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時期聚落的居住領域隔離

殖民時期湧入的大量華人移民及其後裔，在新加坡打造出為數眾多的文化 景觀。華人聚落地景雖然在建築樣式上，可能融入了部分馬來式及歐洲風格的建 築元素，但仍可從中窺見到移民原鄉文化的影子，創造出異於他族的華人族群文 化氛圍，象徵族群居住領域隔離。進一步就社會空間來看，不論是街屋市鎮抑或 是甘榜村落，華人聚落地景本身亦是一套自我緊密聯繫的社會關係的象徵。

一、華人的聚落組織方式

殖民時期新加坡的華人移民為了能夠適應海外陌生的新環境，往往自我組 織起來形成各種團體，以共同面對外在的挑戰。Freedman & Topley（1994）、麥 留芳（1985）、林孝勝（2004）等人咸認為，殖民時期新加坡華人社會係以「方 言」作為人群組織的基本原則，各種人群團體往往設置共同祭祀的神祇、廟宇，

作為群體認同的凝聚中心。以語言作為組織原則所形成的人群，及利用廟宇做為 凝聚認同的核心座落分布在同一處地表空間（聚落）時，即形成了一個個聚居的 華人地方社群。Freedman & Topley 於 1961 年在其對於新加坡華人社會及宗教的 研究中提及，早期在新加坡華人社會中，說同樣方言的人傾向於聚居在一起生 活，形成志願性社團，拜同一座廟宇，相互婚嫁。（Freedman & Topley 1994：162）

而 Wu Teh-Yao（吳德耀）在研究新加坡華人傳統的本質時以為，新加坡華人承 襲了傳統中國人重視家庭／家族的觀念，來自相同村落或是相同宗族、方言群的 人們傾向在同一個地域聚居。（Wu 1975：14）麥留芳亦持有相同的論調，認為 早期移入星馬一帶的新客移民，至少在首幾年都會和可以用家鄉話溝通的人靠近

居住，在移民人數眾多的情形之下，這種同鄉聚集的形勢必會與日加強，日後設

潮州幫。Lim How Seng（林孝勝）認為，當時幫與幫之間的幫群政治呈現出高度 極化、對抗，並具有內向、排他、防衛的特性。因此每個幫都是一個自我設界的 方，史密斯街（Smith St.）、馬交街（Macao St.）、香港街（Hong Kong St.）多為 廣東人分布地，客家人則明顯聚集於克羅士街（Cross St.）、北京街北側、南京街 等地，潮州人主要分布於菲立街、沙球勞路（Circular Rd.）等。⁸⁷1950 年代初期，

在市區中仍然可見到華人方言群集居的現象（見圖12）。

市區方言群體聚居的情形到了新加坡獨立之時仍相當的明顯，如牛車水

（kreta ayer）為廣東人聚居的地方，直落亞逸仍為福建人的聚集地，駁船碼頭多 為潮州人的地盤，美芝路（Beach Rd.）、密駝路（Middle Rd.）多為海南人居住。

（Straits Times 1989.01.07）關於市區華人的分群居住情形，Cheng Lim-Keak（鐘

87 關於華人方言群在市區的分布情形可參見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 法則》，頁103 的新加坡地圖。

臨傑）的研究以為，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致使華人社會幫群結構的發展，在 市中心區域的華人被以方言群區分開來。（Cheng 1985：194）這樣的論調基本上 是成立的，但回過頭來看，基於華人移民本身自有的分類法則，移民社會內部原 先即容易以方言群為基礎分類而居，是故萊佛士對於市區的規劃可說是在政策方 面再強化這樣的自然分類系統，而非其分類居住的根本原因。除了方言群體在市 區空間分布上所出現的分類現象之外，亦出現了某些行業在空間上特別集中分布 的情形。麥留芳對於新加坡市區的華人方言群分布調查結果指出，不論自願與 否，華人移民都經過語言的過濾過程而聚居在一起，由於行業、語言、會黨組織 的共同運作的結果，各經濟性質相異的鄉鎮乃吸引了不同的地緣社群，（麥留芳 1985：114）因而在空間上出現某一方言群與行業特別集中分布的趨勢，也使得 街道名多了一種以聚集行業命名的俗名，如潮州馬車街（Circular Road）、棺材 街口（Hong Kong Street）、福建馬車街（Hokkien Street）等。

市區華人依照語言的分類標準聚集而居，以街、街區作為聚居單位，並設 有人群自屬的信仰中心，這樣的居住現象基本上再現了原鄉以廟宇結合人群的這 套聚落組織方式。

圖12 1952 年市中心區域方言群分布圖

資料來源：以Hodder, B.W.（1953）“Racial Grouping in Singapore.” The Malayan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1, p. 35.地圖重新繪製，轉引自 Cheng, Lim-Keak（1985）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ocio-Economic Ge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āng Structure, p.11.

二、鄉村華人的地方社群空間

市區以外的鄉村地區並不受到殖民政策規劃居住地的約束，華人亦自然而 然的「同類相聚」，以語言作為基本分類原則，並可能再基於親屬、業緣或是原 鄉地緣紐帶來建立村落。如來自福建南安爐內的潘族移民，在新加坡北部實里達 河上游附近的興利芭重新聚族而居，建立起兼具地緣、血緣、業緣三者相結合的

「潘家村」，並在村落中建立了信仰中心橫山廟，作為潘姓族人們的認同與凝聚 中心。⁸⁸（林孝勝編 1991：6、8）又或如來自福建省同安縣的黃姓移民在新加 坡原文德路一帶聚集而居，並建立了村落自屬的廟宇作為信仰中心。⁸⁹

20 世紀以來由於市區屋荒的問題逐漸嚴重，持續有人民自市區向外遷出，

擴大了新加坡鄉村聚落的範圍。像是碧山亭墳山在20 世紀以來持續有各方言群 的人民搬入居住，在日本佔領時間更有些人因躲避戰爭而遷入，日治時期碧山亭 內約有30 餘戶，而在戰後更有許多市區的居民湧入，70－80 年代碧山亭租戶約 有300－400 戶。曾玲與莊英章在研究中指出，碧山亭內 10 個墳山中，早期設立 的第一～三亭住戶多廣東人，20 世紀上葉設立的第四～七亭住戶則潮、福參半，

二戰後設立的第八～十亭則福建、潮州、廣府人皆有，（曾玲、莊英章 2000：161

－167）顯示出某些墳山有方言群體特別集中聚集的趨勢。

此外，不同的方言群體可能「混居」在同一個聚落內，而在某種程度上維 持「分群居住」。如筆者田調訪談到原先位於碧山亭的「田記園」個案發現，田 記園甘榜基本上由興化人及海南人所組成，包含兩個興化人形成的地方社群及一 個海南人形成的地方社群，各個地方社群建有各自的信仰中心；不同的地方社群 在空間上集中聚居，海南人較聚集於甘榜後方，因此就廟宇的位置而言，兩間興 化廟宇較為靠近，海南的廟則在較後面。⁹⁰

筆者在第三章第三節的研究指出，新加坡華人傳統聚落地景創造出異於馬 來、印度、其他族群的華人文化氛圍，象徵著華人在居住空間上與其他族群形成 了隔離的關係。而本節切入到聚落地景內部察看其聚落組成與空間則發現，華人 社會內部事實上亦呈現著居住領域隔離的情形，亦即在人群與人群之間（人－人 關係）的自我劃分下，呈現出聚落與聚落之間（地－地關係）的隔離關係。殖民 時期的新加坡華人聚落大致依據了原鄉以「廟宇結合人群」的這套聚落組織方

88 關於潘家村的進一步研究可參見曾玲（2003）《越洋再建家園－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研究》，

頁30－59。

89 2007.07.29 田調訪談所得。

90 於 2007.07.13 訪問年約 40 歲的 CLF 訪談資料。

式，所結合的人群基本上利用語言作分類，亦可能再根據業緣、原鄉地緣、血緣 作為劃分方式。每一個華人聚落間，或者甚至是聚落內部的各個角頭間，形成分 類聚居、以廟宇整合人群、排外、緊密人－地關係的自我認同地方群體，亦呈現 了華人地方群體居住領域隔離的社會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