慶看板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2007.07.24。

照38 新加坡國慶宣傳旗幟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2007.07.28。

自然發展下所形成的傳統新加坡華人社會,如同費孝通眼中的鄉土中國,

有著差序格局的結構特性。(費孝通 1991:25-33)認同關係以個人為中心層層 向外推展呈現同心圓狀(見圖19)。大體而言,傳統新加坡的華人身分認同自個 人出發逐層以家庭、地方社群(聚落)及中國原鄉為認同對象,情感濃度如漣漪 般由圓心向外逐漸淡化。但這樣的認同關係有部分與新加坡政府的國家理念產生 衝突。受到建國後新加坡政府推行的各項政策的影響,在個人以外的各個層級認 同對象皆產生了明顯變化。原先以小家庭制為主流的社會形態,受到組屋政策及

116 根據梁秉賦的研究指出,在 1978 年的教育部報告書中表示,當時學校中最廣為學生學習的兩 種語言是英文與華文,但有85%的學生在家中並不使用英語或華語,而是使用自己族群的方言 作為溝通媒介。但1980 年代以後,殖民地時期以來的私立學校及自治和獨立以後政府資助的輔 助學校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教育部主導的國民型學校,1983 年報讀華文源流的學生已不及 1

%。(梁秉賦 2006:100、109)

家庭政策的影響更有所增強,許多大家庭在移殖後解析為小家庭或折衷家庭;對 於甘榜村落、街、街區所形成的地方認同,受到組屋政策的影響重構為對於新住 處組屋市鎮的地方認同。(Shared Values 1991:10;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新加坡 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編 1991:80)而最外層的國家認同早在 1950 年代的公民權運 動中已產生轉向,由對於中國原鄉的政治認同情感,轉變為對於在地的新加坡國 家認同,(崔貴強 2007:326-336)1960 年代以來的組屋政策對於國族意識的 培養有促進的功效。就國家的觀點而言,政府並希望能夠在這個看似漣漪般的同 心圓關係中,將各層的關係定位為國家先於社群,社會先於自我,並以家庭作為 社會基本單元,將社會及家庭利益置於個人之上,亦即在情感濃度上由外至內逐 漸淡化。(Shared Values 1991:10;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 會編 1991:80)

圖19 由個人出發層層外推關係的轉變

由個人向外層層外推關係的轉變,是華人人際關係的轉變。諸如圖16 中各 座跨越方言群,甚至是跨越族群(華、印)的聯合廟宇組成,以及新加坡島上最 後的甘榜—萬國甘榜的人口組成等,117都是傳統社群界線淡化與國族認同促進的 實際映證。Chiew & Tan 針對族群關係的議題,以 1969 年與 1989 年進行對照研 究亦指出,在這20 年期間新加坡的社會整合普遍來說既廣泛且逐漸提升,跨族 群之間的友誼升高,各族群也相信彼此間的互賴有助於提升經濟成長與國家防 禦,並對其他族群大體上抱持著正面的觀點,新加坡人的國家意識及國族身份認

117 羅弄萬國甘榜的地主為 Sng Mui Hong,甘榜內有華人及馬來人向其租地混居,目前共有 28 戶住家。

同程度相當的高。(Chiew & Tan 1990)1971 年宋明順對於華人大學生所進行的 抽樣調查也顯示了,年輕學子認為種族和諧對於國家發展佔有重要的地位。(宋 明順 1980:114)

雖然人們對於國族認同的程度難以度量,但2001 年新加坡政府進行關於新 加坡人對於族群與宗教態度的社會調查,以及Yolanda Chin & Norman Vasu

(2008)進行的族群間與宗教間關係的調查報告所顯示的高度正向關係,118皆有 助於國族認同的提升。而在新加坡政府所進行的社會調查中,有一個項目是關於 國家認同,調查結果顯示97%的人以身為新加坡人而感到驕傲,98%的人將新 加坡視為是自己的家鄉,顯示新加坡人對於國家認同相當強烈(MCDS 2002:

15)。

新加坡政府所欲建造的新加坡,如同歌曲〈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的歌名及內容所表達的,是由各族人民所共同組成的一個國族國家, 之中特別嚴重。(Ang & M.S.W. 1975:28-29)另外像是崔貴強則認為新加坡的 英語教育雖然使得各族之間有一個溝通的媒介,但英語教育的普及使得青少年們 倡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而就華人而言即為儒家價值觀。(黃朝翰 2002:

3、6)儒家價值觀運動除了透過教育管道及媒體等方式的宣傳之外,一部份也落 實到了組屋的空間政策上,即前面所提到的,鼓勵父母與已婚子女同住,在某些 層面上維持傳統的家庭觀念。關於人際網絡的疏離方面,早在1975 年即有政府

118 可參見下列研究 MCDS(2002)Attitudes on Race and Religion: Survey on Social Attitudes of Singaporeans (SAS) 2001; Chin, Yolanda & Norman Vasu(2008)The Ties that Bind and Blind.

119 歌詞內容可見 Sing Singapore 2005,http://www.singsingapore.org.sg/songs-lyric.asp?sid=18。

檢索日期:2009.01.11。歌曲版權為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 The Arts 所有。

人員在公開的場合中鼓勵高樓組屋的住戶發展出如「甘榜方式(Kampung Way)」

那樣的社區關係,(Straits Times 1975.04.09)後來政府在組屋區中提倡「甘榜精 神(Kampung Spirit)」,鼓勵人民織構起像是昔日在甘榜中緊密相連的人際網絡 與社區意識。但政府所鼓勵的甘榜精神並不是希望人民們去追求維繫昔日居住地 的傳統人際網絡,而是在國族建構的架構底下,在現居地組屋區中重新與其他族 群建構起新的人際關係。

目前新加坡的華人社會情形是,在政府的各項國族建構政策的推動之下,

華人的認同早已產生轉向。50 年代初期以來的「祖國意識」運動將青年人的祖 國自中國導正為新加坡,(陳壽仁 1979:A53)組屋政策及母語政策的實施之下 使得傳統華人地方社群勢力漸趨疏離甚至瓦解,轉以大架構下的「華人社群」作 為認同對象。原先大家庭制度中的親屬網絡亦產生鬆動,聯繫頻率不如昔日,並 強化了小家庭制度的主流形勢。當政府在發現所實施的政策所衍伸出一些家庭、

社會問題之後,在組屋區中倡導家庭或是如同甘榜方式、甘榜精神的社區觀念。

但明顯可以發現,儘管人們對於新居住地點的認同情感有所提升,在新的人際網 絡上卻是疏遠的。2003 年建屋發展局對組屋居民所進行的樣本家戶調查顯示,

高達約9 成的華人對於現居地持有認同情感,但過去 12 個月以來曾參與過社區 活動的僅有 35.3%,將近 6 成 5 的人對於組織社區活動是不感興趣的。(HDB 2005b:48、57、60)是故就華人而言,或許對於國家、華人社群、現居組屋市 鎮有高度的認同情懷,但是這樣的認同情懷並沒有建構在堅強的人-人關係的投 射上,成為一個沒有以厚實人際關係作基礎的認同。

傳統甘榜村落是一個結合了生活、生產、信仰的空間單元,其單調、一致、

保守性使得許多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可以代代相傳地保留下來,強烈的人際關係 投射在居住的空間中,使得居民彼此互動緊密,並對於地方產生濃厚的情感。當 生活、生產、信仰空間在都市計畫下相互分離之後,在政府組屋區中雖然居民亦 對於居住的空間逐漸產生認同,但新建立的人際網絡並不強烈。如同 Tai Ching Ling & Peter S.J. Chen 的研究結果指出,公共建屋計畫雖然提供給居民較佳的生 活設施及社會公共建設,但這些改善的人造環境仍然無法如同鄉村一般的促進社 區聯繫、緊密的人際關係(人-人關係),及對於家庭和社區(人-地關係)的 強烈情感。(Tai & Chen 1977:22)且這些公共社會空間或設施在設計上的良窳,

會影響到人們使用的意願,從而降低它的存在價值。(Hee & Ooi 2002)2003 年 建屋發展局最新進行的樣本家戶調查資料亦顯示,人們使用組屋區中的設施以商 業設施使用頻率最高,有5 成以上的人至少每週會使用一次,但對於運動、休閒

及院落、社區設施使用頻率相當低,高達 7 成以上的人每週使用不到一次。120

(HDB 2005a:60)人造的環境改變了傳統空間使用方式,組屋區中社會空間、

公共空間的新構,並不能擔保同樣能夠織構出緊密的人際網絡。而諸如聯絡所這 類的社區機構、組織亦只有在舉行特別活動時才能吸引大批的民眾前來參加,年 中其他時間又是恢復寂靜的狀態。(民眾聯絡所 1966:234)是故在新、舊聚落 地景的演替過程中,當新加坡由傳統走向現代之後,人與人之間距離的拉遠似乎 已成了必然的趨勢。

120 院落及社區的各項設施中,僅連接組屋大樓的連接走道使用頻率較高,有近 7 成比例的人每 週至少使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