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聚落變遷與國族論述

W.E. Willmott 表示，新加坡是在 1965 年突然被強迫成為一個國家的，而非 透過國族主義或國家身份認同而形成，所以現在的國家認同是在國家形成之後才 開始建構。（Willmott 1989：581）為了在獨立初時「內憂外患」的環境下打造出 新加坡國族，以穩固國家發展，新加坡政府國族政策中相當重要的一種方式，即 是透過組屋計畫來建構國族。

李光耀於1960 年受新加坡扶輪社邀請演講時曾經指出，「人民行動黨根本 是一種革命的運動，而非一種改良性的運動」，（李光耀 1960：3）聚落地景的演 替，亦是由政府所推動的一項「革命運動」。挾帶著國族建構意識形態的新加坡 政府，藉由推動「革命性」的聚落地景、空間改造，來協助其建構國家認同。雖 然組屋政策收到了許多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正面效益，但在完全破壞及完全建 設之中，也不乏出現John Clammer 所指出「今日的解決之道，成為明日的問題」

的情形。（Clammer 1980：14）

一、聚落地景、空間與新加坡國族論述

綜觀前面各章節的研究以重新檢視圖2 可以印證：以馬來西亞—印尼為主 的區域脈絡、新加坡政府、華人地方社群三者，所形成的區域、國家、地方三層 相互作用力中，處於最外部的馬來西亞、印尼兩國的族裔統治及族裔國族主義，

對於新加坡產生了外部威脅。這些來自於外部的壓力經由新加坡政府吸收、轉 化、調適之後，所進行的其中一種回應方式，係對內採取公民國族主義的主張。

在國族主義的實踐之下，透過組屋政策所進行的聚落地景、空間改造，成為其中 一項強而有力的手段，從而對於地方華人社群產生壓迫。在強大的國家力量之 下，華人地方社群僅能夠在聚落變遷的過程中，試圖尋找調適的方法。

新加坡的國族建構雖然不是採取手段強烈的同化方式，而是採取整合的方 法，企圖將各族人民整合為共同的國家社群，但傳統地景、族群聚居、傳統人際 網絡、地方感，卻成了在整合過程中被破除、解構的對象。強大的國家機器控制 了土地這項稀少資源，推行組屋計畫進行空間、地景再造，破除殖民時期以來的 族群居住領域隔離，並在地景空間中注入國族論述，以消除狹隘的地方社群意 識，推動國族建構。處於權力弱勢的華人地方社群則無力維持原先的聚落形態，

僅能在地景變遷的過程中，試圖在空間土地的利用上（如聯合廟）及意識形態上

（如飛地信仰）尋求調適的方式，從而造成聚落變遷。在第五章第二節的研究中 顯示，國家在其控制、再造的組屋地景中，係透過諸如新市鎮內部階層性公共空 間及組屋大樓走廊、底樓的規劃，創造出培養國族的場域。第四章第二節討論的

組屋中的族群比例限制，亦蘊含了國族建構的意識形態，使得組屋大樓成為代表 各族人民的一種國家意象，新社區組織的設立則扮演著國族建構的推手。就華人 地方社群而言，傳統聚落的剷除及新的組屋生活，導致了地方社群在居住空間上 的分離。Catherine Nash 表示：「關於地景的意義或地景應如何被組織起來的衝 突，是個人和群體自我界定、要求及挑戰政治權威複雜過程中的一部份」，（Nash

（upgrading programme），¹²¹改善、增加早期組屋社區的公共設施。另者，在國 族論述下所推動的聚落變遷並非與現代化、都市化下的變遷有著截然不同的面 貌，相反地，新加坡的國論述是隱藏於現代化與都市化之中，在推動變遷的作法 上或許有時明顯產生差異（如族群比例），或許表面上看似相同但由官員的言論

121 1989 年 7 月 11 日國家發展部部長 S Dhanabalan 在國會宣布，政府將開始著手進行組屋的翻 新計畫。（Business Times 1989.07.12）

卻可發現其中實際蘊含了國族建構的理念（如公共空間的規劃），這些牽引著聚 落變遷的細部作法與理念，顯露出新加坡政府推動國族建構的意圖。

新加坡的國族論述、地景與空間變遷、聚落變遷各項因子之間，有著錯綜 複雜的糾葛。國族論述鑲嵌在地景與空間變遷之中，國族論述亦造成了地景與空 間變遷，而在國族論述及地景與空間變遷的交互影響之下，卻也出現了聚落內部 傳統華人地方社群網絡及信仰文化產生了變遷的現象。在第三世界國家邁向開發 之路的同時，許多的傳統原本就可能會受到現代化的影響而慢慢凋零消失或進行 轉化，這原本應該是較為和緩、漸進式且變遷時距較長的一個過程。但筆者對新 加坡研究所發現的是，原應存在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拉鋸角力戰被政府強制破 除，在政府強力介入之下，變遷時距縮短，傳統社會快速轉變為現代化社會。將 人民快速推向現代化社會之中，使其從而脫離傳統的地方意識、族群聚居，是新 加坡政府藉由組屋計畫來達成國族建構的其中一步。

二、由聚落變遷反思國族論述

新加坡聚落變遷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有諸位學者或官員曾經指出。如嚴 崇濤舉出的牛車水市區翻新工程這個負面教材：「我們早期徵用了一排排的店 屋，由我們自己的建築師設計店屋的窗戶和前門，並由承包商裝修這些場所，然 後才把它們售出。我認為今天的牛車水已經沒有了生命力！所有曾經在牛車水經 營的商人被迫離開，我們轉而邀請他人來購買經裝修的店鋪。」（嚴崇濤 2007：

47）或 Hee & Ooi 研究中所提出的，市中心區域的都市發展，對於土地利用進行 重新分配，原先居住在區域內的居民被遷移至區域邊緣或外部的政府組屋中，重 構後的公共空間卻成為政府擁有或經營的空間，但卻對於居民不具有社會意義。

（Hee & Ooi 2002：30－31）抑或如 Jones & Shaw 亦曾提及新加坡地景的全面變 遷對於新加坡人之間的身分認同起很小的促進作用，這些在物質層面上規劃良好 的組屋，卻失去了殖民時期人們互助合作的甘榜精神。（Jones & Shaw 2006：124）

在本研究中筆者發現，在新加坡政府將族群聚居視為有害國族形成，透過 組屋予以打破的同時，造成了傳統人際網絡鬆動、解構的情形，而這些傳統的地 方社群社會，即是以往傳統珍貴文化價值核心的發展、保存地。一般來說社會可 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性質，其一為不具有具體目的，只因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 會，其二為為了要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前者是有機的團結，是禮俗社會，

後者是機械的團結，是法理社會。（費孝通 1991：9）而就新加坡的情形而言，

華人傳統甘榜村落及街屋市鎮這些自然形成的禮俗社會，被機械團結、法理社會 的現代化高樓組屋所取代。相對於現代化社區，傳統聚落對於華人而言有很多的 羈絆，這樣的羈絆可能是物質上的，也可能是心靈上的。就物質方面來說，反映

在聚落空間的單一與多元性，同一空間具備有綜合的機能，人們生於斯、長於斯、

老於斯，日常生活不需要在空間上進行遠距離的移動。就心靈層面而言，受到物 質空間單一性的影響，形成一個相對較為封閉的空間，情感可以專注的投射於一 地，文化習俗也容易藉由代代相傳留存下來，祖、父輩以來長久居住的土地亦是 後世安身立命的場所。當這樣的聚落地景被現代化的高樓組屋所取代時，新形成 的組屋社區缺乏承襲下來且已發展成熟、穩固的情感基礎。

組屋政策及都市計畫將住宅、農業、商業、工業、宗教等不同的機能由原 先同一個空間中一一分出、重新佈局。當人們搬遷入組屋時，許多人的維生活動 必須轉變以調適，生活空間與生產空間的分離，亦致使人—地關係產生變化。在 原先重疊在一起的生活、生產、信仰三大空間的相互分離之下，穩固的新的地方 認同關係難以建立。且當國家加速將人民推向現代化的洪流中後，在英語教育、

組屋社區等新環境下成長的世代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體驗，顯然對於地方所抱持 的情感不如老一輩在傳統聚落生長的世代，而是更對時下的各式生活事物感到興 趣，人際網絡的疏離、文化傳統的流失明顯發生於新世代。傳統聚落所組織起來 的人際關係是內聚的，但在現代化都市中的人際關係卻是發散的、淡薄的。當政 府破除傳統地方情感而將人們的認同對象移轉至國家後，架構在較鬆散的人－人 關係上所形成的國家認同，是否真的能夠達成國族建構的最終目標（保衛國家）， 仍有待時間的檢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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