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安山經驗和模式的當代意義

（一） 錫安山模式： 烏托邦理論的檢驗與補充

錫安山作為烏托邦社區的一種獨特型態和實踐模式，從崛起、發展、建立典 範到經驗複製，若從 1986 年政府正式在國土爭議上採取「維持現狀」的立場開 始算起，至 2016 年筆者完成論文為止錫安山已「獨立自主」長達 30 年的時間而 擁有「四代同堂」¹³⁴的成員。對照美國從 1663～1940 年內 277 個可識別的烏托 邦公社少於 4 年的平均壽命（Oved 1988），錫安山的「壽命」不但遠遠超過烏托 邦社區的「平均值」而仍在時間軸上延續，就連在空間軸上的影響力（各錫安支 嶺的擴張與仿效）也未曾停歇，實在不可謂不成功。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條 件和特質讓錫安山作為一個當代烏托邦社區的「實踐」案例是如此的「成功」呢？

又其當代及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為何？筆者將從各方面討論「錫安山模式」

的特色，並帶入現有的烏托邦理論中作檢驗及對話。

經過第一章、第二章的討論，筆者指出：如果我們將基督教教派（與烏托邦 運動之間的親緣關係）稱作「內在動力」，並將特定歷史背景和社會政經的動盪 狀態稱作「外在動力」；則（1）內、外動力兩者的同時具備，以及（2）內、外動 力之間的有效結合；在烏托邦實踐（建立基督教烏托邦社區）的可能性上，存在 先天性的條件優勢。此外，筆者亦藉由新約教會／錫安山的案例（3）修正及補 充了「內在動力」關於基督教「教派」與烏托邦運動之間的「親緣」理論。

134 目前錫安山上或錫安支嶺內最小的信徒成員（幼幼班）稱呼洪以利亞為「阿祖」。

（1） 內、外動力兩者的同時具備（天時、地利）

外在動力

所謂的外在動力，簡單來說就是促成走向烏托邦的外在因素，也就是在特殊 的歷史結構和外在政經壓力下「迫使」特定人群對於自身處境的一種本能或深思 熟慮的「極端反映」。以台灣經驗的錫安山來說，走向烏托邦的外在動力不只是

「戒嚴時期」普遍性的政治壓迫或宗教管制氛圍，真正關鍵應是 7 年「錫安山事 件」（1980～1986）中被新約教徒主觀認知為「宗教迫害」而以生命和身體「銘 記」的一連串真實、具體「被剝奪」經驗（無家可歸、財產被搗毀、教徒下獄、

教徒上山被集體毒打等等）及其反動。這種將烏托邦社區視為「所處社會之歷史 特定產物」的觀點具有一定解釋力。它說明了烏托邦社區的「出現」很多時候並 非偶然或純粹由領導人的個性（或個人經驗）所致，而是很大程度上奠基於特定 歷史及社會發展中的「推力」（如宗教迫害、戰爭動亂）才被迫或主動向當前社 會之「不理想」進行另類的「反抗運動」。

內在動力

所謂的內在動力，也就是真正將烏托邦思想（藍圖）付諸行動、實際建立烏 托邦社區者大多是宗教或靈性團體──尤其是「基督教烏托邦」（Christian utopians）團體的某種「內在關聯性」基礎（Pitzer 1984；Sreenivasan 2008；陶飛 亞 2012）。筆者認為，這種基督教和烏托邦之間存在的「親緣關係」充分解決了 前面「外在動力說」在解釋力上的困境（詳見第一章第三節），並說明這種內在

「潛力」（文化底蘊）是促成烏托邦實踐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可分為 兩個層次討論。

第一個層次是「基督教」（Christianity）的宗教性。基督教提供了西方烏托邦

思想四種基本要素：（1）天堂或樂園的思想、（2）千禧年主義、（3）早期基督教 社團成員的共產生活先例、（4）耶穌的道德教誨和榜樣：一種不斷引導人們向前 的精神（陶飛亞 2004、2012）。而本文指出，新約教徒／錫安山的經驗和現象，

的確呈現並驗證了基督教思想作為一種深層「文化底蘊」，在促成和實踐烏托邦 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先天性潛力）。

第二個層次是「教派」（Sect）的特殊性。其可分為兩個部分：（1）就基督教 發展脈絡下「教會－教派」（church-sect）之二元概念架構的對立原則（Weber 1963；

丁仁傑 2014）的角度而言，第一個層次的基督教思想雖然為烏托邦實踐提供了

「文化底蘊」而具有某種先天性「優勢」，但要讓這種抽象、坐而言的「潛力」

（思想）實際轉變為具體、起而行的「能力」（實踐），通常需要由非「主流教會」

的基督教「教派」來實現。（2）其次是從「類型學」角度，（宗教組織型態）也 就是「教派」的絕對性質來談。Wilson（1970）活化了「教派」（sect）的概念，

使其得以超越原本基督教社會文化脈絡的使用侷限，進而放在更寬廣的（跨文化 傳統）脈絡下去應用並分類出各種不同「個性」的宗教「教派」組織：遵循型

（conformist）、皈依型（conversionist）、改革型（reformist）、革命型（revolutionist）、 烏托邦型（utopian）、內向型（introversionist）等等。Hardy（1979）又根據 Wilson 的分類法進一步指出上述類型教派的後三者（革命型、烏托邦型、內向型）最有 可能建立公社團體（轉引自陶飛亞 2012:318）。本文指出，不論是用基督教發展 脈絡下「教會－教派」（church-sect）的角度（作為非主流教派）還是用「教派類 型學」的角度（作為烏托邦型教派），新約教會／錫安山的「教派」特殊性，的 確成為將基督教的烏托邦「潛力」轉為「能力」的實現關鍵。

（2） 內、外動力之間的有效結合（人和）

意義轉化

筆者指出新約教會／錫安山（作為一個基督教烏托邦）在烏托邦實踐條件上 可能具備某種「天時」與「地利」，然而這僅僅是一種先天性潛力，而實現的關 鍵不單在於「教派」，更在被筆者稱之為「人和」的新約教徒「能動性」展現之 上──由「人」（教徒）作為主體去有效整合（詮釋）「天時」與「地利」（烏托 邦內外動力）、使之為「人」所用。

筆者認為，新約教徒除了將基督教思想的「先天性潛力」結合於其「教派」

絕對化、本質性的獨特教義（如順服先知啟示和帶領），更重要的是：新約教徒 藉由（內外動力）意義的有效類比與整合，（先由外而內）將客觀的外在經歷 轉 化（詮釋）為主觀的內在體驗，（後由內而外）再生產／再建構出了信仰實踐的

「新義」，進而真正轉化「潛力」為「能力」而實現了烏托邦社區。

以「錫安山事件」為例，新約教徒將此事件中 7 年被壓迫的外在客觀經驗結 合於（並強化）內在本有的末世論，將其解讀為聖經的再現，成功「轉化意義」

使之成為印驗教義的主觀宗教體驗，而其（使徒先知動員下）任何反動皆為信仰 實踐。於是強制驅逐變成了「受難記」，街頭行動變成了「聖戰」。總而言之，作 為「信心考驗」的錫安山事件，不但轉化並再強化了教徒的意識形態（神要人認 識「一人一山」的重要），更堅決了教徒「回家」後重建獨立自主（烏托邦）社 區的具體行動（實現神國）。

相互整合

在新約教會／錫安山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建立烏托邦社區的外在動力 不但並非截然二分於內在動力。某種意義上而言外在動力（國家機器客觀壓迫）

甚至成為了內在動力（信徒主觀認知為再現基督徒受難）的催化劑和養分（透過 意義轉化而強化信仰實踐，見上文），而內在動力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外在動

力的生成和強化（譬如：新約教徒早期在錫安山上的「出世」生活令政府管理困 難並疑心，而後來信徒依據「信仰實踐」所做的激烈反抗也導致政府更嚴重的打 壓）。當然，在這種可能相互滋長的烏托邦內、外動力之間，筆者所要強調的是 新約教徒「能動性」（agency）的展現，有效結合了內、外動力並賦予其（烏托 邦化）在信仰實踐上的新義，進而在先天條件的優勢基礎上，真正在錫安山上實 現、創建了基督教烏托邦社區。

（3） 修正與補充： 基督教「教派」與烏托邦運動之間的「親緣」理論

在關於「教派」的討論中，Wilson（1970）活化了「教派」（sect）的概念，

使其得以超越原本基督教社會文化脈絡的使用侷限，進而放在更寬廣的（跨文化 傳統）脈絡下去應用並分類出各種不同「個性」的宗教「教派」組織。而 Hardy

（1979）又根據 Wilson 的分類進一步指出「革命型」、「烏托邦型」、「內向型」

三種教派最有可能建立公社團體（轉引自陶飛亞 2012:318）。新約教會／錫安山 的案例在 Wilson 和 Hardy 這樣的「教派類型學」模型下，大致上依然可以被很 好地套用和闡釋（詳見第一章第三節）。

不過與此同時，筆者認為新約教會／錫安山的案例，也同樣挑戰了 Wilson

（1970）和 Hardy（1979）趨於靜態及「一個蘿蔔一個坑」對應的教派分類和邊 界。這樣的教派類型學忽略了一個「教派」可能在 共時性（synchronic）上同時 具備一個以上類型的實踐特質（外在行動）以及在 歷時性（diachronic）上同一 個「教派」可能因不同發展階段而在類型上（內在邏輯）的動態變遷。

以共時性的角度而言。當代新約教會同時具備「烏托邦型」（utopian）、「革 命型」（revolutionist）和「內向型」（introversionist）教派的重要區別性特質，因 而模糊（或跨越）了這些類型的邊界。因此筆者認為，以新約教會／錫安山的案

例來說，它既滿足又超越了這個模型框架，證明了「綜合型」教派在共時性上實 踐的存在。

以歷時性的角度而言。新約教會／錫安山的案例，不只支持了「三種類型教 派最可能建立烏托邦社區」之假說（Hardy 1979，轉引自陶飛亞 2012:318），更重 要的是它的「綜合型」特質補充並延伸了此假說的另一種詮釋或存在可能性：經 由歷時性的「動態實踐」過程，一個教派在走向烏托邦之路（不同階段中）於三 種教派類型上的持續變遷（遊走）及其在烏托邦社區實踐中先後特質和新舊意義 的反覆辯證（疊加）。也就是說，筆者認為它「活化」（activate）了基督教教派與 烏托邦運動間本如「父子」的親緣關係（從單向因果對應到雙向辯證實踐）。

（二） 邊界的維持與建構：.「仇敵」與反抗運動

到目前為止，新約教會／錫安山自「獨立」（烏托邦化）以來的領袖洪以利 亞的啟示和動員都非常有效果，不斷成功建構、界定出烏托邦團體／社區的「新

到目前為止，新約教會／錫安山自「獨立」（烏托邦化）以來的領袖洪以利 亞的啟示和動員都非常有效果，不斷成功建構、界定出烏托邦團體／社區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