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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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單向度社會」的馬庫塞(Marcuse)指出，在發達工業社會裡，人們每天 面對的，就是不合理中的合理，驅使人們麻木的認同。其間，大眾傳播工具扮演 一定的角色。透過一種生活方式的訴求，把浪費變為需要，把破壞變為建設的能 力，人們似乎是為商品而生活。社會從它所生產新的需要中，得以穩定。思想灌 輸便不再是宣傳，而變成一種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好的生活方式，一種比以前好 的生活方式。由此便出現了一種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Marcuse,1964/劉繼，頁 19-20，頁21-23)。

Marcuse也指出：透過語言的清洗與麻痺效果，讓不合理也成為合理的範疇，

將虛構轉換成真理。把歡樂與痛苦結合至一起。例如，工業公園裡，其實暗藏著 核能工廠等等。單向度維持了幻想，消弭了反對，媒介扮演著麻醉的角色。

(Marcuse,1964/劉繼，頁63-65，頁195，頁249)

葉啟政則是分析他所提出的「批判神聖性知識份子」──也就具備批判能 力、關切文化，形而上的知識份子們，必需透過大眾媒介的廣泛流行發揮影響力。

大眾媒介的普及，讓知識份子能夠與大眾有著迅速而廣泛的訊息聯繫。知識份子 可不經由面對面的溝通形式，完成說服大眾的任務，建立雄厚的群眾基礎，進而 形成一股社會影響力。這也是他們對抗、批判威權的最好社會工具。特別是當受 批判者擁有絕對或相當優勢的合法權力，但社會中又缺乏一套共循合理的遊戲法 則(rule of game)；或遊戲法未能有效運作時，知識份子透過大眾媒介來贏取同情 和讚同，是相當常見的(葉啟政，1984，頁161)。

葉啟政的想法，恐怕前提是當權者對媒體的掌控程度，仍有縫隙容得下知識 份子閃身鑽入。換言之，觀諸現代社會，宣揚政治理念、對抗當權者，甚至發動 政變，掌握傳媒都是重要的一步，甚至成為成敗之關鍵。透過地下報刊或地下電 台動員思想，鼓動群眾，幾乎如出一轍：迅速接觸、動員群眾，投身運動。時至 今日，使用媒介的通路或有改變，例如日益發達的網路社群等，雖然形式改變，

但本質似無不同。

知識份子看待媒介，或許是一種愛恨交錯的矛盾心態。一方面希望利用媒介 無遠弗屆傳播訊息的能力，一方面又擔心如果媒介遭霸權力量把持時，知識份子 接觸媒體無異與虎謀皮，不但意志恐遭清洗，甚至一路「單向」下去。更擔心的 是，社會大眾接收媒體被操弄的訊息，所有的不合理均被合理化，浸泡其中而不 自知，成為一種生活方式。Boggs、Said對此一現象都提出警告。

第八節 報業的探索

本研究嘗試從歷史閱讀為出發點，透過追溯報紙在中國的起源，以及西方形 式的報紙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步伐，進入中國之後，在清末民初，乃至於近代社會，

所產生的兩個主要表徵及影響：「文人論政」以及「知識份子與革命」等兩個歷 史軸線，尋覓知識份子的與報刊的關係及身處其中的形貌變化。根據馮建三對知 識份子與報刊四種關係的界定，本段的探討多屬「擁有媒介」，以及「成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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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邸報開始：

最早出現的報紙究竟是什麼？中國最早出現的報紙形式似為《邸報》。最早 可上溯至漢、唐及五代，一直到宋朝方形式內涵足具。「邸」本是地方設置在中 央（京城）的辦公室，《邸報》則是地方透過「駐京辦事處」將中央命令抄傳給 地方首長的文書。原本各自為政，宋朝時決定統一管理，並設都進奏院專責發布。

《邸報》內容略為：皇帝說了什麼、見了誰、誰被處分、誰被調差，皇帝下詔等。

既是官版，正確性就成為必要，且邸報尚有修史依據的神聖使用，因此極為謹慎 且不得擅自發佈。京師每天印行，外地約10天送一次。(朱傳譽，1979，頁22，頁 29-30)。

《邸報》具備史料的重要性，可從史景遷筆下的明末清初江南散文大家張岱 的一生窺其端倪。出身江南紹興望族的張岱，目睹萬曆皇帝的怪異行止及治國無 方終遭致改朝換代，激發他治史的興趣，京城發行的《邸報》是重要的史料來源 (史景遷，2009，頁15)。

不過，朱傳譽認為，《邸報》上刊載的「新聞」，實為官方已作成決定的「舊 聞」，吸引力有限。再加上宋朝政爭頻仍，各方人馬都亟欲探知朝廷動態，且宋 朝積弱，戰事頻仍，百姓也都想知道國事發展，許多未經官方核定可以發佈的訊 息，提供了小報生存空間。雖無法確認小報出現的確切時間，但宋朝對對掌理邸 報的進奏官三令五申，不時對洩漏訊息者採連坐處分等，可據以推測民辦小報四 處打探消息的活躍程度。

根據朱傳譽的考證，北宋末年之前小報尚未專業化，宋徽宗後才成為一種專 業。小報雇有專門打探消息的人，甚至有路線分派。例如，負責宮中大內消息的 叫「內探」，負責中書省、門下省等中央部會的叫「省探」，至於「衙探」，顧 名思義就是負責行走較低的「衙門」蒐集訊息，與現今的媒體編採部門頗為形似。

一段史料記載了當時小報盛行，官員賣消息圖利：

「光宗紹熙四年(1193)十月，臣僚曰：『...近年有所謂小報者，或 是朝報未報之事，或是官員陳乞未曾施行之事。先傳於外固已不可，至 有撰造命令，妄傳事端...訪聞有一使臣及閤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為 生...日書一，紙以出局之後，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 傳授，坐獲不眥之利。』 (轉引自朱傳譽，1979，頁40)。

朱傳譽推論，這段史料透露了幾個重要的現象：(1)有人賣消息牟利。(2)很賺 錢(不眥之利)。(3)消息來源包括官府(省院之洩漏)及民間道德塗說(街市之剽文)。

(4)內容是尚未曝光的「新聞」。(5)小報相當受到歡迎。(6)發行很廣。(7)已有某 種形式的言論出現（撰造命令，妄傳事端）。當時一般人不敢對政事表達看法，

因此轉而以假託命令方式取信外界(朱傳譽，1979，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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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名的例子是徽宗大觀四年(西元1110年)十月，出現一篇痛責當時宰相蔡 京的皇帝「偽詔」：「前宰相蔡京，目不明而疆視，耳不聰而 疆聽，公行狡詐，

行跡諂諛，內外不仁」。朱傳譽認為，偽詔內容反映出當時多數官民對庸相蔡京 的強烈不滿。可惜，宋徽宗並未沈默認可，反倒追究撰詔之人。小報不但提供新 聞，還趁機冒充皇帝的口吻，表達多數人的心聲(朱傳譽，1979，頁36-37)。

朱傳譽指出，小報提供了當時北宋及南渡後的太學生，也就是所謂知識份子 們瞭解政事的途徑，當然也滿足關心仕途的各層級官員。更重要的是，如果官版 的《邸報》可以滿足讀者需要，小報何來生存空間。民間小報在宋朝粗具報業雛 形。知識份子透過「某種形式」發表評論，宋代小報是個有趣的發端。

二、報紙帶來視野

陳信元(2009)指出，¹⁸西方型式的報紙進入中國是清末由傳教士引進，在租界 區印行。1815年在南洋發行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是第一份以傳教為目的，少 量流入廣州的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則是最早在中國發行的報刊。提供 貿易船期，各地見聞，東西方知識等等，但每月一次，嚴格來說是月刊。

1853年《遐爾貫珍》是第一份在華發行的鉛字印刷刊物。1872年《中西見聞 錄》是第一份在北京發行的報紙。發行量最大的是1868年創刊的《萬國公報》，

1894年曾刊載甲午戰爭的新聞及評論。1907年停刊。《萬國公報》在維新運動時 期，發行量到3.8萬份，各方爭相閱讀。1861年，至林洋行創辦《上海新報》則是 中國第一份非宗教報紙，仍透過教會系統發送。

《申報》是近代最早的日報，每日刊行，也最早發行號外。《新聞報》是第 一份中國人創辦的報紙，與《申報》並駕齊驅，1926年發行量達15萬份。日人侵 華，在華發行《順天日報》、《盛京日報》等，由駐華武裝部隊及南滿鐵道公司 支持，扮演蒐集情報，對華宣傳的工具。《字林西報》則是第一份英文報，由上 海租界英國領事館所辦，1951年才停刊。

觀察早期中國的報刊，基本上是配合傳教士、商人或入侵者所需，雖有提供 中國窺看世界，但基本上與中國人的關係是遙遠的。一直到王韜在香港創辦《循 環日報》，才有所改變。王韜被譽為中國新聞報紙之父，因清廷追捕逃到香港，

在當地繼續鼓吹變法，康有為及梁啟超等人都受其影響。梁啟超所創辦的《時務 報》開報紙言論之始。《新民叢報》則為梁啟超在日本所創，發行範圍遍及各地，

強調「治中國之病，以報為方」，雖然在1907年停刊，但已開風氣(陳信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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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報業發展，日本統治台灣後，1896年創辦的《台灣新報》可算是第一 份現代化報紙，時間與彼岸透過傳教士接觸現代化報刊的時間相近。1900年《台 灣新報》與1897年創辦的《台灣日報》合併並組公司，發行《台灣日日新報》，

是台灣報業企業化經營的濫觴。但在日本殖民政府控制之下，一共只增加了《台 南新報》及《台灣新聞》兩份報紙。言論箝制在1920年之後才略有改善。

1923年在日本發行，後於1927年返回台灣的《台灣民報》是凝聚台灣反抗運 動與知識份子的重要刊物，1937年《台灣民報》更名改組為《台灣新民報》，提 供非日文撰稿的漢文欄被取消。1944年太平洋戰事吃緊，日本殖民政府下令緊 縮，六報合一，僅存《台灣新報》。台灣的報紙始終與被殖民欺凌、掙扎反抗的 本地知識份子們有著密切關係，並參與反抗運動歷程。例如：推動台灣住民自決 的文化協會，在台灣各地廣設「讀報社」，藉著讀報以開民智（轉引自黃順星，

2008，頁77-80，源自洪桂己(1962)、朱傳譽(1965)的研究）。

藉由報刊發聲，並串連反抗行動，在地的知識份子與統治者鬥爭周旋。因此 報刊與知識份子的反抗，本就有著深厚的關係。

三、民初的文人論政與辦報的啟示

延續前文，由王韜在香港所創，第一份華人資本、華人刊印的報紙《循環日 報》，憑藉著王韜每日一篇社論，十年內累積了上千篇的社論，不斷傳頌變革之 念，也開啟了文人論政的風氣。

延續前文，由王韜在香港所創，第一份華人資本、華人刊印的報紙《循環日 報》，憑藉著王韜每日一篇社論，十年內累積了上千篇的社論，不斷傳頌變革之 念，也開啟了文人論政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