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結果與討論

我將研究結果主要分成以下四點進行討論，以回應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

第一是看到紅棗在臺灣的品質面向的轉變歷程；第二點則旨在說明公館紅棗的地 方品質的浮現，以及通過地方層次上不同行動者的運作，所呈現的「地方」意涵 的流動轉變；第三點我將討論在公館紅棗的地方品質的浮現，從消費領域朝向生 產領域之間的關聯；在最後，本研究試圖回應在文化經濟底下對地方特色食品的 品質建構與場域概念的應用。

一、從進口南北年貨、管制藥材到養生消費的「紅棗」

本研究考察「紅棗」自戰後的品質面向的轉變歷程。通過第五、六章的報紙 的內容分析結果歸納顯示出，戰後的 1950 年代，紅棗在臺灣的流通與欲求的品 質面向，最初首先是以其作為特定的社會群體對傳統節慶的飲食—主要以農曆春 節為大宗—的消費需求的再現為基礎，對紅棗的品質判斷仰賴其浮動的價格。紅 棗在懷舊與吉祥象徵的意涵，間接地顯示其與這些社會群體在生活與文化上的緊 密關係。作為「中藥材」的紅棗在藥用必需品方面的品質面向，約自 1960 年代 開始被強化與凸顯，為的是因應戰後國際政治情勢與貿易經濟—圍堵共產政權、

防範資助共產陣營與節約外匯等措施—的發展。此時，來自政府機構主導的進口 管制規範特別關注紅棗在流通過程裡的品質面向，判斷進口紅棗的品質良莠的標 準主要是外觀與保存的完善與否。此外，尋求非共產國家，在當時是中國以外的

紅棗進口國家，顯示基於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考量，紅棗的來源產地是重要的品質 判斷標準。從國家的考量，在 1960 至 1980 年代之間，紅棗被企望僅以中藥材的 貿易分類，被少量的進口與流通。來自中醫藥的溫補觀點，即紅棗本身具有的甘 甜氣味與藥用功效的品質意涵，要至 1980 年代以降中藥材準備開放進口後，才 被更廣泛地在大眾報紙媒體上傳播。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早期，傳統年節的 禮物餽贈仍顯現紅棗在節慶飲食、吉祥象徵方面的使用意涵，到 2000 年代起，

紅棗本身固有的氣味與延伸而得的藥用品質，隨著邁入現代社會下高度聚焦於健 康與身體狀態的維繫，與新近外食餐飲消費選擇的活絡供給，2000 年代起，報 紙新聞工作的文化中介者在塑造「紅棗」時更趨向醫療化與消費化，使得紅棗的 品質面向相較以往 1950 年代早期，都要獲得更為全面且多樣的擴展。

可以看到，身處 傳播媒體的文化中介者與越顯熱絡的消費運作對紅棗品質建 構上的關鍵性：例如在藥用、營養或有益健康、異國烹調等多樣的品質意涵藉此 被凸顯與再現，而在媒體運作與消費尚未如此活絡之時，傳統用途上的紅棗，其 品質面向則主要是通過使用與流通來獲得。

二、公館紅棗的浮現與混雜流動的「地方」品質內涵

相較於「紅棗」很早即展現出其在消費與中介領域中品質面向的多樣與活絡，

公館紅棗的浮現則要至 1980 年代初期。最早是源自於報紙媒體對觀光果園的建 立，以及引薦苗栗的公館地方是全臺灣唯一可見得紅棗「鮮果」，並且體驗採果 的地方。公館紅棗的出現自一開始即不採取在生產領域中對植物或農業果樹做

「棗子」或「棗」的稱呼，而是以「紅棗的鮮果」借取人們對「紅棗」既有的品 質面向，並且主要是集中於強調紅棗作為中藥材時的飲食溫補或藥用功能的品質 面向。此外，相較於對紅棗在消費領域方面的使用，紅棗作為地方的特色，其被 溯及在地方上的生產歷史，包括公館的氣候與地理環境，兩者則在 1980 年代才

日漸開始成為凸顯公館紅棗特殊性的地方品質面向的內涵。

自公館紅棗於 1980 年代崛起至今約已有三十年，研究結果顯示，連結上紅 棗的「地方」品質在三十年來呈現出流動混雜的意義內涵：從觀光旅遊眼光下的

「不熟悉與新奇」、地方氣候環境條件適宜栽種的「風土」、通過餐飲與節慶活動 所動員的「客家族群文化」到生產管理與標章檢驗的「食品安全」。「地方」品質 的內涵持續發生改變意味著，一方面，紅棗要與公館發生連結是一個永不間斷的，

地方意義的品質被安置在食物上，被暫時穩固與有待穩固的過程，然而，另一方 面，這些地方性品質的流動揭示著從建置觀光果園的生產者、挪用紅棗作為觀光 休閒旅遊的特殊性的休閒業者、到開始強調推廣紅棗的農會機構，以及在文化經 濟的地方發展取徑之下，日益扮演地方特色食品在實質與象徵層次上流通的節慶 活動引入的行銷規劃者，與流動於節慶時空下的地方內部與外部的造訪者們，地 方層次上不同的行動者，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不同的階段下，各自對紅棗的 地方品質的鞏固的主導能力，以及在「地方」品質的建構、維繫與挪用公館紅棗 這個產品上，所採取的不同策略與行動。有關栽種歷史與環境的風土、或是訴諸 地方上的族群文化經驗、或是強調生產管理的標章檢驗與食品安全，都顯示出在 公館紅棗的例子裡，不同的行動者之間，彼此潛在地是競奪著對食物的地方品質 建構的主導力量。在研究中我也試圖提出討論，在來自生產領域對栽種棗樹的品 質認定，尚有待加以深度瞭解與辨識的，是從「品種」來塑造與鞏固公館紅棗的 地方品質的另一途徑。

三、從消費、流通到生產場域的紅棗品質化

通過第四 、五、六章的系列研究成果，本研究試圖指出，在臺灣的發展脈絡 下，至少自有漢人移民的社會開始，「紅棗」曾經被賦予的品質面向意涵，長時 間以來，最主要是來自消費領域與中介領域對紅棗的品質認定與關注，包括有：

加工植物農作後取得更好的「風味」、「方便 運輸保存」與成為提升烹調料理的「乾 貨」；烘乾植物果實後其氣味的「甘甜調味」、藥食使用上的「安全及溫補藥效」； 乾果的紅色質地在東方傳統習俗中代表的「喜氣吉祥」、相互餽贈中維繫人際情 感與傳遞祝福的象徵。戰後 1950 年代起，儘管歷經近 30 年限制進口管制，然而，

從傳統節慶的飲食或習俗的消費、管制藥用，至進口開放後在現代社會裡對身體 維繫的高度關注與多樣化的飲食消費的進展都揭示到，在臺灣，對紅棗的消費使 用與流通的實踐都持續的存在，甚至更因現代社會底下的工作與消費的運作邏輯 而有越加被廣泛地使用的趨勢。

相對的，在公館紅棗的例子裡，特定的食物要能連結上地方的品質面向，重 要推動的力量之一，是來自生產領域方面對紅棗的品質認定。而「紅棗」在消費 與中介領域方面既已建立起來的品質面向，或直接或間接的，扮演著推動生產領 域對紅棗的品質認定的角色。當臺灣在消費與流通方面，已有相當長久的進口與 使用紅棗的慣習時，關於生產領域方面的品質認定，我在第四章的說明，以及進 一步的於第七章呈現地方層次上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其中，農業生產者投入栽 種紅棗的契機與歷程，展現發生在農業生產者對紅棗品質認定的轉變。直到 1980 年代面臨過往以稻米為中心的生產體系的沒落，稻米價格的下滑、世代的交替與 土地利用的轉移等因素，是使得農民開始轉作紅棗的部分結構性環境。此外，農 業工作者的對生產作物與生計之間的意識，以及其在田間的實際工作韻律與邏輯，

又或是對農業生產工作的榮譽與成就評價結構的改變，最終讓紅棗逐漸取得從生 產領域來看，維繫生計與栽種管理容易上的品質面向。不論是公館的氣候環境或 地理條件、或是栽種棗樹具有的這些經濟價值或是方便管理的特性這些帶動「地 方」品質浮現的因素，可以說都不是理所當然作為一種既定事實持續的存在，而 是伴隨著生產領域內部發生的諸多變遷，才看到整體生產領域在衡量紅棗的價值，

或是品質上出現的變化。販售紅棗的鮮果，亦或是投入在觀光果園的建置與果樹 做經濟規模生產所需要的改造，都體現出來自第一線的農業生產領域在賦予紅棗 地方品質面向的過程。

四、公館紅棗品質的在地化：場域之間的品質化折衝

Harvey 等人(2004)指出，讓食物得以不同的品質面向被認定為是好的食物—

在公館紅棗的案例是其連結上地方品質的過程—主要會涉及諸如國家的規管、消 費者運動的壓力、流行與媒體論述、生產者與觀光局的促銷活活動、家戶的社會 實踐和為食品產品的新市場創造。結合 Ilbery 與 Kneafsey(1999; 2000)與賴守誠 (2012)對涉入地方特色食品的行動者的概念化中，通過對不同型態資料的分析，

前面三點主要集中綜述與討論消費領域、流通或中介領域，到生產領域方面對紅 棗品質塑造的投入。在公館紅棗此地方特色食品市場的浮現，也就是從「紅棗」

到「公館紅棗」的品質面向的轉變，如何改變紅棗的品質意涵，本次研究結果顯 示，相較於採取協同形塑利基市場網絡的行動者網絡觀點，在紅棗品質轉向的過 程裡，歷經兩個較為明顯的折衝階段顯示出，不同領域之間在運作地方特色食品 時的不一致與非協同性：一是紅棗從飲食與節慶用品成為奢侈的管制藥材，第二 則是當紅棗從中藥材轉變成農業食物的時刻。我們可以看到，在消費使用、國家 政府等中介機構，以及生產領域之間，擁有的不同慣習與自主性。當不同的場域

到「公館紅棗」的品質面向的轉變，如何改變紅棗的品質意涵，本次研究結果顯 示，相較於採取協同形塑利基市場網絡的行動者網絡觀點，在紅棗品質轉向的過 程裡，歷經兩個較為明顯的折衝階段顯示出，不同領域之間在運作地方特色食品 時的不一致與非協同性：一是紅棗從飲食與節慶用品成為奢侈的管制藥材，第二 則是當紅棗從中藥材轉變成農業食物的時刻。我們可以看到，在消費使用、國家 政府等中介機構，以及生產領域之間，擁有的不同慣習與自主性。當不同的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