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特色食物的流通與傳遞：節慶活動

一、從事件或活動旅遊到地方認同建構

在全球高度混雜與人物等主客體加速流動的時代，Urry 認為國家或地方越 來越是通過在全球的地理、歷史與文化的全貌中找到一個適切的定位，特別是借 力該地點實際擁有與潛在擁有的物質性與符號性資源，將自身建置成能夠被凝視

觀看或體驗的奇觀來參與到全球秩序(Urry, 2002，葉皓譯，2007)。因此在文化經 濟的運作下，通過尋找地方的特殊性、建構文化標誌作為凝視的對象，成為許多 農鄉地方謀求經濟與文化在發展的途徑之一。

Quinn(2009)梳理節慶事件或活動與觀光旅遊產業興盛間的緊密關係。管理、

規劃或評估取向的研究假定節慶為確切存在的實體，因此可以對其產生的作用力 或衝擊進行研究，節慶作為地點旅遊活動的項目之一，對地方的經濟效益最常受 到檢視，並通常將消費者或外部遊客對活動的期望、需要所回應的節慶活動滿意 度調查作為評估規劃回應與滿足外地遊客期望與需要的程度。相對的，社會科學 或人文學科研究取徑則將節慶視作鑲嵌於空間、社會經濟、政治以及環境脈絡多 重性中的現象之一，節慶活動的面貌擺盪在一系列關注全球與地方、認同與再現、

旅遊與休閒的連續光譜間(Quinn, 2009)。這兩種取徑的差異，部分地隱含著過往 節慶相關的文獻中，「經濟」與「文化」兩造之間隱含的隔離性。一方面較為關 注的是通過外地遊客的消費數值或表達對節慶活動服務的態度，另一方面則強調 內部居民本身對節慶活動的內容元素表現的參與、影響與認同。

二、文化經濟取徑下的節慶活動

Ray(1998)援引 Lash 與 Urry 有關符號經濟與空間經濟運作的脈絡，提出在 農鄉地區尋找、採用文化標誌(cultural marker)作為重新地方化其經濟控制，讓地

方增值的發展途徑稱作鄉村發展的文化經濟取徑。「經濟」意味著處理資源、生 產與消費的關係；「文化」指稱在地方文化地域(culture-territory)的地理尺度之上 部分地重組經濟。此取徑注重生產端，即如何建構出一套用以追求地域利益的資 源的地域、其文化系統、以及行動者的網絡(Ray, 1998: 4)。地方外部(extra-local) 則被概念化為消費者，地域試圖透過市場或政策環境，將自身向這些消費者出售。

地方/生產者與地方外部/消費者同樣都能被概念化具有能動的力量。文化經濟展 現地方地域的發展活動同時由內生與外發力量所組成，內外力量之間彼此或處於 動態的關係，或具有創造性的張力中。文化經濟能產出描述性與規定性

(prescriptive)的知識形式。

在 Ray 的理論架構裡有兩項重點，首先，地方發展同時涉及到地方內部與 外部的互動，儘管概念化為生產與消費的兩端，地方內部與外部都具有相當的能 動性影響與帶動發展；其次則是對文化標誌的認同產生作為文化經濟取逕的關注 核心。進一步的來看，如何藉由文化標誌帶動地方方展基本上可以採取兩種策略：

一種是將既已形成的地域文化封裝到產品中，第二種則是藉由對地方內部/外部 產出對特定文化標誌的認同以形塑進一步對地域的認同。不論是地景或食物都可 以被選為標誌，在食物的案例裡，我們在可以將「認同」的概念重新理解為是為 地方內外部的行動者的參與所達成的，對食物品質的客觀化過程。即食物品質在 行動者的努力之下被認定與穩定其地方特殊性的過程。

節慶活動的辦理因此應當構成在文化經濟的發展架構下的關注焦點之一。不 論是地方內部或地方外部來看，以食物為主題的節慶活動而言，Hall 與 Sharples 主張，食物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標誌，以及其作為一種產品的本質，還有其參與 在每日消費與經濟系統的特性，使得與食物有關的活動和事件不僅只是作為食物 零售、行銷與推廣的一部分，它更與許多關於當代農業系統、鄉村地景保存、鄉

村生活風格與社區維持，及對食物品質等其他經濟、政治與社會關注同時有關。

節慶往往是對一地方社群希望共享事物的慶賀，在經驗上涉及廣大群眾的參與，

因此它緊密地與社群價值的維持與慶祝有關。Hall 與 Sharples 兩人認為，當各地 在文化與經濟間有著更強的連結時，社區食物節慶逐漸是作為一種商品化的產品，

用以吸引遊客，推廣地域或社區，或是促銷特定的食物產品(Hall & Sharples, 2008)。

接近於文化經濟取徑的地方型態的節慶活動的探索架構因此更多是將焦點 活動置於促使地方之間產生差異化的地方行銷(place marketing)或地方品牌(place branding)建構的機制與居民認同。如 Gibson 與 Davidson 通過對節慶活動主辦方 所發行的海報與手冊等宣傳文本進行分析，再以問卷對當地居民進行抽樣調查，

說明圍繞澳洲名為 Tamworth 的城鎮轉變成爲鄉村音樂之都的社會建構的動態過 程。節慶活動的設計規劃的轉變與鄉村音樂如何更爲普遍地構成澳洲 Tamworth 的鄉村性建構、地方認同以及地方行銷策略的核心(Gibson & Davidson, 2004)。

Blichfeldt 與 Halkier 則以丹麥北方的 Løgstør 這個在當時人口不斷外移的城鎮所 舉辦的淡菜節(mussel festival)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試圖描繪出從地方外部群體 發起，企望通過節慶活動促進地方建構良好意象，讓外部群體認知並且增進新住 民的移居，到最後如何在不同行動者/利害關係人的協商過程中，促成人們認同 通過淡菜作為地方重要特色的展現。該研究指出，地方上是可能同時存有多重的 認同，不過「淡菜之城」之名在多年的節慶舉辦下，已然成為人們對 Løgstør 的 首要核心認同。節慶到訪者多展現對食物的特殊興趣，來到節慶學習、知道有關 淡菜的事物、並品嚐新鮮製作的淡菜。而居民一方面作為遊客參與到節慶活動中，

此外，居民可擔任志工協助活動清潔，或是在地方開辦的特產料理烹飪班的學習 後，為節慶活動烹調、提供特色食物產品相關餐飲服務(Blichfeldt & Halkier, 2013)。

林明(2009)以新埔柿餅節爲個案，處理新型態的食物節慶如何同時座落在觀光旅 遊的消費作用力，以及對地方發展的期待之間。地方節慶的行動者必須不斷在有 限(甚至逐步縮減)的資源，與其他行動者對節慶活動的不同期待與關心間協調。

節慶活動因此更是被置於地方內外部張力間，表現在如何通過節慶舉辦地點的更 動、對地方遊程動線的規劃安排，提供什麼樣的表演節目上。

食物節慶活動置於分析核心，節慶作為地域內外部成員交會的特殊時空匯聚 活動與作為各方力量競逐鬥爭的場域，地方特色食物被賦予的意義，在地方內外 部透過各種節慶技術的挪用與競奪下，如何持續地被建構與發展是本研究欲針對 紅棗品質建構轉變的核心關注的延伸。

因此，地方通過籌辦觀光旅遊活動事件以推崇其建立的文化標誌—在這裡為 食物—在地方內部或地方外部的或物質或形象的流通裡，節慶形成地方內外部成 員同時交匯與共同互動創造、展現對文化標誌的認同方式與認同程度的特殊時空，

也就是展現食物品質建構的特定景觀。在紐西蘭 Otago 農民市集的案例裡，顯現 農民市集是如何隨著市集營業的時序進展作為一個流動的空間，市集的生產者的 展演，與不同型態的消費者之間的互動，使市集成為一個可被消費的旅遊體驗，

通過被展示與消費的食物，消費者或是取得健康、手工與新鮮的食材，或是在遊 覽造訪攤商、和其他的消費者同遊互動下體驗到人情與懷舊親切的氛圍(Minchell

& Scott, 2004)；林明(2009)在新埔柿餅節個案中，她描繪出柿餅節的面貌如何同 時座落在觀光旅遊的消費作用力，以及對地方發展的期待之間。被概念化為處於 生產與消費結合點之間的節慶活動，辦理的行動者必須不斷在有限(甚至逐步縮 減)的資源，與其他行動者對節慶活動的不同期待與關心間協調。節慶活動因此 更是被置於地方內外部張力間，表現在如何通過節慶舉辦地點的更動、對地方遊 程動線的規劃安排，提供什麼樣的表演節目上(林明，2009)。地方成員逐漸展現

並試圖挪用作為地方特殊性的柿餅，節慶活動會場甚至成為地方政治角力的舞臺，

表達對柿餅特產產業的關心和鼓勵被當作愛護與照顧地方的展現。文化經濟的地 方發展取徑作為一種通過選擇、挪用與重新再構築文化元素與特定地方之間關係，

通過節慶或觀光旅遊活動來促進其在地方的經濟、社會與文化領域等的活化或再 發展的途徑，勢必會需要討論有關文化本真性的議題(Ray, 1998; Urry, 2002，葉 皓譯，2007)。文化商品化，以及以文化工業為理論底蘊的奇觀社會的立場，都 提醒到，經濟或市場機制對文化領域日益具有可觀的支配性。Ray 也試圖要處理 地方文化的代表性或是「本真性」的議題。他認為這勢必需要關注，到底是哪些 群體相較其他同樣參與投入地方發展的成員，更具有權威與合法性，來正當化特 定的文化元素獲得代表地方本真性的地位(Ray, 1998)。

三、既有公館紅棗節相關研究

現有相關研究多認為苗栗公館地方約自 2000 年中期以降才開始辦理節慶活 動，既有成果多仍關注節慶活動的管理與潛在經濟效益，針對地方以紅棗 爲主題 之觀光消費體驗與節慶活動滿意度進行探究(如：莊郡 綉，2012、馮祥 勇，2013)。

從文化觀光角度切入談公館紅棗節者目前要屬林炯廷(2013)的研究有較多

從文化觀光角度切入談公館紅棗節者目前要屬林炯廷(2013)的研究有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