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論述下的新加坡華人聚落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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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博士論文摘要研究所別：地理學系研究所博士班論文名稱：國族論述下的新加坡華人聚落變遷指導教授：陳國川研究生：葉韻翠論文內容：全一冊，文約 12 萬 3 千餘字，分 6 章 24 節，以 7 百餘字簡要說明。. 摘. 要. 本文為了解「在區域脈絡下，新加坡政府與華人地方社群對於聚落土地書寫上，所展現出的差異與變遷」所進行的一項研究。係透過對於聚落地景、社會空間、公共空間的分析，來解析聚落變遷。為了對夾峙於周圍的馬來西亞、印尼兩大族裔國族主義國家造成的壓迫，及國內多元族群所潛藏的國家不穩定因素作出回應，新加坡政府以倡導公民國族主義作為柔性反制。在聚落變造過程中注入國族建構的想法，新加坡政府自 1960 年代以來強力介入了新、舊聚落的演替過程，以大規模的現代化政府組屋取代傳統聚落景觀。新、舊聚落的變遷不僅僅是為了解決長期的嚴重屋荒問題，由於國族論述趁勢加諸於變遷之中，使得華人聚落變遷存在著一些特性。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新加坡政府透過對於聚落地景、空間的清除與改造，塑造出其認為有助於國族建構的基層社會環境。藉由組屋中族群比例的調配，使得一致性的組屋地景可以成為國家身分的象徵符號。混合不同族群、社群所創造出來的社會空間，以及各項規劃新構的公共空間，都成了政府建構國族認同的一項手段。而在從事「建構」之前，對於傳統聚落的「破除」，是新加坡政府國族建構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華人傳統聚落地景的破除，象徵著清除了殖民時期舊有的族群、城鄉、社經差異；蘊藏在傳統聚落地景中的社會空間的打破，解構了原有的族群間，甚至是華人地方社群間的居住領域隔離現象，也消除了社會分類下的強烈地方社群意識；華人傳統聚落公共空間的消失，是聚落地景演替下的連帶結果，但重新座落在組屋區中的華人廟宇，卻又將原先遭到破除了華人地方社群空間，在廟宇所在的「異地」重新地建構起來。組屋政策雖對於傳統人際網絡、家庭成員的緊密聯繫產生了影響，但在高度國家認同的背後，新社區的人際關係卻是疏離的。關鍵詞：國族主義、公共組屋、聚落變遷、新加坡華人。. i.

(5) 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looked into th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of land-writing between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nd Chinese local communities. It analy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ttlements by means of dealing with settlement landscapes, social spaces and public space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been interven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ttlement with strong national attempts. In order to react to the pressure of Malaysian and Indonesian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l multiethnic societ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advocated civic nationalism as a gentle response. Rewriting the land is one of her powerful means. Since 1960s,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greatly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ttlements. Extensive public housing has been replacing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landscap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ttlement not only solved problems of house shortages, there are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within it since the national idea was poured into.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public housing was changes of land-writing and symbols-endowing made by the government, and caused the relationship change between the land and people. As for Singapore government, the new settlement which replaced the old one was the beginn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But to Chinese local communities, it made some deconstructions and changes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Nationalism, Public Housing, Settlement Transformation, Singapore Chinese.. ii.

(6) 目. 次. 緒. 論…………………………………………………………. 1. 第一節. 問題緣起……………………………………………………. 1. 第二節. 理論觀點、基本論點與研究目的………………………….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界定與架構…………………………………… 18. 第四節. 研究區概況：新加坡的多元社會與華人人口…………… 21. 第一章. 第二章. 影響新加坡發展的區域脈絡－以馬來西亞、印尼族裔統治為中心 29. 第一節. 馬來西亞的族裔統治與華人處境………………………… 30. 第二節. 印尼的族裔統治與華人處境……………………………… 43. 第三節. 馬來西亞與印尼對新加坡的影響………………………… 53. 第四節. 小結：區域脈絡與新加坡發展特性……………………… 70. 第三章. 聚落地景的變遷………………………………………………… 71. 第一節. 殖民時期的聚落地景……………………………………… 71. 第二節. 聚落地景的重新編寫—組屋市鎮的打造………………… 79. 第三節. 聚落地景變遷的意涵……………………………………… 91. 第四節. 小結：聚落地景變遷的特性……………………………… 93. 第四章. 聚落組成與空間變遷…………………………………………… 95. 第一節. 殖民時期聚落的居住領域隔離…………………………… 95. 第二節. 組屋社區中的「混合」空間………………………………100. 第三節. 組屋政策下的傳統地方社群空間變遷……………………108. 第四節. 小結：聚落組成與空間變遷的特性…………………………116. 第五章. 聚落公共空間的變化與社會網絡………………………………117. 第一節. 傳統聚落中的公共空間……………………………………117. 第二節. 組屋社區中的公共空間……………………………………120. 第三節. 公共空間變遷下的飛地信仰網絡…………………………124. 第四節. 小結：聚落公共空間變遷的特性…………………………132. iii.

(7) 第六章. 代結論：新加坡國族論述的反思………………………………133. 第一節. 傳統人際網絡的鬆動與解構………………………………133. 第二節. 組屋制度中家庭政策的推動………………………………136. 第三節. 國族認同促進下的新社區關係……………………………138. 第四節. 小結：聚落變遷與國族論述………………………………143. 參考文獻……………………………………………………………………147. iv.

(8) 圖. 次. 圖 1. 空間與社會的兩種關係…………………………………………………. 圖 2. 新加坡區域、國家與地方的三層相互作用力………………………… 15. 圖 3. 本文的研究架構………………………………………………………… 17. 圖 4. 新加坡在東南亞的位置………………………………………………… 19. 圖 5. 新加坡歷年總人口與華人人口統計圖………………………………… 26. 圖 6. 新加坡歷年各族人口比例……………………………………………… 26. 圖 7. 新加坡國族建構圖……………………………………………………… 69. 圖 8. 1823 年的新加坡城鎮計畫圖…………………………………………… 72. 圖 9. 1959 年左右的新加坡聚落分布………………………………………… 75. 圖 10. 2008 年新加坡都市計畫區及 HDB 住宅區分布圖…………………… 88. 圖 11. 新加坡居住人口住在 HDB 建屋比例的變化………………………… 89. 圖 12. 1952 年市中心區域語言群分布圖……………………………………… 97. 圖 13. 新加坡昔日與 1989 年新的種族聚居地分布（例舉）………………103. 圖 14. 個案 TUM 的大家庭分解過程…………………………………………114. 圖 15. 新加坡廟宇搬遷的時空路徑……………………………………………127. 圖 16. 新加坡聯合廟形式示意圖………………………………………………128. 圖 17. 後港 FAK 廟宇的信仰空間分布………………………………………129. 圖 18. 大巴窰 FGK 廟宇的信仰空間分布……………………………………130. 圖 19. 由個人出發層層外推關係的轉變………………………………………139. v. 8.

(9) 表. 次. 表 1. 1957 年新加坡族群人口比例…………………………………………… 22. 表 2. 2000 年新加坡居住人口的族群比例…………………………………… 22. 表 3. 新加坡各族人口統計表………………………………………………… 25. 表 4. 新加坡華人人口中在國外出生的數目及比例………………………… 27. 表 5. 新加坡華人五大語言群體的比例……………………………………… 27. 表 6. 馬來西亞歷任首相任期及主要事蹟…………………………………… 33. 表 7. 新經濟政策的重要指標………………………………………………… 38. 表 8. 1930 年印尼人口族群比例……………………………………………… 45. 表 9. 新加坡參與國際組織日程表…………………………………………… 61. 表 10. 1960 年以來建屋發展局所完成的住房單位…………………………… 86. 表 11. 建屋發展局的市鎮發展與現住人口…………………………………… 87. 表 12. 1988 年出現種族聚居的住宅區（例舉）………………………………103. 表 13. 每個鄰里單元及大樓中的族群混合比例………………………………104. 表 14. 受族群混合比例影響的鄰區及大樓分布及數量……………………… 105. 表 15. 宗教建築用地設置標準…………………………………………………121. 表 16. 建屋發展局所推動促進家庭制度的方案………………………………137. vi.

(10) 照. 次. 照 1. 座落於直落亞逸街的天福宮……………………………………… 74. 照 2. 位於菲立街的粵海清廟…………………………………………… 74. 照 3. 丁加奴街建築物山牆明顯受到中國建築風格影響……………… 74. 照 4. 廈門街某一棟房子一樓正立面刻飾著「出孝」、「入悌」字樣… 74. 照 5. 甘榜萬國一景……………………………………………………… 77. 照 6. 甘榜萬國內的鋅板屋……………………………………………… 77. 照 7. 甘榜萬國內的一棟鋅板屋門楣上可見懸掛紅布及張貼五福聯… 77. 照 8. 烏敏島上某一鋅板屋外置放的天官賜福神龕…………………… 77. 照 9. 閩南廟宇風格的梧槽大伯公廟…………………………………… 78. 照 10. 梧槽大伯公廟的傳統戲臺………………………………………… 78. 照 11. 烏敏島上的大伯公廟……………………………………………… 78. 照 12. 烏敏島大伯公廟戲臺……………………………………………… 78. 照 13. 榜鵝捷運站外的新市鎮…………………………………………… 90. 照 14. 大巴窰組屋一景…………………………………………………… 90. 照 15. 大巴窰組屋工程…………………………………………………… 90. 照 16. 宏茂橋組屋一景…………………………………………………… 90. 照 17. 義順東民眾聯絡所外部懸掛著代表新加坡國家的旗幟…………107. 照 18. 義順東民眾聯絡所大門外柱子上的種族和諧卡通塗鴉…………107. 照 19. 社區組織參與舉辦多元種族和諧運動日的活動宣傳布條………107. 照 20. 芽籠士乃居委會為組屋居民舉辦聯歡活動的宣傳布條…………107. 照 21. 店屋騎樓及街道空間（廈門街）…………………………………118. 照 22. 駁船碼頭原為殖民時期船運貨品交易的公共空間………………118. 照 23. 甘榜內的道路空間（羅弄萬國甘榜）……………………………119. 照 24. 甘榜住宅外的道路空間（羅弄萬國甘榜）………………………119. 照 25. 私密性低的圍籬內屋外空間（羅弄萬國甘榜）…………………119. 照 26. 作為公共空間的廟宇及其廟埕（後港斗母宮）…………………119. 照 27. 裕廊西組屋區的兒童設施…………………………………………123. 照 28. 裕廊西組屋區中的球場空地………………………………………123. 照 29. 義順組屋區的公共運動設施………………………………………123. 照 30. 組屋樓層中通達各戶的長廊………………………………………123. 照 31. 組屋底樓為重要的公共空間………………………………………123 vii.

(11) 照 32. 組屋底樓中設置的公共桌椅………………………………………123. 照 33. 新加坡最早的聯合廟「伍合廟」…………………………………125. 照 34. 義順 A 工業園的慈靈聯合廟……………………………………125. 照 35. 路邊的簡易神龕……………………………………………………125. 照 36. 慶祝神明活動時租借球場所搭設的臨時篷架………………………125. 照 37. 標榜社區族群和諧的國慶看板………………………………………138. 照 38. 新加坡國慶宣傳旗幟…………………………………………………138. viii.

(12)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問題緣起東南亞地區為明、清以降中國海外移民的主要移居地，在各國中，除了臺灣以外，就屬新加坡華人佔該國人口比例最高，也是一個由華人在異地、異族與異文化世界中所建立的小島國。新加坡原為柔佛蘇丹（Sultan）、天猛公（Temenggong）的管轄領域，11819 年英國東印度公司的代表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自新加坡河河口登陸後，租借新加坡並促使其開埠，2島上開始有商業貿易活動及大量的華、巫、3印…等族群移入；1824 年新加坡更被割讓予東印度公司，成為英國人的殖民地。4（許雲樵 1969：26、30；巴素著、劉前度譯 1950： 49）移居到新加坡的華人仿製原鄉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地景，5藉由這種原鄉氛圍的呈現，創造出一個適應異域以安身立命的場所。是故，隨著殖民時期華人移民逐漸在新加坡落地生根，島上各地陸續地出現了散佈的華人甘榜村落，6同鄉、同血緣或同語言的華人習慣聚集而居，形成一簇簇各具文化特色的華人群體。鄉村居民多居住在自當地取材興建的亞答屋（rumah atap），或後期改良而成的鋅板屋中，7並以村落廟宇作為共同的信仰中心。廟宇所在位置成為居民放工後閒暇聊天的社交場所，且為孩童們嬉鬧玩耍的絕佳地點，展現出類似中國原鄉的華人聚落社會樣貌。殖民時期的新加坡文化景觀雖然可以很容易的區別出哪些是屬於華人的文化景觀，哪些是由馬來人或淡米爾人（Tamil）創造出的文化景觀，但「新加坡華人」並非一開始就是一個共同體的概念。麥留芳（1985）認為，早期星、馬華人係以「方言」作為人群的分類法則，星、馬華人移民社會可區分為廣東人、福建人、海南人、客家人、潮州人、及其他，8各群體佔據有特定的區位空間及把持某些職業。林孝勝以為，19 世紀的新加坡華人社會是一種由福建人、潮州人、 1. 蘇丹為馬來半島各州世襲的君主。天猛公為昔日馬來半島王國的舊官制名。許雲樵的《新加坡一百五十年大事記》中收錄當時萊佛士與柔佛蘇丹、天猛公簽訂的租借契約全文，可參見頁 18－22。 3 巫，即新、馬地區對於馬來人的稱呼。 4 許雲樵的《新加坡一百五十年大事記》中收錄當時萊佛士與柔佛蘇丹、天猛公簽訂的割讓契約全文，可參見該書頁 25－29。 5 這裡所謂的「仿製」，並非指全然複製。 6 甘榜原文為 kampung 或 kampong，為馬來人對於鄉下村落的稱呼，後來亦被華人引用來稱呼自己的村落。 7 亞答屋係指利用亞答葉子作屋頂所蓋成的木屋。鋅板屋則將亞答屋頂改為鋅板。 8 文中所謂的福建人，即臺灣所稱的閩南人。 2. 1.

(13) 廣府人、海南人、客人、海峽僑生及其他互動所形成幫群政治，而「幫是一個方言社群，它帶著濃厚的地緣性和業緣性，偶而附有血緣性。」（林孝勝 1995：29）而在曾玲與莊英章（2000）、曾玲（2003）的兩項研究指出，殖民時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呈現出高度的異質性，華人雖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但內部卻是分裂的情形，除了基本上可區分為移民歷史悠久的土生海峽華人（Baba）與殖民時期才自中國南來的中國移民之外，9中國移民內部更因不同的原鄉地緣、方言或文化風俗，分裂為福建幫、潮幫、廣幫、客幫、海南幫等五大主要幫群組織；五大幫群之下更有龐雜的社團幫群（如公會、會館等），「幫」不論在人群居住空間或各式社會組織、職業、宗教信仰，甚至是死葬的墳山都有積極的劃界作用。除了方言群或幫群這樣的特殊社會結構之外，更早之前在維多．巴素的《馬來亞華僑史》以及 Maurice Freedman（1994）的研究中表示，殖民初期新加坡華人社會有多個秘密會社（或稱私會黨）這樣的人群組織存在，秘密會社的活動時常造成華人社會動亂不安，並偶有大規模的械鬥情事發生。（巴素著、劉前度譯 1950：53－55； Freedman 1994：65－67）此外，王賡武的研究另從政治的角度進行剖析，利用不同的政治意識將星、馬華人劃分為：（1）關心中國政治與存亡、（2）缺乏政治熱誠，政治立場不定、（3）將新馬作為永久故鄉，參與當地政治活動等三個不同群體。（Wang 1970）上述這些關於新、馬研究所顯示出來華人社會中方言群、幫群與秘密會社的活躍興盛，抑或是政治意識的迥異，都佐證了將殖民時期的「新加坡華人」視為是一個共同體的概念是相當薄弱，甚至是無法成立的。再進一步比對今、昔的新加坡聚落樣貌，顯而易見林立的商業大樓與政府組屋早已取代傳統文化景觀。筆者在新加坡所進行的田野預察訪談隱約發現，這樣的變遷似乎不能單以「現代化」一詞來概括解釋，而是必需回歸到新加坡的發展脈絡加以理解、探究。 1824 年割讓予英國東印度公司的新加坡，於 1826 年與其他兩個東印度公司的殖民地檳榔嶼及馬六甲合組成海峽殖民地，又稱為三州府；1858 年東印度公司結束，海峽殖民地乃歸英政府接收，1867 年海峽殖民地正式由英政府統治，（許雲樵 1969：35－36、54、57）其後並與馬來半島上的馬來聯邦、馬來屬邦合為英屬馬來亞。10暫且不論 1942－1945 年二戰期間被日本短暫統治的昭南島時期， 11. 殖民時期新加坡除了經濟、社會與今日的西馬地區緊密相連外，在政治上更是. 息息相通。1945 年日本戰敗後，新加坡重歸英國管轄。在戰後反殖民的聲浪中，. 9. 殖民時期才南來的中國移民又被稱為新客、新客移民。馬來聯邦、馬來屬邦加上海峽殖民地中的檳榔嶼及馬六甲，即為今日馬來西亞的西馬地區。 11 1942 年日軍自馬來半島柔佛州經由長堤攻陷新加坡後，宣佈改新加坡為昭南島。（許雲樵 1969：134－135） 10. 2.

(14) 1959 年 6 月 5 日新加坡爭取到了自治權，成立自治政府，並由李光耀擔任首任總理。1963 年 9 月 16 日新加坡與當時的馬來亞聯合邦（今西馬）、北婆（沙巴）、砂朥越共同組成獨立國家馬來西亞聯邦，脫離了英國殖民而獨立，自此擺脫了英國的統治。但在短短相隔不到兩年的時間，新加坡即因族群理念與聯邦政府不同等因素，被迫於 1965 年 8 月 9 日脫離馬來西亞聯邦獨立建國。在戰後 20 年間新加坡與馬來西亞邁向建國的過程中，兩者一方面必須與英國政府周旋爭取，一方面卻又受到鄰國印尼的干涉。12如，在許雲樵的《新加坡一百五十年大事記》一書中記載，1963 年 1 月 20 日印尼外長正式宣佈對抗馬來西亞政策，斷絕與星一切貿易及交通；1964－1965 年新加坡發生多起印尼特務設置炸彈的爆炸事件，人民處於印尼恐怖份子投彈爆炸的威脅之下。除了來自於印尼的威脅之外，本地或鄰國華人與土著之間的族群衝突亦深深地影響了新加坡。1964 年 7 月 21 日新加坡的伊斯蘭教徒慶祝穆罕默德誕辰舉行大遊行，與華人發生衝突而引發大暴動，因而實施戒嚴至 8 月 2 日；（許雲樵 1969：179）新加坡獨立當年的 9 月 30 日印尼發生九三０事件，印尼全國掀起大規模的反華浪潮；1969 年 5 月 13 日馬來西亞爆發五一三事件，巫、華之間發生嚴重的種族衝突；甚至在更近期的 1998 年 5 月印尼發生嚴重的排華事件，造成上千名的華人死亡。這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來的外交或國內、外族群衝突情勢，都對於新加坡的治國方針產生了深遠的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紛亂的政治、社會局勢中，新加坡華人政治認同逐漸產生轉向。崔貴強指出，1945 年至 1959 年這戰後短暫的 15 年中，新、馬華人國家認同逐漸產生了轉變，期間受到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建立、星馬自治獨立運動的推展及巫－華種族衝突的影響，華人由原先高度對中國的國家認同，轉而投向對星、馬的本土認同，努力爭取在地的公民權。（崔貴強 1977；崔貴強 2007）劉宏（2003b）、劉宏與黃賢強（2004）這兩項研究，則以 1945 年二戰結束至 1965 年新加坡建國的這 20 年作為華人認同的轉變期，同樣指出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立與馬來亞政治社會局勢的關係，新加坡華人在政治上由原先對中國的原鄉認同，逐漸轉變為對新加坡與東南亞的本土認同及區域認同。 1965 年獨立建國後的新加坡，成為位處馬來西亞與印尼兩個馬來－伊斯蘭世界中的一個小國家。一方面由於島嶼資源缺乏的緣故，新加坡必須與周遭區域保持良好的交流關係，另一方面由於戰後獨立的印尼及馬來西亞皆為強烈主張族裔國族主義的國家，且兩國國內發生過多次族群衝突或暴力排華事件，使得在此區域中身為少數民族的華人，更必須在異族世界裡試圖尋求一條安身立命之道。. 12. 關於 1960 年代前半葉新加坡與印尼、馬來西亞的關係可參見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節的討論。 3.

(15) 是故在新加坡國家發展的背後，不論是社會、文化抑或是政治、經濟的各個環節，都與區域脈絡環環相扣。建國後的新加坡不論是政府組織或是國家人口皆以華人為主體，但卻在憲法中明定以馬來語作為國語，國歌歌詞亦以馬來文寫成，僅將華語與馬來語、英語、淡米爾語並列為官方語言。李威宜（1999）的《新加坡華人游移變遷的我群觀》一書中更明確的指出，建國後的新加坡在國家機器的硬性建造之下，打破華人傳統對於種族、方言群、祖籍的認同，建造出一個跨越族群的新的國家認同。在整體發展脈絡下，建國後的新加坡乃以「種族和諧」與「國族建構」為重要目標，推動了一連串相關的活動或政策，企圖為自身（國家）找尋一個合適的定位。根據筆者在新加坡獲取的田調經驗顯示，就地理學關注的空間議題方面，可發現新加坡政府透過土地的強制徵收，及諸如政府組屋等地景符號的重新編寫與空間政治的操弄，來促進國族意識以達族群和諧；華人社群則在此一政策環境底下，不得不調整轉變傳統上對於地表空間的書寫方式，因而造成劇烈的聚落變遷。在建國前、後聚落地景的變遷過程中，除了原居於該地的華人面臨被迫遷居的命運外，同時華人的信仰中心－廟宇亦因「都市發展」的緣故而被令搬遷，致使信仰中心的流離，以及人群與信仰中心在空間上的分離。人民在遷居的過程中，有人意識到：「那個時候政府是有計劃的遷村，把原先住在同一村裏面的人『分配』到各個組屋裏面去，『不讓你們住在一起』」，13但亦有人指出：「以前住在碧山甘榜被政府逼遷，村民全部遷居到宏茂橋的組屋，有些人『選擇』居住在同一棟，有些則『選』在鄰近幾棟。」14不同遷居經驗的話語透露出，人們在由傳統甘榜村落搬遷到政府組屋的這個「現代化」過程中，似乎還隱含了其它意涵。此外，在政府一連串政策的實施之下，有的人不僅感覺到被「逼遷」離開原先的村落，亦察覺到傳統文化逐漸改變甚至消失。由建國後的新加坡華人社會發展，可明顯發現有「國家政策影響」與「認同轉向」這兩大特點。針對這兩大特點其他社會學科或由人群、社會組織面向切入，或由政治角度來進行深入探討。而自地理學的觀點出發，值得再進一步深入研究的是，在曹雲華（1989）、Chiew Seen Kong & Tan Ern Ser（1990）、李威宜（1999）等眾多研究成果呈現出新加坡政府揉塑的「新加坡（國族）認同」意識下，是如何具體透過聚落地景的重新編寫與空間政治來進行操作？在達到目的的過程當中，對於華人社會又產生什麼樣的衝擊？華人社會如何因應轉變並進行調適？地理學強調的人－地、人－人、地－地三項關聯產生了如何的轉變？為了在研究時對新加坡的聚落地景、空間與國家認同能有更深入的解析，以下將先回顧 13 14. 2006.07.20 訪談自宏茂橋的一位年約 70 幾歲的 HAM 先生。 2007.07.27 訪談自一位年約 60 幾歲的 TAM 先生。 4.

(16) 相關的理論觀點，再進一步提出筆者所欲採用的研究觀點及本文的研究目的。. 5.

(17) 第二節理論觀點、基本論點與研究目的聚落是人們居住並且從事各種活動的地方，聚落所指涉的範疇包含了不同性質與大小的村落、城鎮與都市。Daniel & Hopkinson 以為，聚落可以提供作為各學科研究的焦點，而地理學家作為一個整合者，除了從其他的學科領域藉用研究成果，同時也提出了自己特殊的貢獻，特別是有關空間組織方面。（Daniel & Hopkinson 1989：7）聚落是一個微型的社會單元，在新加坡由傳統甘榜村落及街屋市鎮這樣的聚落景觀，轉變為高樓組屋的過程中，不僅只是顯現於外的地景或空間使用的轉變，當中亦涉及了聚落內部人群社會關係、網絡與認同的轉變。建國後新加坡華人聚落變遷除了受到現代化的推動外，更受到國族認同論述所影響。將新加坡的發展置放回區域性脈絡中來觀看時，筆者可發現新加坡的國族論述除了 Lily Kong & Brenda S. A. Yeoh（2003）研究中所認為，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互動的過程中形成之外，區域脈絡的馬來西亞、印尼族裔主義所造成的威脅與衝突亦對其產生了很大的影響。當新加坡政府推動以空間、地景改造為手段的國族認同建構，又直接衝擊到華人傳統聚落，從而造成地景解構與聚落變遷。致使聚落變遷的國族論述嵌入了空間與地景之中，因此透過對於空間、地景的解析，有助於探討新加坡華人聚落變遷的這項議題。以下將先回顧有關空間、地景與國族認同的理論觀點，以選取本文所欲採用的研究觀點，爾後再提出本文的基本論點與研究目的，藉由研究觀點與基本論點呈顯筆者進行研究時的觀看之道。. 一、理論觀點隨著地理學的發展演進，地理學家對於地表的觀看有著不同的詮釋方式。空間、地景中的國族論述，成為地理學家所關注的焦點之一。（一）地理學觀看地表方式的轉向源自對大地進行書寫的地理學，長久以來被視為是一門空間科學。自興起以來的地理學發展，因應當時人們對世界環境的矇懂與求知慾望，而對地表現象的描述付出相當心力。由於地理學家對地表空間所投入的極大興趣與關懷，逐漸在學科中發展出人－地、人－人、及地－地這三項基本關注的現象關聯，成為迄今地理研究中的基本法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世界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致使傳統的地理學已無法符合時代需求。在學科撻伐聲浪四起的情形之下，自 1950 年代末起乃掀起一波波的改革浪潮，60 年代的新地理學、70 年代的激進地理學與人本主義地理學， 6.

(18) 以及 80 年代以後邁向後現代的地理學，在在促使地理研究對象與目的更趨多元化。1970 年代以後對於地理學的改革逐步推動人文地理學的文化轉向，使地理學擺脫傳統對於地表現象分布所進行一般性描述、解釋的窠臼，地理學家轉而關注意象、符號與敘事。（Claval 著、鄭勝華等譯 2005：311－313）換言之，近代文化轉向以後的地理學，除了發現地表現象本身的特性之外，更希望進一步闡述其背後隱藏的社會文化意涵，藉由對於地表現象的閱讀，織構出一段綺麗的空間或地景敘事。由於各地的發展脈絡既不相同，所能譜出牽動人心的樂章亦有不同曲調，因此，轉向後的人文地理學由傳統的客觀描述，轉而探究人們的主觀感受，取代對於區域普同性的特徵歸納，轉以強調地方的多元性與特殊性。但由於轉向後的「新」社會及文化地理學，逐漸趨向過份強調特殊性、意涵、認同、再現與意識形態，忽略了作為研究根基的物質文化，因而又引發了「新」、「舊」地理學之間的爭論。人文地理學者乃回過頭來思考傳統地理學中物質文化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重新將其融入當代的地理學研究之中，使得社會及文化地理學研究「重新具體化」（rematerializing），有形物體的意義被嵌入特殊的文化脈絡之中，實體物質成為人們用來具體化社會關係，及作為評論他們的社會經驗的一種方式。（Jackson 2000：9－10）由上述地理學研究觀點的發展簡史可知，地理研究由傳統對於現象表面的歸納、描述，轉向閱讀現象背後隱藏的意涵，而又由於「新」與「舊」的地理學各自走向相背的兩端，近來的人文地理學乃重新將兩者融合，把焦點拉回至中間路線，物質實體與裏層意涵皆受研究者所重視。筆者將本篇研究置放在「重新具體化」的地理學研究脈絡之中，當檢視研究區新加坡時，可發現建國前、後新加坡的新、舊地景與空間演替，在聚落變遷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二）空間、地景及地方地理學是一門觀看地表的科學，因此眼睛所能觸及的空間、地景與地方對地理學家而言別具意義。在地理學中，空間、地景、地方三者各自代表著不同且皆相當重要的地理概念，但卻時常互相遭到混用，而地方一詞，又常被視為是位置、地點、地區的同義詞。有鑑於詞語使用上所帶來的困擾，紀登斯乃建議以場所（locale）代替地方（place）這個詞語，來指稱社會關係建構其上的自然環境。但 John Agnew 進一步地提出「地方」應當不僅只是「場所」這樣的概念，而是應該交織了場所、區位及地方感三大要素，地方除了包含社會關係發展於其上的環境之外，還是人們對其產生認同的一個環境。（Agnew 1993：261、263）是故 Agnew 以為：「空間意味著一個實踐的場域，或一群人或組織所在的區域。…。地方意味著人們與其他人及事在空間中的相遇。」（Agnew 2005：84）至於地景 7.

(19) 或稱為景觀，可區分為自然地景及人文地景兩部分，15簡單來說指的就是在空間中人們眼睛所能觸及的方面。（Nogué & Vicente 2004：116）在空間方面，地理學家脫離了以往的空間社會學，僅將空間布局視為是社會劃分下的一種直接反映（見圖 1a），進一步主張「社會的空間建構」，即空間建構論者所以為的，空間既是物質上的實體，也是一種符號象徵，空間模式既表現社會關係，又形塑了社會關係。（Smith 1999：12－17）這樣看待空間與社會間的新關聯，打破人作用於地表力量的單向思維，增加了對於空間本身能動性的探討，認為人與地之間是不停的進行交流作用，可提供本文探討新加坡組屋空間政治時的一種省思。空間建構論的基本觀點為，空間不僅可以反映社會關係，空間布局更可以積極地對社會關係產生影響。因此，不同於社會空間學者，空間建構論者開始著眼於探究空間在社會建構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其問題意識不再只是特殊社會群體如何分布在物質空間裡，而是「空間布局、地方和位置，如何對社會認同的建構與再生產有積極的貢獻」（見圖 1b）。（Smith 1999：16）「空間不再只是一個被固定、給予實體屬性的種類，而是一個正在發生、形成的社會關係的屬性。」（Jiménez 2003：140，轉引自 Agnew 2005：92）. 圖1. 空間與社會的兩種關係. 資料來源：Smith, Susan J.（1999）“Society－space,” pp. 14, 17.. 關於地景，文化轉向後的新文化地理學認為，地景不能僅以機能性來看待，必需以「符號」來加以詮釋；地景所藏有的符號在塑造人或集體的身份認同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地景不再只是表面或外在，而是人們表達意識、創造、和認同. 15. 人文地景或被稱為人文景觀、文化景觀。 8.

(20) 的重要手段。（Claval 著、鄭勝華等譯 2005：323）James Duncan 曾經提到，在文化地理學中早先地理學家所使用到的地景具有兩種截然不同的意涵，其一將地景視為是「一種觀看的方式」，另一則為物質取向，認為地景是「自然及人文環境的一部分」，其後地理學家或有合併兩者概念，或針對某一概念進行延伸發展，地景被視為是可閱讀的文本、是演員表演的劇場，抑或是政治作用下的一種「再現」；Duncan 並認為，由於文化是政治的，因此文化地景是一種政治的產物。（Duncan 1995：414、415、419）Mike Crang 則將地景視為是一套表意系統，可以顯示社會據以組成的價值，認為「地景反映了某個社會文化的信仰、實踐和技術」。（Crang 著、王志弘等譯 2003：35、18）而 David Demeritt（1994）則希望調和文化地理學的「地景」概念與環境歷史學中的「自然」概念，他以為將地景視作是純粹社會建構下的產物，或將自然純粹視為獨立具備能動性的行動者都是不恰當的，自然／文化並非截然分別的對立二元。（Demeritt 1994）自 Demeritt 的觀念衍伸而來，文化地景不僅只是人造建物，可以被賦予符碼並被觀看、閱讀，對於社會而言亦是一個行動者，能反過頭來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影響。Catherine Nash 與 W. J. T. Mitchell 亦持有類似的看法，認為地景不僅是可觀見的物體或可被閱讀的文本，地景是身分認同形成的一個過程，地景中的意涵是塑造世界的方式，地景的意義會對真實社會、經濟、政治產生影響。（Nash 1999：217；Mitchell 1994：1）物質上含納空間、地景的「地方」，在 Agnew 定義之下包含有場所、區位及地方感三大要素。場所是由社會關係構成的背景環境，區位是對社會及經濟場所產生影響的較廣尺度因素，地方感則是關於一個地方的情感層面。（Agnew 1993：263）另在 H. J. de Blij 等的《人文地理學》一書中提到，地方是認同建構扎根所在，在建構認同的同時，一部分也對地方挹注了意義與情感，這就是所謂的地方感；但如同認同並非固定不變，地方感也是易變的，當人們或地方改變時，地方感亦隨之變遷。（De Blij et al 2007：135）Joan Nogué & Joan Vicente 亦表示，地方藉由地景來體現了人們對當地的經驗及熱望，因此地方成了意義與符號的中樞，表達了思維、信念及情感。（Nogué & Vicente 2004：117）綜言之，1970 年代以後的地理學，極力擺脫傳統對於地表所進行的一般性描述與歸納，地理學家轉以閱讀這個大千世界所蘊含的特殊意涵，空間、地景、地方所代表的意義不再只是個承載人類活動的容器，而是擁有一套屬於自身的文化敘事，地方是人們情感寄託之所在，地方中的空間與地景不僅僅是作為一個「結果」，反映了社會的刻畫，更能積極對社會產生作用力。是故殖民時期一個個散. 9.

(21) 佈新加坡全島的華人聚落，象徵著一個個自我認同的華人地方社群社會，16地景中的華人廟宇亦或是建築物上所表現的中華文化元素，成為凝聚及象徵人群身分認同的符號。當大規模的組屋市鎮取代傳統聚落時，也意謂著地景、空間及蘊藏其中的符號、認同象徵經歷了變遷。（三）國族主義、國族（建構）論述與空間、地景 1965 年的獨立建國使新加坡華人社會自此開始了巨大的改變，以國家為主導，一雙看不見卻存在的手將華人社群推向國族認同的大集合中。新加坡政府力量之強大，如同郭俊麟所認為的：「新加坡社會生活中的每一項特點，事實上都可以從政治層面來找到答案」。（郭俊麟 1998：306）國家或國族認同長久以來是地理學研究的核心之一，自地理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三、四十年的德國設立系所為肇端以來，經歷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殖民主義高漲年代，與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決、殖民帝國瓦解、殖民地獨立等時代。在各個不同時期中，地理學或作為帝國子民意識的培養，或對於新興（獨立）國家的國族認同建構來說，都是一項相當必要的手段；即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發生文化和經濟的全球化現象，理當使國家和區域認同稀釋或解體，但隨著歐洲帝國的瓦解，新誕生的國家更需要去主張或創造自己的國家認同。（Hooson 1994：1－4） 1. 國族主義國家基本上包含有人民、領土、主權三項要素。Ratzel 以擬人的方式看待國家，認為國家是一個「具有生命力的有機體」，Clark & Dear 則提出了「國家機器」的概念，將國家視為是一套機構與實踐。（Painter 2005：44、49－50）而在人類歷史發展過程中，具有相同思想、文化的群體容易對彼此產生共同的認同情感，這樣形成的一個共同體在地理空間上佔據了某一個地方並經過一段時間的佔領之後，人們會逐漸對區域環境產生認同，（Hooson 1994：1、11）當這個認同的區域環境與國家疆域相等同時，這樣以國家作為認同對象的共同體即稱為國族。Benedict Anderson 在其 1983 年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最早提出國族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概念，他對國族所下的定義為：「國族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它被想像為既是有限的，也是具有主權的」，即國族範圍是有邊界的，而不會無限擴大至含括全人類，國族是享有主權的主權國家。（Anderson 1991：6－7）自此之後，國家或國族即常被以「想像的共同體」來形容。 16. 本文對於華人地方社群所下的定義為：「係指在華人、方言群大分類底下，因為居住地點鄰近性所集結形成的地方群體」。 10.

(22) 國族主義大致可以理解為：「以國家團結為號召，來建構國家認同或進行國族建構的一種主張」。雖然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以國族建構作為手段，來促進國家團結與認同，但實際上各國建構的「國族」所含納的對象並不一定皆為全體國人。國族主義大致上可區分為公民國族主義和族裔國族主義兩種。17公民國族主義將國族定義為不論種族、膚色、信仰、性別、語言或族裔的差異，是平等、擁有權利的公民，例如法國；族裔國族主義則是基於先存的族群特徵，如語言、宗教、風俗和傳統而對國族產生歸屬感，例如德國。（Gruffudd 1999：200；Spencer & Wollman 2002：101）這兩種明顯對於國族不同認定的類別，充分反映在丹麥社會近年來因受到全球化、歐盟、穆斯林移民的衝擊，迫使社會對於國族主義的重新檢視上。（Koefoed & Simonsen 2007）另在 K. J. Anderson（1996）對於加拿大溫哥華中國城所進行的研究則顯示出，國族主義會隨著時間的推衍而產生改變，族群界定除了發生在地方社會內部外，國家力量（如政策）的介入更能對其產生重大影響。國族所指涉的是社會政治範疇。（Wallerstein 著、黃燕堃譯 1998：137）國族主義這個概念將會被使用在文中探討關於馬來西亞、印尼及新加坡國族論述的部分。新加坡的兩大鄰國馬來西亞與印尼明顯為主張族裔國族主義的國家，兩國的華人在該國國族建構過程中被排斥在外，並飽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壓迫。建國後的新加坡所採取的國族主義係屬公民國族主義，國內不分華人、馬來、淡米爾或其他族群，不分中華、伊斯蘭、印度等不同文化，凡是新加坡公民皆為國族主義所欲建構認同的對象。 2. 國族（建構）論述與空間、地景 Paul Cloke & Ron Johnston 表示，由於人們習慣將地方區分為不同的尺度，像是由家庭到街道、鄰里、城鎮、區域而迄國家層級，我們認同自己是什麼人，端看於自身選擇與何種地方尺度作連結。（Cloke & Johnston 2005：2）Philip Spencer & Howard Wollman 更進一步指出，身分認同並非是先驗存在的事實，而是透過界線的建造與維持而形成的。（Spencer & Wollman 2002：59）是故，國家的建立不能單純地與國族形成等同視之。從國家的建立到國族認同的形成並非是一個偶然的過程，這個共同體的塑造是由許許多多的作用力交互作用而成的。國家領土的社會化是個人對他們的政治區域認同的過程。（Kliot 1991：9）既然國族認同是被建構出來的，那麼建構認同的方式即值得受研究者重視。Anderson 認為，一般而言認同的建構可利用相同的宗教信仰、語言、土地、文化為媒介，. 17. 公民國族主義或稱為領土國族主義。 11.

(23) 將原本毫無關聯的個體形塑成一個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 1991）以國家為認同層級的國族形構除了藉由上述的媒介外，尚可藉由傳奇、歷史、回憶等共有的過往事蹟，使人們連繫為一個國族；（Spencer & Wollman 2002：81）另外在 McWilliams（1972）對於美國的研究及 Weber（1976）對於法國的研究點出，交通、市場、學校、報紙等等現代化的推展及地理流動性的提升，會促使國家內部的均質化而削弱人們對於地方的情感，增強對於國家的認同。（轉引自 Agnew 1993：254）此外，利用我群／他者的區分與論述，亦有助於國族認同的形成。正如 Spencer & Wollman 所認為的，如果認同是關於「相同性」，有關將自己視為與那些人相同的，那麼認同也是有關「差異」，將自己與其他不同者區別開來。我群與他者之間分類的過程，是透過「包含」與「排除」的雙方面觀點來建造的。（Spencer & Wollman 2002：59；Sharp 1999：185）Felix Driver 另提出了「意象」的概念，指出國族除了以共有的位置為基礎外，更透過意象來建構，國族身分認同不只在國家內部成員間運作，而是利用外部的差異來作界定，對照「想像的他者」。（Driver 1999：214－215）他者既是被想像來促進我群的認同，其形象往往被扭曲並賦予負面意象，如 Cloke & Johnston 表示，我群／他者的這樣二元思考，在地緣政治中往往將我群想像為優於他者，或是我群與正面的影像作連結，而他者被與負面意象連結；（Cloke & Johnston 2005：3）又如 Nurit Kliot 所指出，政府、學校及大眾媒體形塑下的他國意象是複雜社會化下的結果，人們對於其他國家的意象通常是被過度簡化、刻板及歪曲的。（Kliot 1991：9）不論是藉由意象來區別我群與他者，或利用文化、信仰、語言、共有回憶等來塑造國族認同，這些方式都顯得較為抽象無法真實觸及，但透過空間、地景的呈現，可以將這些抽象的東西化為有形，有助於認同的建構。政府或國族主義者可利用對於空間的操弄，在其中灌注國族論述。某些國家的國族建構，係透過對於空間的操弄，作為我族／他者之間的區隔，來塑造國族認同，例如：以色列與巴勒斯坦之間的衝突，是對於同一塊土地賦予雙重的宗教文化與政治論述所產生的土地爭奪衝突，以色列近來單方面地於約旦河西岸佔領區建造圍籬的事件顯示出，以色列政府係藉由興建圍籬這樣的地景建造，作為強制區隔我群與他者（色列人／巴勒斯坦）的空間劃分，圍籬不僅是劃分空間的一項實體物質，更承載了國家意識形態的符碼，而圍籬所劃分出的空間並被賦予不同的種族色彩；（Yiftachel 2004）美、墨邊境區域長期以來就是一個競爭空間，在美國以白人為核心的國族論述下，邊境承載了以白人為美國國族主體（正面），企圖私自越過邊界的有色民族移民為他者（負面）的國族論述。（Aimee 2004）有的國家則是以空間為手段將內部整合為國族，如：威爾斯的國族建構過程中， 12.

(24) 國族主義者提議建造連接南、北威爾斯的道路以整合國家空間，這條建議興建的南北向大路本身被賦予了國族建構的符號；（Gruffudd 1995：232－235）印度的國族主義論述中，除了利用國土領域與古老的過往歷史作連結外，更將人們日常生活空間（如街道）賦予國家色彩，使人們從每日的生活空間中即可以感知到印度國家空間，進而培養國族意識；（Grant 2005）許多的歐洲政府推行在鄰區中整合不同的族群及社經群體的住屋政策，避免特定族群聚居所造成的社會分化或其他負面影響，如英國；（Van Ham & Manley 2009：1）土耳其所進行的國族主義則較具有「排外性」，在 Kerem Öktem 對於土耳其東南部的研究指出，在土耳其族裔國族主義論述下，當地其他少數民族在空間政治上倍受排斥，土耳其曾利用族群清洗（大屠殺）、毀壞他族文化遺產、將地景重新命為土耳其語名等方式，進行國族空間整併。（Öktem 2004）國家地景是集體共享意識的儲存器，藉由地景與地景符號可以緊縮國家紐帶，使人們將其視為是一個共同體。（Nogué & Vicente 2004：117、119）透過地景，地理學者亦可以既真實又抽象的進行國族認同的研究。地景，無論是聚焦於單一個紀念碑或景物的連綿，都提供了一個有形的樣貌；地景描述了國家。（Daniels 1993：5）地景可以象徵國家，她的價值觀、她的文化，甚至是她的國家特質。（Spencer & Wollman 2002：86）就國家自身的意象而言，John Taylor（1994）在〈A dream of England〉的這項研究顯示，國家身分認同可透過地景來進行建構；（轉引自 Matless 1995：398）又如 Nogué & Vicente（2004）針對西班牙東北方加泰隆尼亞這個「無國家的民族（a stateless nation）」的實證研究表明，「山」（如庇里牛斯山）這項當地的自然地景，以及融合了自然與人文環境的人文地景，在國族主義運動中被賦予了國族認同的意識形態與符號，對於加泰隆尼亞居民的國族身分認同建構有極大助益；Michael Pretes（2003）的研究表示，美國中部南達科塔的羅斯摩爾山總統石像、華爾藥局、拉皮德城恐龍公園等官方、私人觀光地景，在不同面向上象徵了美國國家身分認同，藉由襲產地點觀光活動的推動，有助於建立美國國家認同。（Pretes 2003）綜上所述，國族身分認同並非是一項先驗存在的事實，而是透過各種方式被人為的「建構」出來。國家藉由對空間及地景的操弄，賦予特殊的符號、意涵，使得空間及地景成為建構國家認同時的有力手段。空間、地景中蘊藏的符號是國家認同的再現，空間是國族建構的實際場域，地景則將深層的意識形態顯現於外，成為人們可觀看並實際碰觸到的事物。在新加坡的情況是，新加坡的組屋社區是政府國族政策下的國家象徵，一致性的組屋大樓是華、巫、印、其他四大族群共有的生活空間，組屋成為族群混合的國家符號象徵，組屋中的空間政治是政府用來揉塑跨族群認同，以達國族建構的一大手段。 13.

(25) 但必須注意的是，在探討國族主義建構議題時，不能將其視為純粹是單向、和緩的一種過程，因為「國家可能從特定的象徵區位倡導某種民族觀點，其他群體或許提供了另類的象徵性地文記錄，或可能對同樣地方賦予非常不同的意義」，（Crang 著、王志弘等譯 2003：6）而互相衝突、抵觸。正如同 Pyrs Gruffudd 表示，國族主義通常會與族裔、種族、語言、宗教等觀念產生互動，在這些形式中，國族主義可能具有文化壓迫性，或是反抗文化壓迫，國族主義可能是解放的，也可能是壓迫性的，是和平的，也是暴力的，是漸進的，也是反動的。（Gruffudd 1999：205）這些國族建構過程中所產生的國家與特定族群間的衝突、抵觸、壓迫，除了發生在主張族裔國族主義的馬來西亞、印尼與其國內華人之間外，亦見於主張公民國族主義的新加坡政府與華人社會之間，如政府組屋計畫瓦解了傳統聚居的華人地方社群空間（聚落）。（四）本文採用的研究觀點綜合前面回顧的理論觀點，筆者在進行研究時所採用的觀點為： 1. 聚落中的空間與地景不僅是社會的映繪，更可對社會產生實質的影響力。 2. 由國家賦予符號打造出的地景、空間，可作為國族認同建構的有力手段。 3. 國家挾帶國族建構意識形態推動的聚落地景、空間改造，從而致使聚落變遷。殖民時期新加坡自然形成的聚落分佈，呈現族群居住領域隔離現象，在建國之後，政府有意藉由組屋地景的推動，來破除族群聚居，並以組屋空間政治來整合各族人民。是故建國後新加坡華人聚落變遷，除了實體環境的改變之外，當可視為是背後蘊藏的那套意識形態的變革。華人傳統聚落的解體與組屋市鎮的興起，不僅僅只是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地景演替，更是政治作用下的一個政治產物與手段。在國族建構的過程中，可見到政府與人民對於土地、空間使用秉持不同的想法存在著差異，華人以其固有傳統塑造屬於自身的文化地景，卻為政府的都市規劃藍圖（如組屋）強制解構，這樣（新、舊）聚落地景間或（政府、人民）群體間的「衝突」，雖然沒有發生顯現於外的暴力事件或緊張的對立情勢，但對土地、空間使用方式的差異，及賦予不同意識形態或價值觀的差異卻是實際存在的。筆者認為，新加坡華人群體與國家政府間的矛盾，表面上看似起自對於土地空間資源利用的差異，但實際上卻是以雙方意識形態的差異為根由，這樣的情境並不能僅將其視為發生於國家與人民間的兩造相互作用來理解，而需將新加坡置放在區域脈絡之中加以考量。在外部關係上，新加坡受東南亞的區域發展脈絡 14.

(26) 所影響，特別是與馬來西亞、印尼的族群、政治、文化、宗教差異所產生衝突與對立。外部壓力經由新加坡政府吸收轉化後，在政府進行調適與回應時，卻也對內部社會造成了壓力。新加坡國家內部的互動關係中，係起自於國家政府與地方人民—華人社會之間對於意識形態、價值觀的差異，並具體反映在雙方對於空間土地（聚落地景、空間）的利用上。內、外關係共構了新加坡地方、國家、區域三層的相互作用力（見圖 2）。. 區域：馬、印尼作用. 反饋. 國家：新加坡作用. 反饋. 地方：華人. 圖2. 新加坡區域、國家與地方的三層相互作用力. 二、基本論點與研究目的經過前面的探討與概念觀點的釐清、選定，本文所持的基本論點為：「鑲嵌於區域脈絡中的新加坡，居上位的國家政府掌控土地資源，透過對空間土地的控制與再造，改變聚落地景與空間，推動國族認同的意識形態，以對外部威脅進行回應；承受國家施加力量的華人，對於空間土地的利用進行轉變與調適，18從而造成聚落變遷」。組屋政策所收到的各項政治、經濟、社會效益已有 Quah（1983）、Pugh （1984）、Chua（1988）、Lee（2008）…等眾多學者詳細討論，19亦非本篇研究 18. 在此採用的「調適」定義為拉帕波特（Rappapoŕt）所提出的概念：「一些有機體或一群有機體，在面對環境的短期波動和環境構成方式或結構的長期變化時，通過它們的狀態、結構或構成形式的反應性變化，在它們中間維持至平衡的過程。」（轉引自安東尼･紀登斯 2002：243） 19 可參見 Quah, Jon S. T.（1983）“Public Bureaucracy,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Peter S. J. Chen, ed., Singapore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rends. Singapore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97-224，或 Pugh, Cedric（1984）“The Political of Housing in Singapore,” Staff seminar paper no. 13 1983/1984. Singapor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以及 Chua, Beng Huat（1988）“Public Housing Policies Compared: U.S.,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Singapore,” no. 94, this essay was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8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Georgia, U.S.A. August 24-28, 1988、Lee, Edwin（2008）Singapore: the Unexpected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的第 15.

(27) 的重點。而關於組屋政策的研究，近來諸如 Kong & Yeoh（2003）及 Sin（2003）的研究都曾探討組屋中的國族政策或族群整合政治。Kong & Yeoh 以國家建構的角度切入，探討新加坡政府在組屋地景中所推動的地方感、多元族群、家庭觀念等國族政策；Sin 則主要以馬來社群為對象，探討新加坡組屋中的族群整合政治。在 1993 年 Ooi 等曾分別從組屋中的族群比例、鄰區學校的馬來生配額、社區基層組織三方面探討組屋住宅區中族群關係的經營。在地景研究方面，Chang（2000）採用競爭地景的觀點，選擇小印度作為個案研究，文中利用觀光者／地方人士、印度人／華人、規劃者／使用者三組不同的局內人／局外人，來剖析小印度這個觀光地區；Yeoh（2003）以競爭空間的角度，探討殖民時期新加坡市區環境與權力關係，亦即聚焦於殖民時期新加坡的空間政治議題；Kong & Yeoh（2003）以國家建構的角度切入，透過社會建構論的觀點，來研究建國後新加坡的地景政治；Koh（2003）則選用流移、混雜、第三空間的理論與觀點，探討全球化下外籍人才在新加坡族裔地景中的身份焦慮；Jones & Shaw（2006）以新加坡與雅加達進行個案研究，探究兩個發展中的社會對於都市地景所進行的擦除與重寫過程。有別於上述的研究，本文將聚焦在目前新加坡研究較為欠缺國族論述對華人聚落衝擊層面來進行深入探討。由於本文探討主題華人聚落變遷置於國族論題之下，是故與國族論述無關的其他聚落變遷面向，以及全球化下對於國族建構或聚落變遷的影響，在文中並不作討論。雖然 Kong & Yeoh（2003）曾以國家建構的角度切入，透過社會建構論的觀點，來研究建國後新加坡的地景政治，亦即認為新加坡的地景政治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互動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但不同於其所著重的國內環境對國家建構產生的影響，本文除了將區域性因子帶入，來解析新加坡國族建構的外部原因之外，並聚焦在論述官方透過組屋社區推動國族建構時，對華人傳統聚落所造成的衝擊。筆者將透過以下四項研究目的來檢驗上述的基本論點： 1. 探究新加坡華人聚落地景變遷及其特性。 2. 討論新加坡華人聚落社會空間變遷及其特性。 3. 探討新加坡華人聚落公共空間變遷及其特性。 4. 由新加坡的華人聚落變遷反思國族論述。綜言之，本文即為了解「在區域脈絡下，新加坡國家政府與地方人民（華人）對於聚落空間、土地書寫上所展現出的差異與變遷」所進行的一項研究，係透過對於聚落地景、空間的分析來解析聚落變遷。筆者以為新加坡新、舊時期的. 13 章“Home Ownership, National Stability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es”。 16.

(28) 聚落地景與空間，是不同的人作用於地表上所呈現出的結果（人－地），聚落地景與空間的變遷中，亦出現了社會關係（人－人）及社會空間（地－地）的轉變。是故在內文中將分別探討新加坡國族論述作用在聚落景觀與聚落空間（社會空間、公共空間）上所導致的聚落變遷，再由聚落變遷反思新加坡的國族論述（見圖 3）。而如同「工業化下的土地利用變遷」這句話並不必然意味著土地利用變遷全為工業化所刻意導致的，本文論題「國族論述下的新加坡華人聚落變遷」，並不預設聚落變遷的所有面向全然為國族論述所刻意造成，文中的探討亦包含受到其影響所連帶產生的轉變。. 國族論述作用. 作用. 反思. 聚落景觀. 聚落空間. 社會空間. 圖3. 本文的研究架構. 17. 聚落變遷. 公共空間.

(29) 第三節研究方法、界定與架構一、研究方法本文主要採用傳統文化地理中重視的實體空間，與新的文化地理對於地景、空間的觀點相結合，作為研究的方法論，即以「重新具體化」的觀點來進行研究。在實際的研究方式上，則使用文獻分析法與田野實察。由於筆者在新加坡進行問卷調查或大規模訪談取得第一手資料，有其施行上的困難性，是故在本篇研究中所闡述的現象或論點的佐證資料，主要從已有的文獻資料中取得，如：《星洲日報》、〈Straits Times〉、〈Business Times〉等報紙，及政府單位諸如建屋發展局所出版或委託進行的調查報告書、宣傳刊物、政府網站，及官員的回憶錄、公開言論等。再尋找適合的個案作為實際說明。田野實察包含田野觀察、訪談及個案調查，進行時大致先將新加坡區分為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進行實查與隨機式的訪談，以普遍了解新加坡發展狀況，再以實查結果選取適合的個案進行深度訪談，輔作內文論述時的具體說明。而為保障個案隱私，文中以英文字母代號作為個案名字的代稱。田野調查實施時間有三：一為 2006 年 7 月 11 日至 24 日，進行為期兩個星期的田野預察工作，其次為 2007 年 7 月 12 日至 8 月 2 日，進行實際的田野調查，最後為 2008 年 7 月 5 日至 25 日進行田野補察工作。. 二、研究界定（一）聚落變遷時間劃分據曾玲與莊英章（2000）、曾玲（2003）、劉宏（2003b）、劉宏與黃賢強（2004）等研究指出，近代新加坡社會變遷主要有兩個關鍵的時間切分點，一為 1945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另一為 1965 年新加坡獨立建國，兩時間點前後的社會樣貌有顯著的差異。就本文所關注的華人聚落地景而言，在 1960 年新加坡建屋發展局設立之後，尤其是 1965 年獨立建國後展現出截然不同的面貌，出現重大變遷，但各地實際的聚落變遷時間則視都市計畫的推展而定。是故本文將以獨立建國的 1960 年代作為聚落變遷的時間始點，主要著墨於 1960 年代以來變遷前、後的比較，研究時間止於 2008 年。（二）空間尺度在研究區範圍方面，本文以新加坡作為論述主體，在討論到與周圍馬來西亞、印尼兩國的關係時，則採用較廣的區域尺度進行討論（見圖 4）。 18.

(30) 圖4. 新加坡在東南亞的位置. （三）新加坡華人獨立建國時的新加坡華人社會大體上可區分為兩個群體，一為移民時間久遠的海峽華人，亦即俗稱的峇峇，另一為殖民時期才自中國南來的新客華人。兩個華人群體在新、馬地區居住時間的長短不同，受到當地土著文化的影響程度有異，政治意識亦大不相同。峇峇為早期新、馬地區華人移民男性與土著女性通婚所生下的後代，其文化中雖然維持著中國的某些文化風俗，但參雜了許多的土著習俗，以融合一些中文詞彙的峇峇馬來語作為主要使用的語言，對於英殖民母國有較強的認同情感，對於祖先的故鄉—中國的情感薄弱。（Freedman 1962：67－68；Png 1969：95－ 114）至於華人新客移民由於移民時間較短，對中國原鄉仍有高度的情感，且隨著華人女性移民的增加，逐漸不與土著女子通婚。新客移民及其後代承襲了中國傳統文化及價值，多接受華文教育。由於兩個華人群體的宗教、文化背景、政治傾向及社會行為等各方面都有明顯的區別，（林孝勝 1995：86）並不適合混為一談，因此除了部分統計資料取得的限制外，本文中所探討的新加坡華人（尤其是第三、四、五、六章）將特別指涉新客華人及其後裔。殖民初期華人移民原以海峽華人居多，在中國移民浪潮之下，19 世紀末海 19.

(31) 峽華人人口比例已低降至占新加坡華人總人口數的 1／10，（崔貴強 1973b：577）新客華人及其後裔佔了 9／10，是故本文作為一篇對於新加坡華人的研究亦有其象徵性。（四）新加坡華人聚落在研究對象「華人聚落」方面，建國前（變遷前）係以殖民時期以來建立的華人街屋市鎮及甘榜村落作為分析對象，文中統稱為華人傳統聚落，並與建國後（變遷後）的現代聚落—政府高樓組屋社區相對照。華人聚落變遷雖然與 1960 年代以來的現代化、都市化有高度相關，但本文將聚焦在藏匿於現代化、都市化中的國族論述議題，著重於探討國族論述下在新、舊華人聚落變遷中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如：人際關係組織、空間使用方式等）。文中所謂的華人地方社群即是指在因為居住地點鄰近性所集結形成的地方群體，亦即以一個甘榜村落、角頭、街、街區等聚落空間單元所形成的人群。. 三、章節架構全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一章為緒論，主要說明本篇研究的動機、觀點、目的、方法與架構；第二章探究影響新加坡國族論述的區域脈絡，關注於新加坡周遭的馬來西亞、印尼兩國家的族裔統治議題，及其對新加坡的影響；第三章探討聚落地景的變遷，比對新、舊華人聚落地景，並論述其地景意涵與變遷特性；第四章為聚落組成與空間變遷，討論在聚落地景變遷背後的聚落組成（社會關係）與社會空間的變遷及其特性；第五章論述聚落中的公共空間變遷與社會網絡；第六章綜觀前面三、四、五章，提出對於新加坡國族論述所造成聚落地景、空間變遷的反思，聚焦於探討聚落變遷中的社會關係議題。. 20.

(32) 第四節研究區概況：新加坡的多元社會與華人人口新加坡是一個由移民所建立的國家，來自於中國、馬來半島、馬來群島、印度半島及其他區域（以歐洲為主）的華人、馬來人、印度人、其他成為新加坡的四大族群。各族移民將不同的語言、文化、宗教帶入了新加坡，使得新加坡呈現多元社會樣貌。當中，又以華人人口佔絕對多數，華人構成為了新加坡社會的主體。. 一、新加坡的多元社會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係指一個社會可以切分為幾個可辨識的族群，彼此之間擁有著不同且非互補性的價值體系、規範、制度性角色及語言。（Chiew 1983：29）移民歷史下所形成的新加坡，明顯就是一個多元社會的形態，一般咸認為新加坡社會係由華人、馬來人、印度人、其他等四大族群所組成。但 John Clammer 指出，新加坡實際上是一個由眾多小群體鑲嵌起來的社會，少數族群不是被忽略而粗糙地被併入某個大的種族團體中，就是實際上的宗教、文化、起源甚至是職業與其他群體不相同，因此表面上的四大族群事實上內部包含了多個較小的次群體。（Clammer 1988：96、97）Warwick Neville 亦認為新加坡的四大族群內部仍是異質的，各族群內部又包含了多個各具特色的群體。（Neville 1966： 237）事實上在建國以前，新加坡四大族群的概念僅作為一個習慣上的統稱，實際上各族群內部具有複雜的文化或宗教上的歧異性，並沒有形成以大族群為認同對象的族群意識，就華人而言，內部亦呈現複雜的認同情懷。20 根據 1957 年人口資料顯示，新加坡人口來源基本上包含中國、馬來西亞／印尼、印度／巴基斯坦、其他等四大來源地，當中以原鄉來自中國的華人人口所佔比例最高，約佔總人口數的 7 成 5，而來自於馬來西亞／印尼的馬來族群次之，約佔總人口數的 1 成 4，原鄉為印度／巴基斯坦的印度族群再次之，人口比例不及 1 成，而來自上述三大來源地以外的其他族群人口最少，僅約 2％。依照四個來源地所區分出來的四大族群內部實際上包含了許多的異質族群，如華人主要包含福建、廣東、潮州、客家、海南等五大方言群體以及福州等次要的方言群；光是受英文教育的華人與受華文教育的華人之間，又存在著顯著的差異。（洪鎌德 1997：28）華人以外的其他三大族群雖僅佔新加坡人口的 2 成 5，但卻也包含了多個宗教、文化相當雜異的次群體（參見表 1）。另根據 2000 年所進行的人口普 20. 關於華人社群內部的歧異認同方面可參見麥留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類法則》；崔貴強（2007）《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李威宜（1999）《新加坡華人游移變異的我群觀：語群、國家社群與族群》。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