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突厥／土耳其認同再興
第三節 土耳其語言意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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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曼帝國之間的鍊帶，是伊斯蘭與突厥族緣兩關係；出身為俄國境內韃靼人的阿 克儲拉，受到斯拉夫民族主義的影響，來到伊斯坦堡的時候，他依然心繫故土，
希望能推行突厥主義，獲得奧斯曼帝國對中亞地區的幫助。他是將突厥主義放在 伊斯蘭主義與奧斯曼主義的保護色之下提出他的論點，認為突厥主義得利之時，
並不會造成奧斯曼政府以及伊斯蘭全體利益的不適，此係分裂伊斯蘭族群中的突 厥人與非突厥人，只會拖累彼此，並會在奧斯曼子民中的穆斯林群眾中佈下一道 隔閡的陰影，並弱化奧斯曼政府。132他更進一步說明，推行突厥共同體政策，將 加強帝國境內的突厥人將宗教和種族之間的鍊帶，並能形成一個十分緊密、單一 宗教的共同體，並強化奧斯曼政權的基礎，進而感染其他非突厥人，使其土耳其 化。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奧斯曼帝國的土耳其民族主義從各別知識份子群體 中萌芽，並逐漸發展成一種文化與政治運動 ，這時期有許許多多各個關於土耳其 主義的思潮。儘管當時也有人使用依循匈牙利突厥學者的觀點使用土朗主義 (Turanizm)一詞，名稱或許不同，實際上卻都是泛突厥主義的；然而實際上，作 為一個意識形態理想中的政治群體，在不同的地區的知識份子對於「突厥／土耳 其」所包含的範圍各有不同。對於受到匈牙利學者影響的奧斯曼人來說，西起馬 札爾人、東至蒙古人都是他們所認同的範圍對象；但在中亞細亞的穆斯林突厥人，
對於匈牙利或蒙古等想像上的兄弟並不感興趣，他們關注的是小亞細亞上奧斯曼 帝國的土耳其人。實際上，奧斯曼土耳其人對於阿克儲拉的文章所見到的這類思 想，不是不與理睬，便是加以駁斥。133相對於境外突厥人，對奧斯曼人而言，在 當時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並不是突厥主義，依然是追求使奧斯曼帝國富強的奧斯曼 主義。
第三節 土耳其語言意識的反思
土耳其作為一個具有民族屬性的認同，除了政治、信仰層面之外，另外也從 語言範疇過渡到民族範疇之中。土耳其人對於語言上的反思，表現在語言與文字 兩個層面之上。阿拉伯字母普遍流行於突厥世界之前，突厥人曾使用過多種文字。
至784 前仍使用鄂爾渾─葉尼塞(Orhun-Yenisey)、天突厥(Göktürk)字母，8 世紀 至15 世紀之間使用回鶻(Uygur)字母，8 世紀至 11 世紀之間使用粟特(Suğdi)字母，
8 世紀間曾短暫使用漢字，7 世紀到 10 世紀曾使用過藏文、婆羅米文字(Brahmi Yazısı)、希臘字母(Yunan Alfabesi)等。134皈依伊斯蘭成為穆罕默德之烏瑪(ümmet-i Muhammed)的一部分的突厥人，最後幾乎都使用了阿拉伯字母。
132 Yusuf Akçura, Üç Tarz-ı Siyaseti, s.26
133（英）伯納德‧劉易斯著，范中廉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頁367。
134 Ayça Yenişan, Tarih Boyunca İçinde Alfabe Sorunu ve Türk Harf Devrimi(1839-1929), Eskişehir:
Osmangazi Üni. Sosyal Bilimler Enstitüsü Yüksek Lisans Tezi, 2005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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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世紀時西突厥可汗巴阿‧塔爾汗 (Bağa Tarhan)過世後，中亞的突厥政權逐 漸衰微並「臣事二主，周璇大食（阿拔斯王朝）和中國（唐朝）之間；大食之施 政若繁苛，便求援於中國，中國若待之無禮，則又請援於大食。」135751 年唐玄 宗天寶十年，因唐朝軍中的葛邏祿(Karluklar)和樣磨(Yağma)突厥人陣前倒戈，阿 拔斯軍隊打敗唐朝軍隊。此後，中亞地區為阿拔斯王朝(Abbasiler, 750-1258)所掌 握，中亞也開始伊斯蘭化。相傳卡拉罕國第一位君主撒吐克(Abdülkerim Satuk Buğra Han)在夢中皈依了伊斯蘭，於是脫離回紇，於 932 年建立了卡拉罕國，是 為突厥人信奉伊斯蘭教後第一個建立的伊斯蘭突厥國家。13610 世紀初葉，卡拉 罕王國建立之後，伊斯蘭逐漸廣為流傳，使其社會文化產生重大變化。137後中亞 許多突厥人也紛紛皈依了伊斯蘭教，逐漸開始使用阿拉伯文字。阿拉伯文字在「突 厥語言語、方言中取得了近千年的主導地位。」138突厥人採用阿拉伯文字，乃是 宗教改變的結果；對突厥人的語言意識而言，阿拉伯文字，是古蘭經的書寫文字，
被視為宗教神聖的一個部份，採借時並未思考該文字是否適用於突厥語言。
隨著宗教，於阿拉伯彎刀之下建立的伊斯蘭帝國，向外傳播阿拉伯語言、文 化以及文字。北非、西亞一帶接受了伊斯蘭的民族，也以阿拉伯化為其目標；阿 拉伯語驅散了北非、埃及和敘利亞各地的語言。皈依伊斯蘭之後，在語言系譜上 迥異於阿拉伯人的突厥，突厥人並沒有像其他中東的民族阿拉伯化，也未曾丟失 其語言。突厥語言，在突厥人民中的口裡依然保有活力。皈依伊斯蘭的初期，突 厥人依然保有鮮明的民族意識(ulusal bilinci)，此民族意識也反映在語言意識上。
1072 年至 1077 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所寫的《突厥語大詞典》，便是想維護突 厥語之於阿拉伯語的優勢地位(üstünlük)：
我看到了真主讓幸福的太陽在突厥人的地域升起，蒼穹在其疆土之上 運轉。真主把他們稱之為「突厥」，使他們擁有君權，當代的可汗都 出自他們之中。……對每個有志之士而言，為免遭突厥人的箭矢，堅 定地遵循突厥人的道路已屬理所當然之事。他們為了傾訴自己的苦衷，
並博得突厥人的歡心，除用突厥語交談之外，別無良策。
我曾清楚聽到過一位可靠的布哈拉學者和聽一位尼沙普爾學者從我們 的真主所器重的先知的聖訓中引証了如下的話：先知在談到世界末日 的徵兆、末日的混亂和烏古斯（按：歐烏斯）突厥人將要出現的時候，
曾說「汝等宜學習突厥語，因其統治將長久延續下去。」
作為永久的紀念和用之不竭的財富，仰仗真主的佑助，我編纂了這部 書，並名之為《突厥語大詞典》。139
135 吳興東，《奧斯曼土耳其歷史》，頁 16。
136 同上註，頁 13-17。
137 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頁 581。
138 Ayça Yenişan, Tarih Boyunca İçinde Alfabe Sorunu ve Türk Harf Devrimi(1839-1929), s.6.
139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詞典》第一冊，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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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突厥民族以及突厥語言的認同的，這部詞典的編纂於一開始便遭阻攔伴 隨宗教而來阿拉伯化政策。雖然避免了被阿拉伯同化(assimilation)，然而一如塞 爾柱突厥人的文化特色──波斯化(Persianization)一般。為統治著與其頗不相同 的伊朗社會，而在很大程度上進行文化的同化。在語言方面，當突厥人接受了伊 斯蘭文明時，隨著對伊斯蘭知識的需求，他們不斷吸收了越來越多的波斯以及阿 拉伯語彙。塞爾柱時期，「以阿拉伯語來誦經，用波斯語來寫詩」140的宮廷文學 便體現了這個發展。儘管塞爾柱王朝衰微後，突厥語雖然在侯國時代(beylikler dönemi 1308-1515)又回歸重要地位，但是隨著奧斯曼帝國崛起之後，武功強盛之 後的文治時代，阿拉伯語、波斯語又重為宮廷文學的強勢地位。儘管不像前朝塞 爾柱一般將波斯語當作官方語言使用，波斯化的過程，依然在奧斯曼王朝進行著。
「一如36 位奧斯曼蘇丹的其他 17 位，栖林一世也寫詩，但他大部分的詩作都是 波斯文。」141在整個伊斯蘭世界中，阿拉伯語也如同西方的拉丁語一般，是宗教 的、學術的語言。以捍衛伊斯蘭自居的奧斯曼人，廣納來自波斯以及阿拉伯的學 者專家；儘管奧斯曼土耳其人以突厥語為其母語，但在「醜陋且野蠻」的印象之 下，並表示知識以及身分地位，也用了融會大量的波斯語以及阿拉伯語的獨特奧 斯曼土耳其語。
語言作為一種政治手段，一直是統治者鞏固權力的工具。作為知識的載體，
誰能夠掌握語言，便掌握了通往真理的道路、掌握是非的權柄。伊斯蘭傳統認為，
唯有經由那無可替代的真實符號──阿拉伯文，才能接近阿拉的真理，因此直到 相當晚近，可蘭經都還被認為是不可能照原文逐字翻譯的，所以也就一直沒有被 翻譯。142在政治、宗教、知識與權力的交互作用之下，以阿拉伯文字為基礎的奧 斯曼文和奧斯曼土耳其語成了帝國最核心的象徵。帝國最強盛的時候，奧斯曼語 文曾是非常出色的溝通媒介；然而隨著帝國的衰微卻成了繁文縟節。一如土耳其 社會學家，同時也是詩人的格卡爾普所言：「是的沒錯，但是那時其知識份子所 講的土耳其語，是受到古老書寫語言所影響的土耳其語。那時廣大人民沒辦法理 解，人們說這個是『伊斯提拉式談話』(istillâhî konuşma)。」143當今土耳其語教 育部編詞典未收錄“istillâhî”一詞。這個看起來像是阿拉伯語的詞彙基本上是沒有 意義的。某個程度上，該詞意思與「專有術語」(ıstılah)很像，但實際上卻是取 材自於其他相像的語詞；前兩個音節“isti”的音節結構少見於土耳其語，土耳其 人聽到這兩個音節，便聯想到用阿拉伯語交談的畫面，這些詞彙，如：「情報」
(istihbar)、「獨立」(istiklâl)、「方向」(istikamet)和「攻擊」(istilâ)等由“isti”開頭 的詞；“-llah”則是阿拉伯詞綴「以安拉之名」的意思。當時廣大群眾所稱呼、流 通於統治階層間之溝通模式的「伊斯提拉式談話」，或許可解讀為「天語」（像
140 Bilâl N. Şimşir, Türk Yazı Devrimi, 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Basımevi, 1992, s.3-5.
141 Geoffrey Lewis, The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A Catastrophic Success, p.7.
142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 21。
143 Geoffrey Lewis, The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A Catastrophic Success,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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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拉的語言一般地溝通）。作為官方用途的奧斯曼語文，長久下來所形成了的 一種錯縱複雜的公文形式，只要在這個以書面語言為基礎的奧斯曼語使用之上，
書寫能保持著一種特權階級的秘密、只要他仍然是國家和宗教上層階級的掌中物，
那麼作為一種語言，反到能夠限制人們去理解，從而增高其威望。
奧斯曼的語言問題，多數的語言學者從溝通、語言使用的語言學角度來切入。
然而一個語言之所以改革，不只是語言學問題，更應該將之放在民族主義的脈絡
然而一個語言之所以改革，不只是語言學問題，更應該將之放在民族主義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