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內、外動力的結合：基督教烏托邦的「人和」

基督教烏托邦的「人和」

（一） 烏托邦外在與內在動力之間的有效結合

意義轉化

筆者在本章中已交代了新約教會／錫安山走向烏托邦的歷史縱深與當代特 徵。讓我們回過頭來檢視有關烏托邦內、外動力的討論（見第一章第三節），筆 者指出新約教會／錫安山（作為一個基督教烏托邦）在烏托邦實踐條件上可能具 備某種「天時」與「地利」，然而這僅僅是一種先天性潛力，而實現的關鍵不單 在於「教派」，更在被筆者稱之為「人和」的新約教徒「能動性」展現之上──

由「人」（教徒）作為主體去有效整合（詮釋）「天時」與「地利」（烏托邦內外 動力）、使之為「人」所用。

承接前文（第一章第三節）的討論尾聲，更進一步地，新約教會／錫安山作 為這種特殊類型「教派」而具有的信仰實踐特質（詳見前文討論）揭示並說明了 張發誠（1995:124-125）關於新約教徒建構錫安山存有「本質性內在動力」的提 示。筆者認為，新約教徒除了將基督教思想的「先天性潛力」結合於其「教派」

絕對化、本質性的獨特教義（如順服先知啟示和帶領），更重要的是：新約教徒 藉由（內外動力）意義的有效類比與整合，（先由外而內）將客觀的外在經歷 轉 化（詮釋）為主觀的內在體驗，（後由內而外）再生產／再建構出了信仰實踐的

「新義」，進而真正轉化「潛力」為「能力」而實現了烏托邦社區。

以「錫安山事件」為例，新約教徒將此事件中 7 年被壓迫的外在客觀經驗結 合於（並強化）內在本有的末世論，將其解讀為聖經的再現，成功「轉化意義」

使之成為印驗教義的主觀宗教體驗，而其（使徒先知動員下）任何反動皆為信仰 實踐。於是強制驅逐變成了「受難記」，街頭行動變成了「聖戰」。總而言之，作 為「信心考驗」的錫安山事件，不但轉化並再強化了教徒的意識形態（神要人認 識「一人一山」的重要），更堅決了教徒「回家」後重建獨立自主（烏托邦）社 區的具體行動（實現神國）。

相互整合

在新約教會／錫安山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建立烏托邦社區的外在動力 不但並非截然二分於內在動力。某種意義上而言外在動力（國家機器客觀壓迫）

甚至成為了內在動力（信徒主觀認知為再現基督徒受難）的催化劑和養分（透過 意義轉化而強化信仰實踐，見上文），而內在動力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外在動 力的生成和強化（譬如：新約教徒早期在錫安山上的「出世」生活令政府管理困 難並疑心，而後來信徒依據「信仰實踐」所做的激烈反抗也導致政府更嚴重的打 壓）。當然，在這種可能相互滋長的烏托邦內、外動力之間，筆者所要強調的是 新約教徒「能動性」（agency）的展現，有效結合了內、外動力並賦予其（烏托 邦化）在信仰實踐上的新義，進而在先天條件的優勢基礎上，真正在錫安山上實 現、創建了基督教烏托邦社區。

（二） 錫安山： 一個出現在東方的西式基督教烏托邦

陶飛亞（2012）引用 Hardy（1979）和 Gerald（1998）的考察指出基督教教 派的三項特點對於實踐烏托邦的關鍵性，並且也是「英、美基督教烏托邦」的普 遍特點：（1）激進而堅持對聖經做出極端解釋，並堅信只有耶穌再臨才能實現人 類在世間的集體得救（千禧年主義），而實行早期基督教（初期教會）公社生活 則是等待耶穌再臨的條件。（2）認為自己是受神揀選而掌握特殊啟示的團體，因 而對外界社會表現漠視或敵視態度，並要建立一個與世俗社會隔離的獨立社區，

以便在這個社區（烏托邦）中實踐與外界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並呈現該制 度的優越性，然後希望以此模式影響外在社會。（3）通常興起於政治經濟動盪不 安的年代，並總是與具備 ”chrisma” 的精神領袖連結；而這些「魅力領袖」通常 對信徒實施最大限度的影響和控制，並宣稱「千禧王國」迫在眉睫，以吸引大眾

放棄世俗的改革或革命，轉而致力於建設一個宗教性的理想社會（陶飛亞 2012:12-13, 321-322）。

筆者發現，新約教會的所有特質非常驚人地幾乎完全符合這些描述。新約教 會做為一個自始主張「拆毀宗派公會」（江端儀時期）至終宣告「打碎人國」（洪 以利亞時期）而同樣被台灣其他基督教團體視為「異端」的教派組織，他們不單 堅持對聖經文本做出「絕對」解釋、視聖經經文字句為「真理」，並且還在「伊 甸家園」中對信徒子女實行以聖經為「唯一教科書」的「神本教育」。由此在錫 安山和各地伊甸家園中，基督教的「創造論」（上帝一次性創造所有天地萬物並 依自己模樣創造人類）取代了科學的「演化論」（世間萬物經由長時間演變而從 原始簡單生物慢慢進化成複雜物種、人類與猿類具有親緣關係）成為原生信徒³⁷ 對世界和人類起源的「基本常識」（真理）；以「神為本、人未末」之從屬關係和 指導原則去培養並成為終身奉獻神（順服先知和教會領導）的「利未人」也被建 構為信徒「人生意義」之所在。

他們視己為唯一正統而受「聖靈重建」之新約時代的基督教會（故稱新約教 會），擁有符合聖經記載初期教會代神發出「預言」和「啟示」並傳揚「真理」

（全備真道）且「神授」領導權（一元領導）帶領教會的使徒先知（整個體系興 於江端儀、確立於張路得、完備於洪以利亞），因而所屬成員才是真正（滿足聖 經條件）的「基督徒」。新約教徒自我認知為「神之選民」並強調此身份的聖潔 性和優越性；他們自詡為「真以色列人」（屬靈的以色列人）以此來區別所有非 新約教徒的「外邦人」³⁸，而在個人（聖徒）、團體（新約教會）、土地（聖別地）、

37 指從小在伊甸家園（烏托邦社區）中成長並接受濡化、尤其未接受過世俗教育的土生土長

（native-born）教會成員。

38 對新約教徒來說：首先，所有不信耶和華神（上帝）者都毫無疑問被視為「外邦人」（因此只 有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例外）。其次，關於以色列人（猶太人）在舊約時代中作為「上帝選民」

的本質論問題，新約教會以新約時代後「屬靈的以色列人」（信耶穌基督者）才能獲得上帝「恩 典」以區別「肉身的以色列人」（血統上的猶太人），因而排除了猶太教徒（只剩基督教徒）。再

治權（神治）、國度（神國）等不同層次上，建構並劃分出與外界「聖－俗」關 係的絕對分野和階序。新約教徒以錫安山及其經驗為軸心和典範，致力於建立及 拓展隔離的獨立社區（聖別地），並企圖複製「錫安山模式」到其他海內外的「錫 安支嶺」實行；他們一方面視其為逃離當代末日大災難（末世論）的一艘艘「挪 亞方舟」，一方面視之為迎接未來耶穌再臨後（千禧年主義）的一處處「新天新 地」，因而必須「預先」打造這些獨立社區（聖別地）為信徒做好「避難」（世界 末日）和「得救」（升空被提）的準備。

結合上面兩種意義，在這些烏托邦社區（聖別地）中，以錫安山作為最高典 範，新約教徒不單有意識地實踐了一般基督教烏托邦存在的公社（commune）或 教派他們認為身為一個「基督徒」應有的生活方式（初期教會），還將其與他們 認為身為一個「人類」應有的生活方式（伊甸園）作結合，在同一個時空中企圖 完美實現兩個在聖經中不同時空的社會生活。在錫安山上，新約教徒同時建立起 他們認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與生態環境，也就是結合了「共同生活」和「伊甸生 活」，並強調這種「回歸神治」合「工作、生活、事奉」三者為一體的「神本生 活」是解決當代人類發展和生存的唯一道路，而在世界各地「錫安支嶺」開始複 製起錫安山的經驗向人類「做見證」，認為這是身為「神之選民」的「使命」和

「託付」。

以台灣經驗的錫安山來說，走向烏托邦的外在動力不只是「戒嚴時期」普遍 性的政治壓迫或宗教管制氛圍，其關鍵應是 7 年「錫安山事件」（1980～1986）

中被新約教徒主觀認知為「宗教迫害」而以生命和身體「銘記」的一連串真實、

具體「被剝奪」經驗（無家可歸、財產被搗毀、教徒下獄、教徒上山被集體毒打

次，依據新約教會的教義，不屬於新約教會的基督徒皆是「見證不完全」的基督徒，且受到「宗 教」（被視為「人意組織」的其他基督教「公會宗派」）的挾制而非「真信仰」，因此又排出了其 他的基督「教」徒。最後的結論是，狹義而言，所有非新約教徒者都是「外邦人」，只有新約教 徒才是秉持「真信仰」的「基督徒」，因而是末後時代受神所揀選的「真以色列人」。

等等）之反動。然而「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關鍵中的關鍵，卻仍然直接 建立在 1980 年代前後發出「一人一山」啟示、而將往後新約教徒信仰徹底「客 體化」到他自己和錫安山的教會領袖「先知」洪以利亞身上。在特別強調「聖靈 充滿」經驗、見「異象」和由「神之寶座唯一代言」領導的新約教會中，洪以利 亞充分運用自己的個人魅力、詮釋能力和領導手腕，成功將其個人見解和個人經 驗結合於「末世論」和「千年王國」教義，在錫安山事件中逐步確立「信先知」

等同於「信神」的至高地位和絕對影響力，最終成功動員教徒實踐「神的啟示」

（他的理想）──一個以錫安山為「聖城」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