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棗與華人社會文化間有著緊密的連結。華人飲食傳統的藥食同源的觀念使 紅棗在臺灣既是普遍被使用的中藥材，同時也是妝點傳統中華年節喜事等飲食烹 調中的吉祥、富貴與喜氣的象徵。在供給全世界紅棗產量近 99％的中國，自黃 帝開拓中華文明的傳說以來就可見得棗樹與棗果的蹤影，商周秦漢以降直至明清，
《詩》、《史》等重要文化經典中幾可見得紅棗(徐佳鉉，2011)，棗的生產、使用 與象徵意涵的發展可說見證到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進程發展。作為移民社會的臺灣 至少自明清時代以來即通過貿易輸入管道進口取得紅棗。戰後國共間的緊張對峙 形成臺灣海峽兩岸隔離下政治與經濟的特殊互動關係，亦限縮過去仰賴中國進口 藥材的管道。市場的供不應求開啟了地方少量栽種的契機。隨著進口管道的重新 開放，紅棗在臺灣的脈絡下出現新的面貌，驅動鄉村地區的再發展，逐漸地成為 地方觀光旅遊的體驗對象，在全球化時代下標註地方特殊性。
農業食物的生產與消費面貌以及其對人們來說具有何種意義，在臺灣近 30 年以來的發展脈絡下，已經可以看到許多不同以往的蓬勃變化，這也形成此篇研 究的出發原點。這些變化的出現與日益向鄉村地區擴展挺進的文化經濟的發展趨 勢間有著越顯緊密的交織關聯。新進構成並且組織起來，涉入於當代農業食物的 生產、消費與意義建構的成員網絡亦扮演推動改變的要角。
本研究選擇的主題，紅棗，與華人社會的生活、文化與象徵上有著強烈的連 結。棗樹是中國的原生植物。根據相關研究的扒梳，中國河南考古的發現顯示早 在農耕文明尚未發達前就有使用棗類的證據。如《詩經》、《史記》等年代較早的 重要經典已有對棗果的記錄；後續更出現在許多囊括農業、醫藥、商賈等 不同類 型的經書籍典裡，這展現出中國過往對棗類使用方式的豐富性，以及在語言文化
上的象徵意涵體現出中國社會在生活、文化的發展上與棗的深刻關係(朱清，2010；
徐佳鉉，2011；郭裕新與單公華，2010)。日人片岡巖紀錄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風 俗慣俗的重要史料之一《臺灣風俗誌》(1921，陳金田譯，1994)裡也紀錄到，台 灣婚禮習俗上，新娘出嫁時接受款待的喜宴上也聽得「食紅棗年年好：吃紅棗，
年年好運」的祝福話。
在臺灣，紅棗的藥用性，即作為一種藥材，現在看來，幾乎是紅棗長期以來 被認識的最主要也最具主導性的方式。從現有的政府官方資料來看，前衛生署(現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於 2013 年最新頒布的《臺灣中藥典第二版》內容收錄有三 百種中藥材。在藥典中，紅棗是屬於「大棗」這項藥材加工後的一種型態。藥典 明確地訂定製造、輸入藥材需符合的品質與規格：包括品種名稱、詳細與深度描 述藥材一般的外觀性狀、組織切面、檢測內含成份屬性的實驗方式與測量標準。
設定這些檢測基準點的目的，為的是確保藥材的正確與安全(行政院衛生署，
2013)。臺灣所消費與使用的中藥材極大部份需仰賴進口。以紅棗來說，相關進 出口統計顯示至少在過去十年間，紅棗乾每年的進口量穩定地維持在近 300 萬公 斤左右，這些棗乾最主要進口自中國，其次則為南韓(財政部關務署，2012)。對 紅棗乾的大量進口應是展顯其作爲國人長期必須使用品的一項重要指標，而藥典 對藥材的規範反映出源於貿易與流通所導致的對產品的界定和認識方式。
筆者嘗試勾勒紅棗的使用與消費面貌在臺灣脈絡，從戰後開始的發展與變遷 的幾個階段，這些階段的建立是在對媒體報導完成初步的系統性分析之上：
(一)1950 年代以降：戰後兩岸政經隔離時期；(二)1980 年代觀光採果與旅遊體驗 建置；以及(三)2000 年代以來的食物主題節慶活動與地方發展期：
(一)1950 年代以降：兩岸政經隔離時期。戰後，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 緊張對峙形塑臺灣海峽兩岸將近五十年隔離下的特殊互動關係。這些隔離是沿著
政治上的對立擴展到對經濟往來的限縮。圍繞著中藥的進口，翁毓穗(2007)提到，
為防止資助共產黨，國民政府實施戒嚴，由國家物資局與中央信託局等特定機關 掌控輸入藥材的外匯，或以限重方式管制藥材進口。少數未納入管理的藥材品項，
則由民間貿易商透過香港進口或走私。
1950 年代中期開始，因限制進口導致藥材價格高居不下的新聞時有所見。
如 1955 年一篇新聞報導提到：
貿易商在國藥類申請乾棗進口外匯，以往並無限制數量，進口外匯初審小組 以乾棗在國藥內所用有限…決議：乾棗一項(包括紅棗、黑棗、烏棗、及棗脯等) 在國藥類內再戶申請以二十公斤為限…又上項乾棗除在國藥類內可在上述限度 內申請外，不得在食品類內申…各貿易商切實注意，希以免批駁不准而自誤商機 (聯合報，1955)。
由於市場上流通的藥材整體數量變少導致的價格高漲，使得對中藥材該如何 進口才能滿足臺灣內部的需求成為一時的報導關注：包括 管制規則是否適切 、如 何採購更節省成本、尋求向中國以外地區進口藥材、或鼓勵推動在臺灣島內自行 栽種中藥藥材。對藥材進口量的緊縮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影響了當時人們對紅棗消 費使用與認識方式。報導描寫 1965 年在一次檢討中藥進口政策的會議上為防止 珍貴藥材被「不當」地使用所引發的討論：
…大家比較關心的，那就是食用藥材進口太多。例如，蓮子、胡桃、紅棗等 在餐館酒家的宴會席上，都隨時可以看到，吃到。因此，有人指責政府太浪費外 匯，如何花了寶貴外匯，進口這些藥材，結果都流到菜館酒家，當菜吃掉？有什 麼辦法來減少進口？或是使進口後限於藥用？(聯合報，1965)。
市場上的稀缺藥材搖身一變成為了奢侈品，被用於飲食活動被視為是浪費且 有損國家經濟的。屢見查獲走私的報導，或是尋求香港與「匪區」藥材的替代來
源。新聞報導政府試圖從韓國進口紅棗，論述選擇韓國紅棗如何優於香港紅棗，
甚至鼓勵旅外僑民或留學生攜帶紅棗代替結匯款項(聯合報，1967) 也顯見管制 進口造成其價值的改變。將紅棗限制在藥用的期望，尋求他國的紅棗進口，從上 述的資料來看是臺灣歷經的一段特定歷史背景脈絡下，而前衛生署(現為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局於 2012 年的一份資料應可說是這段歷史背景轉換至現今時 空背景的遺痕。至 2009 年，政府官方始逐步規劃將藥食兩用中藥材改以食品管 理，輸入之藥食兩用中藥材必須要符合食品相關規範，日前已有 215 種藥材被納 為藥食兩用中藥材(行政院衛生署，2012)。
(二)1980 年代觀光採果與旅遊體驗建置。至近代，新的發展開始作用於紅 棗的面貌上，使得現代人們如何重新理解與消費這項食物產品上帶來嶄新的變化。
前臺灣省農林廳自 1980 年代初期推動臺灣各地觀光果園的設置，苗栗公館在大 眾新聞媒體的報導中逐漸被呈現爲是臺灣唯一的紅棗專業生產區，現有研究更追 溯紅棗在公館地方的生產與種植具有百年的歷史(張明和，2011：9；黃宏至，2010)。
在很長的時間內，紅棗相對是較邊緣性的作物，而其在歷史的進程中與公館地方 的連結亦是近 30 年才逐漸浮現。隨著振興地方產業的推動與對地方特色建構的 關注日趨強烈，紅棗亦在這樣的脈絡下被重新轉換並且強調其與地方的連結。從 觀光與休閒採果的推動開啓紅棗以鮮果的型態被消費、體驗與認識，並逐步朝向 強調無毒、有機等環境友善的生產模式。至 2000 年中期後，更開始例行性地舉 辦紅棗鮮果評鑑比賽。地方上並藉由舉辦節慶等旅遊活動事件，為地方新興特色 食品宣傳、希望藉此打響地方知名度，更逐年開發與設計出多樣紅棗鮮果烘乾成 棗乾後製成的現代加工食品與地方旅遊的餐飲服務。日前，紅棗對外已一躍成為 帶動公館地方之經濟發展與地方意象建構的重要角色。現有對公館「紅棗」產業 的發展歷程的探究成果，多將紅棗視為本質上具有公館地方特殊性的作物，而開
始擴大栽植的契機，理解為因應開放大陸紅棗大量進口所導致的生產鏈的危機與 轉型的過程(如張明和，2011；黃宏至，2010；徐佳鉉，2011 等)。這樣的說法可 能潛在地簡化或忽視臺灣整體朝向地方發展重構與鄉村轉化為消費空間的廣大 脈絡趨勢，特別是因應農鄉地區傳統以稻米為主的生產主義模式，過渡到鄉村作 為消費空間的轉化。其中，特別是稻米的減產與其他經濟作物的轉作，為地方特 產的浮現與擴展扮演至關重要的轉捩契機。不過這些研究成果都已然指出，新的 行動者，包括生產者、流通加工或休閒餐飲業者，確實於近 30 年來，在組織和 重構特色食品的網絡上展露能動性。
公館以「紅棗」的「鮮果」型態推動農業觀光旅遊轉向，藉「紅棗」此一產 品試圖建構地方特殊性的這一進程，對照歷史最悠久、現今仍為全世界最大也是 最主要棗果產區的中國來看，實是值得仔細探究的發展。1980 年代初期出現在 臺灣的觀光採果被視為「我國」農業產業旅遊的濫觴(朱清，2010)。對照中國方 面的文獻與專書多專注發展具產業規模的棗樹栽培、品種改良、生產、加工製造 與保存的知識、技術與設備，長時間仰賴棗乾進口的臺灣，採摘幾無見過的新鮮 水果型態的紅棗成為了脫離尋常、不凡且特殊的凝視與體驗對象(Urry, 2002，葉
公館以「紅棗」的「鮮果」型態推動農業觀光旅遊轉向，藉「紅棗」此一產 品試圖建構地方特殊性的這一進程，對照歷史最悠久、現今仍為全世界最大也是 最主要棗果產區的中國來看，實是值得仔細探究的發展。1980 年代初期出現在 臺灣的觀光採果被視為「我國」農業產業旅遊的濫觴(朱清，2010)。對照中國方 面的文獻與專書多專注發展具產業規模的棗樹栽培、品種改良、生產、加工製造 與保存的知識、技術與設備，長時間仰賴棗乾進口的臺灣，採摘幾無見過的新鮮 水果型態的紅棗成為了脫離尋常、不凡且特殊的凝視與體驗對象(Urry, 2002，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