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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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孟子‧盡心下
混搭報導的重點不是媒材的混搭，而是報導裡，事實、意見、觀感、情緒盡 皆混搭。知識份子，究竟是清澈觀之以昭日月，亦或只能昏昏共舞？
知識的、面向社會的、堅持且反叛的知識份子，要在何處扮演賢者，觀照眾 生？亦或只能隱身在眾聲喧嘩裡，無奈的凋零？
第一節：研究所得
一、 知識份子的敵人？
觀察「深度訪談」與美國Pundit的比較之後可以得知：「配合度高」的「學 知」或「專家」，最容易獲得媒體青睞。從文獻探討所得，知識份子最大的危機，
不外乎失去獨立判斷的精神，在理性主義驅策下，將專業當成交換工具。無論是 Gramsi(Gramsci)的有機知識份子、Gouldnet的技術知識階層、Boggs的技術專家治 國型知識份子、或者葉啟政的科技世俗知識份子，名稱或有不同，但其共通的點 皆為以知識內涵為出發點，具備「技術」、「操作」的專門知識，當媒體的「立 場」需要專業知識加以包裝，完成合理化過程時，「一通電話」評論就可以各取 所需。
獨立精神與批判意識需要論述的空間，但是截稿前的一通電話，有論述的可 能嗎？與「民評」、其他學者專家擠在同一篇混搭後的報導裡，有「論述」的空 間嗎？對此，部分「學知」沒有拒絕，接下評論的「應召」任務。從訪談中，不 難發覺，的確有受訪的學者專家，發覺「講很多」但「登很少」。
但對於pundit(評匠)上身的學者，則是迅速適應，修正內容，簡短精要，發言 內容有「張力」，三言兩語當標題。提出新階級的Gouldner希冀透過媒體的傳播 管道，讓CCS(批判性論述文化)得以傳播，但是在混搭報導的背景下，學院知識 份子原本要用來「勸服及辯論」的語言能力，卻成為「精鍊簡化」報導的幫手，
讓編輯部門預設的「立場」得已在有限的篇幅裡展現。
雖然Gouldner稱：知識份子最大的敵人是媒體的「審查制度」(Gouldner,1982/
顧晰譯:101)，從訪談中，編輯主管提到，當立場看法不一時，驅策記者的「再去 問、再去問」，或許是一種隱形審查的體現。如同Said、Boggs所憂慮的，當失去 媒體主導權時，知識份子必須依附媒體，自然非知識份子的螳臂擋得住。Said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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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此一困境，因此提出「揭穿」或「另類版本」作為對抗。但，現今諸多的「學 知」、「專家」們，被圈限在報導的狹隘空間裡，論述逐漸沙漠化，呈現出Marcus 的單向度思考的特質。
知識份子最大的敵人固然是媒體，但，研究者以為，知識份子最大的敵人，
是自身。因為只要「學知」或「專家」，沒有拒絕邀約，接受被圈限的評論應召，
媒體就可以繼續操作評論，繼續精美的裝點著背後預設的「立場」。
二、數據及樣貌背後的意義
本研究透過蒐集六個年份，共2754筆資料進行內容分析，完成三個面向，共 10個類別的分析。藉此透過數據觀察「學知」與「非學知」樣貌的改變。
研究結果發現，在逐漸有限的版面空間下，雖然報紙增張，評論所出現的次數快 速膨脹，發言空間理應變得更為寬廣才是？但真正留給「學知」或「非學知」的 園地，並沒有增加太多。甚至，是減少的。
數據顯示：《蘋果》雖然最後加入戰局，快速大量的產出讓評論的「平均次 數」最多，但無論「學知」或「非學知」，每次評論的「平均面積」，都是敬陪 末座，其中，「學知」出現的平均面積，是其他三報的一半以下。《蘋果》給了 多少論述空間，數據最清楚。
評論的「有限空間」，也出現在「學知」與「媒知」間的消長。「學知」與
「媒知」在所調查的六個年份中，互有領先。「學知」的評論次數在1989、2003 及2009年等三個年份比「媒知」多時，恰好正是評論「分量」落後媒知的年份。
而當「學知」在1987、1989及1999年評論「分量」超越「媒知」時，有兩個年份 的評論「次數」或後「媒知」。換言之，當次數領先時，分量就落後，兩者呈某 種程度近似反比的關係。
22年間，「學知」的評論園地，大幅縮水。2009年的「學知」的分量(平均面 積)比1987年減少了51.56%大幅減少近半。擁有「完整論述」機會的「學者」「專 文」，平均面積從345公分下降到80公分，只剩下當初的四分之一。就連備受禮 遇的「讀者論壇」，「學知」的「分量」也減少了兩成三。
既然是有限的場域，場域的型態，就決定了影響力的多寡。「學知」的主要 舞台，報禁開放前是「專文」、「座談/專論」等位居重要新聞版面位置，但報禁 之後，雖然短暫帶動一波「學知」的高峰，但「民意論壇」出現後，「學知」的 陣地逐漸在1997年轉移，「民意論壇」成為「學知」發聲最多的園地。「讀者投 書」在這一年，總次數超越了「座談/論壇」。
「民意論壇」不是專屬的場域，需與其他投書者共享，「學知」無論是受邀 撰寫專文或投書抒發己見，「學知」在報紙的位置，權力關係，因版面的調整，
產生新的形式。2003年《蘋果》創刊，混搭報導風興起後，「學知」被更進一步 稀釋。這樣的現象，22年間持續存在：1987年「學知」在混搭報導裡的平均面積 是16cm2，是當年專欄：193cm2的6.7%。22年後：2009年兩者的比例降為4.8%(11cm2 vs. 233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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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受限，還需要與其他評論者競爭。「媒知」無論在數量或分量上，都比
「學知」來得具有優勢。透過定性描述可知，「稿、特並陳」、「每日一特」、
「一版多特」，「一文兩特」等等描述特稿滿版的形容，顯示編輯部門信賴也倚 重自家的記者，發揮觀察新聞事件能力。從特稿版面的小標題如：「新聞幕後、
新聞分析、看問題、新聞眼、探針」等，提供了讀者表象以外的深入探討。記者 姓名的加粗加黑，甚至文外加框等版面提高辨識的安排，有如將商品放在顯著位 置，一眼可見。
馮建三(1993)的研究確立了學院知識份子是報社「外稿」的主要來源，另一 項研究則是比較台灣與韓國、英國，學知的評論力量不輸人。但如果將報紙版面 當作發言場域，就不能忽略在場域上的其他現身者，如：媒介知識份子，無論在 體制內或體制外，始終佔據重要的位置，甚至與「學知」之間，有著消長與競爭 關係。從使用媒介語言熟練度以及對新聞事件訊息的掌握度，再加上已不再需要 大論述，又講求時效的前提下，「學知」與「媒知」之間的競爭結果也就不言自 明。
失去「文人辦報」的主導權後，「學知」與報社間的客傭關係，多少決定了
「學知」在報紙上的形貌。「混搭式報導」興起後，被塞進報導之內的「學知」，
可能連反抗力都沒有了。至於遙想當年周瘦鵑在「報屁股」打游擊，借著風花雪 月諷寓時政的做法，無論時空皆已無可能，更不用說：當年協助革命打天下的報 業，傳達救國理想與理念的報刊，自難重現。
單以觀察「五四運動」的版面呈現可知：1989年採用連續一週的專版，跨頁 全版的文章，到了2009年，未見學院知識份子的專文論述，只有尋訪五四當年場 景，安排文物懷舊觀賞，甚至當作旅遊景點，輕鬆書寫。
學院知識份子靠書寫，實踐面向社會，但書寫的形式卻在報業經營的轉向之 下，弱化並稀釋書寫的分量。2003年《蘋果日報》創刊後，弱化速度加快。「學 知」的平均面積，從1999年的151cm2下降到2003年的94 cm2，2009年剩下75 cm2。
「專家」的演變速度則是92 cm265 cm236 cm2。22年前也出現過的混搭報導，
平均每位學者的字數是150-500字，現在則是：五個人250字。
《蘋果》出現後起用大量的「專家」身份的評論者：從2003年的33人次，成 長到2009年的115人次，超過三倍以上。被塞進混搭式報導裡的專家身影，如果繼 續被頻繁使用，淺碟呈現，Posner所憂心的：公共知識份子破產，恐怕不再是警 告而已。特別是隨機採訪民眾提供評論，「圖文配」成為新的主流形式後，眾生 喧嘩，表演為主的形式之下，閱報者的「負擔」不斷被媒體刻意減輕，精鍊之後 的新聞，剩下拼貼混搭，人人可以參一腳，說兩句。
學院知識份子在報紙裡被邊緣化，本研究已有明確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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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遭到邊緣的族群是與「學知」競逐舞台的「媒知」。在訪談中引述的
《蘋果》立場：「記者不應該寫特稿，不是不同意，而是不認同…記者憑什麼，
你是誰啊」的定位下，「媒知」淪為「立場」的「快速料理人」，負責四處採買 食材(新聞的過程與評論的意見)，從主菜到配料，要一手包辦，而且必須炒在同 一盤裡。
從文獻的探查，香港《蘋果》似乎與台灣《蘋果》的要求不一致，香港的記 者較有論述空間：「重大新聞有記者手札，報導中加入記者自己的感想」(蘇鑰機，
1996，頁226-227)。但台灣的《蘋果》，則不提供記者具名表達意見的機會。雖然 本研究並未進一步探查兩地編輯部門政策是否一致，但對於曾經在本地其他媒體 服務，轉戰《蘋果》的媒介知識份子而言，進入《蘋果》之後，都必須適應，並 做出合理化的自我調整。「報社給我們一個管道，去多跟學者溝通討論…這是一 個不同的思考邏輯」(Y君)。
至此，無論「學知」、「專家」、抑或是「媒知」都在面對客觀環境與主觀 條件的邊緣化。「專家」是專業主義工具化的實踐結果，「學知」被迫讓自己進 入工具化的樣態。能不能說「不」呢？
Jacoby口中對學院知識份子發出的「最後的知識份子」警語，在報紙報導裡，
是不是連「最後的」知識份子也已經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