理論觀點、基本論點與研究目的 - 國族論述下的新加坡華人聚落變遷

聚落是人們居住並且從事各種活動的地方，聚落所指涉的範疇包含了不同性質與大小的村落、城鎮與都市。Daniel & Hopkinson 以為，聚落可以提供作為各學科研究的焦點，而地理學家作為一個整合者，除了從其他的學科領域藉用研究成果，同時也提出了自己特殊的貢獻，特別是有關空間組織方面。（Daniel &

Hopkinson 1989：7）聚落是一個微型的社會單元，在新加坡由傳統甘榜村落及街屋市鎮這樣的聚落景觀，轉變為高樓組屋的過程中，不僅只是顯現於外的地景或空間使用的轉變，當中亦涉及了聚落內部人群社會關係、網絡與認同的轉變。

建國後新加坡華人聚落變遷除了受到現代化的推動外，更受到國族認同論述所影響。將新加坡的發展置放回區域性脈絡中來觀看時，筆者可發現新加坡的國族論述除了Lily Kong & Brenda S. A. Yeoh（2003）研究中所認為，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互動的過程中形成之外，區域脈絡的馬來西亞、印尼族裔主義所造成的威脅與衝突亦對其產生了很大的影響。當新加坡政府推動以空間、地景改造為手段的國族認同建構，又直接衝擊到華人傳統聚落，從而造成地景解構與聚落變遷。致使聚落變遷的國族論述嵌入了空間與地景之中，因此透過對於空間、地景的解析，有助於探討新加坡華人聚落變遷的這項議題。

以下將先回顧有關空間、地景與國族認同的理論觀點，以選取本文所欲採用的研究觀點，爾後再提出本文的基本論點與研究目的，藉由研究觀點與基本論點呈顯筆者進行研究時的觀看之道。

一、理論觀點

隨著地理學的發展演進，地理學家對於地表的觀看有著不同的詮釋方式。空間、地景中的國族論述，成為地理學家所關注的焦點之一。

（一）地理學觀看地表方式的轉向

源自對大地進行書寫的地理學，長久以來被視為是一門空間科學。自興起以來的地理學發展，因應當時人們對世界環境的矇懂與求知慾望，而對地表現象的描述付出相當心力。由於地理學家對地表空間所投入的極大興趣與關懷，逐漸在學科中發展出人－地、人－人、及地－地這三項基本關注的現象關聯，成為迄今地理研究中的基本法則。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世界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致使傳統的地理學已無法符合時代需求。在學科撻伐聲浪四起的情形之下，自1950 年代末起乃掀起一波波的改革浪潮，60 年代的新地理學、70 年代的激進地理學與人本主義地理學，

以及80 年代以後邁向後現代的地理學，在在促使地理研究對象與目的更趨多元化。1970 年代以後對於地理學的改革逐步推動人文地理學的文化轉向，使地理學擺脫傳統對於地表現象分布所進行一般性描述、解釋的窠臼，地理學家轉而關注意象、符號與敘事。（Claval 著、鄭勝華等譯 2005：311－313）換言之，近代文化轉向以後的地理學，除了發現地表現象本身的特性之外，更希望進一步闡述其背後隱藏的社會文化意涵，藉由對於地表現象的閱讀，織構出一段綺麗的空間或地景敘事。由於各地的發展脈絡既不相同，所能譜出牽動人心的樂章亦有不同曲調，因此，轉向後的人文地理學由傳統的客觀描述，轉而探究人們的主觀感受，

取代對於區域普同性的特徵歸納，轉以強調地方的多元性與特殊性。

但由於轉向後的「新」社會及文化地理學，逐漸趨向過份強調特殊性、意涵、認同、再現與意識形態，忽略了作為研究根基的物質文化，因而又引發了

「新」、「舊」地理學之間的爭論。人文地理學者乃回過頭來思考傳統地理學中物質文化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重新將其融入當代的地理學研究之中，使得社會及文化地理學研究「重新具體化」（rematerializing），有形物體的意義被嵌入特殊的文化脈絡之中，實體物質成為人們用來具體化社會關係，及作為評論他們的社會經驗的一種方式。（Jackson 2000：9－10）

由上述地理學研究觀點的發展簡史可知，地理研究由傳統對於現象表面的歸納、描述，轉向閱讀現象背後隱藏的意涵，而又由於「新」與「舊」的地理學各自走向相背的兩端，近來的人文地理學乃重新將兩者融合，把焦點拉回至中間路線，物質實體與裏層意涵皆受研究者所重視。筆者將本篇研究置放在「重新具體化」的地理學研究脈絡之中，當檢視研究區新加坡時，可發現建國前、後新加坡的新、舊地景與空間演替，在聚落變遷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二）空間、地景及地方

地理學是一門觀看地表的科學，因此眼睛所能觸及的空間、地景與地方對地理學家而言別具意義。在地理學中，空間、地景、地方三者各自代表著不同且皆相當重要的地理概念，但卻時常互相遭到混用，而地方一詞，又常被視為是位置、地點、地區的同義詞。有鑑於詞語使用上所帶來的困擾，紀登斯乃建議以場所（locale）代替地方（place）這個詞語，來指稱社會關係建構其上的自然環境。

但John Agnew 進一步地提出「地方」應當不僅只是「場所」這樣的概念，而是應該交織了場所、區位及地方感三大要素，地方除了包含社會關係發展於其上的環境之外，還是人們對其產生認同的一個環境。（Agnew 1993：261、263）是故 Agnew 以為：「空間意味著一個實踐的場域，或一群人或組織所在的區域。…。

地方意味著人們與其他人及事在空間中的相遇。」（Agnew 2005：84）至於地景

或稱為景觀，可區分為自然地景及人文地景兩部分，¹⁵簡單來說指的就是在空間中人們眼睛所能觸及的方面。（Nogué & Vicente 2004：116）

在空間方面，地理學家脫離了以往的空間社會學，僅將空間布局視為是社會劃分下的一種直接反映（見圖1a），進一步主張「社會的空間建構」，即空間建構論者所以為的，空間既是物質上的實體，也是一種符號象徵，空間模式既表現社會關係，又形塑了社會關係。（Smith 1999：12－17）這樣看待空間與社會間的新關聯，打破人作用於地表力量的單向思維，增加了對於空間本身能動性的探討，認為人與地之間是不停的進行交流作用，可提供本文探討新加坡組屋空間政治時的一種省思。空間建構論的基本觀點為，空間不僅可以反映社會關係，空間布局更可以積極地對社會關係產生影響。因此，不同於社會空間學者，空間建構論者開始著眼於探究空間在社會建構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其問題意識不再只是特殊社會群體如何分布在物質空間裡，而是「空間布局、地方和位置，如何對社會認同的建構與再生產有積極的貢獻」（見圖1b）。（Smith 1999：16）「空間不再只是一個被固定、給予實體屬性的種類，而是一個正在發生、形成的社會關係的屬性。」（Jiménez 2003：140，轉引自 Agnew 2005：92）

圖1 空間與社會的兩種關係

資料來源：Smith, Susan J.（1999）“Society－space,” pp. 14, 17.

關於地景，文化轉向後的新文化地理學認為，地景不能僅以機能性來看待，

必需以「符號」來加以詮釋；地景所藏有的符號在塑造人或集體的身份認同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地景不再只是表面或外在，而是人們表達意識、創造、和認同

15 人文地景或被稱為人文景觀、文化景觀。

的重要手段。（Claval 著、鄭勝華等譯 2005：323）James Duncan 曾經提到，在文化地理學中早先地理學家所使用到的地景具有兩種截然不同的意涵，其一將地景視為是「一種觀看的方式」，另一則為物質取向，認為地景是「自然及人文環境的一部分」，其後地理學家或有合併兩者概念，或針對某一概念進行延伸發展，

地景被視為是可閱讀的文本、是演員表演的劇場，抑或是政治作用下的一種「再現」；Duncan 並認為，由於文化是政治的，因此文化地景是一種政治的產物。

（Duncan 1995：414、415、419）Mike Crang 則將地景視為是一套表意系統，可以顯示社會據以組成的價值，認為「地景反映了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Crang 著、王志弘等譯 2003：35、18）而 David Demeritt（1994）則希望調和文化地理學的「地景」概念與環境歷史學中的「自然」概念，他以為將地景視作是純粹社會建構下的產物，或將自然純粹視為獨立具備能動性的行動者都是不恰當的，自然／文化並非截然分別的對立二元。（Demeritt 1994）自 Demeritt 的觀念衍伸而來，文化地景不僅只是人造建物，可以被賦予符碼並被觀看、閱讀，

對於社會而言亦是一個行動者，能反過頭來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影響。Catherine Nash 與 W. J. T. Mitchell 亦持有類似的看法，認為地景不僅是可觀見的物體或可被閱讀的文本，地景是身分認同形成的一個過程，地景中的意涵是塑造世界的方式，地景的意義會對真實社會、經濟、政治產生影響。（Nash 1999：217；Mitchell 1994：1）

物質上含納空間、地景的「地方」，在Agnew 定義之下包含有場所、區位及地方感三大要素。場所是由社會關係構成的背景環境，區位是對社會及經濟場所產生影響的較廣尺度因素，地方感則是關於一個地方的情感層面。（Agnew 1993：263）另在 H. J. de Blij 等的《人文地理學》一書中提到，地方是認同建構扎根所在，在建構認同的同時，一部分也對地方挹注了意義與情感，這就是所謂的地方感；但如同認同並非固定不變，地方感也是易變的，當人們或地方改變時，

地方感亦隨之變遷。（De Blij et al 2007：135）Joan Nogué & Joan Vicente 亦表示，

地方藉由地景來體現了人們對當地的經驗及熱望，因此地方成了意義與符號的中樞，表達了思維、信念及情感。（Nogué & Vicente 2004：117）

在文檔中國族論述下的新加坡華人聚落變遷 (頁 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