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基督教烏托邦社區研究的多元對話
第二節 基督教烏托邦社區研究的多元對話
（一） 從思想到實踐： 基督教與烏托邦的親緣理論
首先，以柏拉圖《理想國》（350 B. C.）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為西方社會提供 了一個淵遠流長的烏托邦思想基礎：一個對於安定幸福之理想社會的想像。由於 對於某種理想狀態的嚮往，當前社會情境之「不理想」的程度一直是促進烏托邦 思想發展和實踐的外在動力。謝江平（2007）指出烏托邦最初是作為一種文學題 材出現，經歷從小說到思想、從試驗到實踐的過程。Thomas More 在《烏托邦》
（1516）一書中針對資本主義初期的社會弊病進行了深刻批判，並描繪出了一個
5 關於基督教的「宗教學」分類和定義，董芳苑（2000）將基督（宗）教分成四類：一是「教制 基督教」（Institutional Christianity）、二是「教派基督教」（Sectarian Christianity）、三是「急進基 督教」（Radical Christianity）、四是「類似基督教」（Quasi Christianity）。而新約教會被其歸類為 第三類。詳見董芳苑（2000）。
完全沒有這些弊病的烏托邦──廢除私有制、取消貨幣、共同生產、平等分配、
過著集體生活。如同 More 針對 16 世紀資本主義初期弊端而設想的烏托邦，處 於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的新約教會／錫安山建立烏托邦社區，也可以同時被放 在當前社會情境──政經壓迫、現代性或新自由主義──之種種「不理想」狀態的 反思和抵抗之框架下，去檢視其烏托邦實踐的社會意涵。如瞿海源（1988）認為 長老教會、一貫道、新約教會等「新興宗教」以運動方式抵抗政府的宗教迫害，
而其與台灣社會的變遷緊密關聯，反映了台灣社會的脈動與問題所在。黃應貴
（2012、2013）則指出新興宗教是新自由主義下對主流社會種種壓迫的反抗力量 與心靈寄託，尤其是在所謂的「第三條路」也失靈時。
其次，就烏托邦實踐的內在動力來說，許多研究強調猶太─基督教傳統與烏 托邦思想間存在的內在聯繫。如 Hertzler（1926）指出人類的烏托邦思想可追朔 到西元前 11 世紀希伯來先知的宗教思想。Manuel & Manuel（1966）認為「烏托 邦是一種雜交物，是猶太─基督教彼岸世界的樂園信仰和希臘神話中此岸世界的 城邦之理想的結合」。Harrison（1984）甚至提出「烏托邦就是基督教千禧王國的 世俗化，千禧王國就是宗教化的烏托邦」之假說。陶飛亞（2004、2012）指出猶 太─基督教提供了烏托邦思想四種基本要素：天堂或樂園的思想；千禧年主義；
早期基督教社團成員的共產生活先例；耶穌的道德教誨和榜樣、不斷引導人們向 前的精神。謝江平（2007）則認為猶太─基督教的線性史觀使烏托邦脫離純理念 而得以進入歷史、實踐的意義。然而，猶太─基督教傳統雖然為烏托邦思想提供 了基本要素，但在過往經驗中烏托邦的實踐卻又必須透過非主流的「異端教派」
才得以達成（Hardy1979；Gerald & Gutek 1998；陶飛亞 2012）。Wilson（1970）
認為此「烏托邦型教派」比改革型教派激進，不僅尋求建立居住區，且還提出了 按公有制方針重組世界的綱領；它們的目標在於某種社會重建（筆者將在本章第
二節中詳細討論）。
（二） 當代的案例： 台灣新約教會／錫安山的既有研究
新約教會／錫安山同樣做為一個被台灣其他基督教派視為「異端」的烏托邦 型教派，堅持對聖經文本做出絕對解釋，並視己為唯一正統的基督教會。走上建 立烏托邦道路的新約教會／錫安山相對於台灣其他基督教宗派來說封閉而研究 不易，因此以錫安山為主題的深度論文不但相對稀少，而且這些既有研究間的對 話更少。其中較具代表性且與筆者研究相關的有四篇。
首先，張發誠（1995）採用都市社會變遷理論，探討在教會和國家的衝突中 錫安山空間意義的變遷，認為新約教徒從抗爭的過程中，逐漸使錫安山成為一個 將國家權力排出在外的「抵制的空間」，而在此基礎上，才得以被信徒建構為一 個自給自足的獨立社區。張發誠以一個局內人（本身是新約教徒）和主位觀點
（emic）的角度，為新約教會／錫安山的歷時性變遷及教徒主觀認知的「信仰」
實踐提供了許多非常難以取得的寶貴材料和資訊。不過在他的全面性研究裡，所 呈現出的新約教會／錫安山之面貌有點過於「工整」，這固然可能是出自於一個 真正用生命體驗「信仰」後對教會邏輯的深入理解，但同時也可能只呈現出某種
「官方」說法，在他的文章裡幾乎看不到新約教會內部仍存在的矛盾、差異性或 成員的「雜音」。不過張發誠在最後結論時，點出了一個對筆者之研究很重要的 基礎（雖然在他的理論框架中，那是個研究限制和解釋限制），他提示新約教會 在動員信徒抗爭、打造錫安山主體性空間（獨立的社區共同體）的「抵制政府」
因素之外，還有某種他所未能深入探討的「宗教性」、「本質性」內在實踐動力
（1995:123-125）。筆者在本文中，將要延伸並深入討論這種在烏托邦實踐上「內 在動力」之關鍵存在和其特色。
其次，彭菲（1997）利用新約教會出版的大量典籍，輔以部分田野調查，有 系統地對新約教會／錫安山作出 1986 年（錫安山事件落幕）以前的教會歷史回 顧和社會學分析，他指出新約教會在當時是一種「運動型宗教」之性質，而其宗 教運動的基本模式，是靠著領袖不斷提出和運用教義去組織、動員並支持信徒的 過程。相對於張發誠的研究，彭菲的研究可以說是站在一個對立面，以純粹局外 人（他在錫安山事件期間擔任瞿海源的研究助理）和客位觀點（etic）的角度對 新約教會及其行動進行各式分析和評論6。彭菲的研究雖然並非論文，而比較屬 於初探性質的研究調查報告，但對於新約教會的教義發展、基本材料和調查結果 所能觸及的各式研究領域之開展貢獻良多。與本文最直接相關的，是他提到新約 教徒在錫安山上作為一個「共同生活團體」（communal group）和「烏托邦社會」
之存在（1997: 688）。
再次，高嵐書（2011）從法學的角度討論宗教自由和義務教育的衝突，並以 美國 Amish 教派為例，主張錫安山上的新約教徒應享有免受義務教育之權利，並 得以開辦宗派教育學校或合法在家教育。這一個部分，和本文中所要談及的新約 教會在聖別地「伊甸家園」中實行「神本教育」的主題相關。
最後，朱肇華（2005）以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角度，將錫安山 與其他公社（commune）團體作比較性研究，分析錫安山個案成功的原因。他指 出影響集體行動成敗的主要因素在於制度設計，而錫安山中小型的組織、嚴格的 成員篩選制度、專業分工的模式，以及允許適度保有私有財產，優異的制度設計 使其具備了成功的必要條件。而在制度之外，宗教在人類集體行動中的角色也有 其獨到影響力──宗教信仰能為集體行動參與者提供足夠的理想性誘因，透過理
6 根據瞿海源自述：「在 1983 年，開始注意到新約教會和政府之間的衝突，就著手進行對新約教 會的研究。這個計畫由助理彭菲進行實地參與觀察，後來和該教會多位領導階層人士晤談。最後 寫成〈神示與先知：一個宗教團體的研究〉，這是由彭菲主稿，經過我多次修改的論著。」詳見 瞿海源（2006: x）。
想性誘因和物質性、社群性誘因的結合，更可以強化集體行動的力量，維持集體 行動的進行。朱肇華（2005）為錫安山上的近代生活提供了初步的面貌及討論。
由此他（2012）進一步指稱錫安山是一個「宗教烏托邦社群」（religious utopian community），然而除了使用這個詞彙之外，他並沒有針對這一個用詞的來由或概 念作任何進一步的解釋或文獻回顧，僅僅是使用它來「標籤」（label）錫安山。
而筆者在本文中亦將新約教會／錫安山（基督教烏托邦）視為「宗教烏托邦」及
「宗教烏托邦社區」的一個典型案例，並且將強調其與「世俗烏托邦」（secular utopias）的對照和比較，並呈現出兩者概念和意識形態上的異同。
其他又有如張源泉（2003）、陳穎川（2003）、王振中（2011）等分別針對宗 教教育、民主政治、政教衝突而以錫安山為例的零星研究。然而，目前似乎尚無 一篇針對錫安山及「錫安支嶺」的烏托邦社區特性、「伊甸家園」社會生活和成 員再生產、以及聖別地內外新約教徒「信仰實踐」（如日常聚會和節期朝聖）的 深入描述和研究，這正是本文希望能夠做到的。
（三） 文化決定論與人類本質： Spiro 烏托邦公社的理論雛形
在人類學中少有的烏托邦研究中，Spiro（2004）詳盡描述了以色列 Kibbutz 運動的原初烏托邦公社（utopian communes）之社會和文化系統，以及經過世代 輪替後這些系統中已經出現的劇烈變遷。他使用借鏡自佛洛伊德在《文明與其不 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中對「不滿情緒」（discontents）的概念 及看法：後者認為「文明」阻撓了一些基本的人類慾望（特別是積極、侵略性的 慾望），其持久不懈需要超我（superego）的發展，但超我卻反過來使人產生自責 和罪惡感。這些痛苦的作用是「文明」之益處的必要代價，因此人類或多或少都 懷有著不滿情緒（discontents）。Spiro 接著指出，雖然古典烏托邦思想家──從
Thomas More（1516）開始──也認為文明產生不滿情緒，但他們不同意佛洛伊德 的診斷。他們主張「不滿情緒」都是由我們所已知文明的社會秩序特徵之類型所 產生，因而一個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的社會秩序之建立將會防止其發展。
進一步來說，Frank Manuel（1966:73）強調世俗烏托邦（secular utopians）──但 不是宗教烏托邦（religious utopians）──相信他們的價值之所以可以被達成，是 因為他們對於「人類本質」（human nature）的理論──人天生兼容善、惡兩者特 徵，其實現取決於社會秩序，而公社秩序產生了前者（善的特徵）、個人主義秩
進一步來說，Frank Manuel（1966:73）強調世俗烏托邦（secular utopians）──但 不是宗教烏托邦（religious utopians）──相信他們的價值之所以可以被達成，是 因為他們對於「人類本質」（human nature）的理論──人天生兼容善、惡兩者特 徵，其實現取決於社會秩序，而公社秩序產生了前者（善的特徵）、個人主義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