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

紅棗在公館地方的栽種已被溯及有百年的歷史，既有資料文獻多本質上地將 紅棗視為是地方長久以來就存在，並且被認知且獲得同意的特色產業，並將紅棗 在經濟價值的提升，以及連帶所謂的經濟規模栽種近乎不假思索地歸因於政府對 紅棗進口的管制、公館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與無心插柳的歷史機緣，以及近十年 來地方的社區營造與休閒產業的努力推廣。誠然，這些都可以是促成紅棗在公館 發展的不同行動力量，然而，若從農業生產的角度來看，這些文獻較無處理，也 因此特別難以說明與解釋的是，若以其使用之需與經濟價值之高，還有其他似乎 為人所皆知的好處，加上只適合在公館地方栽種成林的特性，至少就現有資料來 看，何以 在推動公館紅棗方面，最第一線的栽種生產者實質投入紅棗栽種的時大 部份並不長遠，而且直至 1980 年代，紅棗的栽種才開始出現在地方政府編纂的 統計資料裡，種植面積與產量更都仍然維持在極低的水平。

一、從田到果園

在本次受訪者裡，每位栽種紅棗的務農者，其開始栽種紅棗的時間起點多不 相同。世居於公館者中，家裡最早有開始栽種紅棗的是開始於 1960 年代晚期左 右。他提到 最初種紅棗的契機，一是聽說有公館地方的中藥店在收購紅棗，二是 因農民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同時擁有面積大小相異的田地，因此為能調配自己的農 業工作，就在相隔大田地較遠或面積較小，牛耕不方便的畸零地上想說試著栽種 幾棵紅棗。

那時候我們[民國五十六年]種的時候，中藥店慢慢有人說要這個紅棗，我們 那個紅棗，剛開始這個良田，就是我們這個屬於良田，水很多，水稻就是水要多 嘛…這個田和那個田，和我那個田離很遠，那時候用牛啊，不是用機械化的，就 是說不方便啦，這邊要移到那邊去工作，費時，所以就臨時說，我這個[田]就拿 來種紅棗就這樣…比如說你這個是一甲地，啊你這個是一分地而已啊，不方便…

起初那個[陳家的]爺爺就是這樣，試試看(2014/06/02 農業生產者徐先生)。

最開始種的時候，徐先生提到並沒有特別考慮到銷售的問題。「試試看，試 試看，就是試試看啊。」而在那個時代，公館當地的農民，甚至很多也從來沒有 見過紅棗，對它是幾無認識。又棗樹栽種下去後須等幾年才會開始結果，因此對 當地的農民來說，既然身為農民，就該盡可能地增加稻米產量，將所有的土地或 農業資源都投入稻米種植，讓單位面積能增加更多的收益，結果竟是把未知的果 樹種到生產資源最重要的田裡，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事。

當時種紅棗也很多人笑，人家說不懂這個叫紅棗，冬天還會落葉，還有刺很 多，啊一般人說這個良田種什麼東西呀，就不好好做水稻…我種了以後人家都笑，

為什麼你種這個什麼東西，又不是馬上結果，要五、六年，農民也不是企業家嘛，

還有你種下去要五六年啊，沒有想那麼遠…那時候人民生活苦呀…我的水稻五六 年都收了多少錢啊(2014/06/02 農業生產者徐先生)。

隨著地方上有人開始栽種，而也有人來收購簡單曬乾後的紅棗乾後，徐先生 說道「後來別人也跟著種啊，有人收啊，那個生產的價值比水稻好，慢慢的。」

1. 務農者的生產邏輯與意識

現今在挖掘地方特色農食產業發展或社區特色營造時，產品通常早已被特產 化，被研究者認定是極具特殊性的，因此農業活動的持續運作往往被不假思索地 理解是自然而然存在的。當以現在的時空對紅棗在公館的獨特地位來認識、詮釋 過去發生的事情時就傾向於理解為，由於這是地方因歷史機緣或地理條件合適而 固有的作物。因此，只要透過適當的推廣，地方或社區就能知道特產，並且懂得 利用這個作物把它當成是特色，農民也會覺得應當要種植它。不過，通過訪談最 直接得到的、與過往研究不盡相同的結果是，紅棗長得怪又有刺，最初並不被地 方上大部份的農業生產者當成是重要的、值得投入心力盡全力栽種的作物。儘管 陳家嘗試將它栽種到田裡或分享苗株，但是它對多數農民來說尚未具有顯著的，

特別是經濟上的價值。

這裡可以看到生產者場域中有著他們擁有且依循的價值體系與自主的運作 規則。能在有限的土地上，靠著辛勤勞動與經驗技藝，生產更多更好的稻米，在 老一輩農民的心裡既是非常重要的評價指標與榮譽、身份象徵的來源，而農業工 作的邏輯也就依循著這個準則也展開。有農民在大量栽種紅棗以前，1960 年代 曾投入家中的稻米生產。從他對插秧工作的描述中得以進一步的說明生產者場域 中規則的存在與實際的工作實踐：

那時候要[稻子]一萬斤的很少人，幾乎沒有，可以說只有我…[別人]插秧的 距離就比較小，他們是種越多，好像就越有成就感，我是跟人家反對，我的插秧

就要差得鬆，要寬。所以我插秧的時候，那時候年紀大的叔叔伯伯…插秧就是要 把這距離，原來那間隔距離是用牛種的，那個犁啊，這個距離一定八寸…那種的 [稻米]就沒有產量的。但那又不能拉大，拉大了犁田不好犁…用牛做的話，這個 間隔距離一定就八寸。但是這個你可以拉長，他八寸的時候我們要拉多少，我說 要拉到一尺，我父親還不准，不准我還是堅持，就堅持要拉一寸，他捨不得就去 買輪子，還插了九寸八，扣了那一點。說這樣太大…我父親就四五十歲，可是他 就是說你這樣不行，浪費(2014/05/15 農業生產者邱先生)。

即便到 1980 年代，稻米減產與轉作輔導計畫顯現國家對稻米生產政策的轉 移，稻米的價格日益下跌，地方上逐漸蓄積起發展觀光採果與大面積栽種紅棗的 氣勢，看在栽種稻米的農民眼裡，種紅棗似乎仍然不是身為「農民」應盡的本份，

種紅棗不比種植稻米更具有意義。

那時候附近是很多人種，但是是純粹庭院種的玩的你知道嗎…沒有人這麼浪 費拿來種這個水果(笑)…[父親]他那時候[民國七十幾年]種的時候有些人也是講 他說，好像是瘋子一樣…田地沒有人種這個的啦，因為田地的話，主要是生產稻 米，啊你這個種下去，有沒有銷路還不曉得…養小孩就沒辦法養了…田裡一定要 生產的啊，啊人家是庭院種的玩的，那不一樣啊(2014/05/10 農業生產者楊先生)。

儘管人人都接觸過「紅棗」的乾果，也就是紅棗乾，然而在當地，更多農民 早先卻從未見過紅棗果樹的廬山真面目。而在 1960 年代的生活條件背景之下，

農民最初會開始嘗試栽種紅棗的契機，從聽聞有人在收購，可以換取金錢、貼補 家用。另一方面則是在不影響或為節約水稻栽種工作時間而做的調配耕種作物的 組合。農民估量可能增長的經濟收入，並據此來組織需要農業工作的勞動分配，

搭配達成最有效率的作物生產組合。

藤原辰史(2012)探討帝國擴張時期的日本如何在其殖民圈內改良與推廣新 興品種的稻米。他指出，當日本當局困惑於臺灣的農民為何不願意放棄原本生產 的在來米，改為種植與消費科學技術者費盡心力研究育種，且市場米商收購價格 較高的蓬萊米時，來自技術官僚的觀點時常無法貼近於生產者本身對新物種的感 受，也就是「農民們的意識」。對臺灣農民而言，改種首先意味著高價化學肥料 的開銷將永不回頭的增長，儘管蓬萊米的收購價較高，但農民衡量收支平衡下仍 舊感覺在來米能夠賺得更多。而在何以不消費方面，蓬萊米既昂貴，不知道如何 烹煮，甚至有農民認為蓬萊米會造成消化不良。總約來說，在農民的意識裡，新 品種的導入不僅只是改變種植的作物，一旦新的品種被成功接納，它就能從經營 端自行地再生產，將會更劇烈地對導入者的生活、文化各方各面原先有機地環環 相扣的慣習發動一系列的連鎖變動(藤原辰史，2012)。

不過，全面地影響生產體系並不是農民面對新物種時唯一的態度面向，另外 一個足以左右農民是否投入種植的概念是「換金性(kankinsen)」，也可譯作「市 場性」或「流通性」，這個概念被用來指在投資或市場運作之下，當急需要金錢 時，能夠快速的週轉、換得現金的程度。也就因此，當蓬萊米真正的迎來豐收，

農民能夠成功的換取高額現金時，對他們來說這是不畏經濟上的可能窘困，勇往 冒險迎來的甜美果實。藤原氏從相關的史料中主張，上述兩個面向體現出農民與 農家的意識事實上是融合著對未知事物表現出的抗拒感，以及在不斷循環地要面 對未知事物的境地之下顯現出其冒險犯難的性格與對應的方式(藤原辰史，2012)。

藤原氏開展的資料顯示在日治時期，大部份栽種蓬萊米的農民，生產的東西並不 全然為自己食用，而是重視作物能夠兌換現金能力，這在公館紅棗的例子來看，

事實上即是「商品化農業」延續與體現，生產與消費之間不完全是為自給自足，

作物的重要性並不為自己食用，而是為能在市場上換取金錢以獲得經濟收益。

公館開始有農民在 1960 年代栽種紅棗或許恰可作為藤原氏理解新品種蓬萊 米推廣困難的一個對照的例子。我們首先已經知道，地方本地的農民許多在當時 對紅棗的果樹仍然是鮮少認識的，對他們而言，那就彷彿是未知的物種一樣讓農 民可能躊躇不前。而果樹種下後無法立即收成轉換成現金，需經過五、六年的時 間，而年年可收穫的水稻對農民來說是最直接的經濟與生活保障，水田自然應該

公館開始有農民在 1960 年代栽種紅棗或許恰可作為藤原氏理解新品種蓬萊 米推廣困難的一個對照的例子。我們首先已經知道，地方本地的農民許多在當時 對紅棗的果樹仍然是鮮少認識的，對他們而言，那就彷彿是未知的物種一樣讓農 民可能躊躇不前。而果樹種下後無法立即收成轉換成現金，需經過五、六年的時 間，而年年可收穫的水稻對農民來說是最直接的經濟與生活保障，水田自然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