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五節 知識份子與公共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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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年代之後的文學批評雖建立了專門體系，但也逐漸面臨「過度」的困境。
專門理論成為知識份子在學院生存及武裝自己的必要配備。龔鵬程憂心的認為，
文學批評逐漸演變成一種知識工業，僅剩下專家與專家的對話，分屬不同的語言 社群，浸淫在彼此互通-亦即Gouldner所稱的批判論述文化(CCD)裡。知識份子社 群不但喪失了共同努力的目標，也與外界日漸疏遠，放棄了自己的主體性(龔鵬 程，2000，頁43-47)。
比較兩岸三地的文學批評界處境，大陸也陷入了「一行一行的內部交談」，
得了失語症。唯香港因遭逢回歸的思想衝擊，如何在政治回歸的同時，保持香港 本身的思想與文化獨立，反而讓學院知識份子關心起社會參與及文化型塑(龔鵬 程，2000，頁49-50)。或許只有在失去時，才會珍視。
龔鵬程所描繪的兩岸三地，特別是台灣的文學批評界，與Debray筆下的法國 知識份子，從學院出發，移動到出版界，最後投身媒體的歷程(Said,1993/單德興 譯，1997，頁105-107)，途徑或各有不同，但同樣都面臨困境。台灣的知識份子隱 身在學術象牙塔裡，法國的知識份子則是迷失在螢光幕裡。
大學真的只剩下作為工具的專業知識嗎？倒也不盡然如此悲觀。葉啟政引述 Shils的說法認為：採用民主及資本主義的社會，仍然隱藏著批判的原動力，深植 著矛盾兩難的種子，這類種子以埋在大學為最多，最深。
大學裡尚保有重視人文精神和意理的探討，以追尋人類的「實質理性」和批 判時代與歷史意義為目標。而人文精神的探索，是針對人類對自己生命及社會制 度之終極意義與價值的肯定與批判，不同於實用專業知識的傳授。葉啟政認為追 求此種「人文知識」，得以讓大學扮演「目的性」而非純然「工具性」的角色。
葉啟政認為，現代大學是知識份子的大本營，製造矛盾與兩難。在民主社會中，
民主就是容忍「反對」的辯證本質(葉啟政，1984，頁158-159)。
綜觀文獻中對「學院」的省思，幾乎都一致同意大學提供知識份子一個居身 之所，隨著學術的專業化，有些學者逐漸圈限在同行的研究對話裡，與社會疏離，
但也有學者追尋人文精神，保持批判與反對。因此，如同前節中心與邊緣的探討 一般，是否存有批判的「反骨」？是否保持「面向社會」？取決的關鍵仍然是知 識份子本身的態度，只不過，場域是在可安逸立命的學院裡。
第五節 知識份子與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公共性探 討
儘管Mannheim稱知識份子是飄浮者，Said認為知識份子應該是流亡者，但研 究者以為，這些只是強調知識份子要保持獨立批判的思考能力，可能會離群索 居，但並不意味著知識份子要遠離公眾。因此，知識份子的公共性，或者，公共 知識份子的存在，特別是，透過媒體來表彰其「公共性」，在追尋學院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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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y認為，公共知識份子必須是：「那種不理會任何人的特立獨行的人，
而且這還不夠，這個定義中必須包括不是單純專業或私人範圍的義務，而是公共 的世界，以及公共的語言，方言」。(Jaocby,1987/洪洁譯，頁207)。
以透過觀測證實並推翻地球是宇宙中心論的伽利略為例，教廷認定他最大的
「罪刑」是放棄使用學術圈慣用的拉丁語，改採普羅大眾可以理解的義大利語發 表文章；換言之，他是為公眾而寫作。教廷的一份報告中承認：「他被告知，如 果要堅持哥白尼的觀點，就讓他安安靜靜的堅持好了，不要費那麼大力氣去說服 別人」。(Jaocby,1987/洪洁譯，頁207)。
伽利略拒絕用拉丁文寫作，離開學術用語，以方言擁抱廣泛、識字的社會大 眾，他並不在乎減損了國際風采或遭到那些怕見光的學術圈逐出，因為只有在大 街上，廣場上才覺得自在。(Jaocby,1987/洪洁譯，頁207-208)。
Boggs則是以英國費邊社為例，他們希望透過科學、技術、文化和學術知識 份子階層，作為一種公共的良心(Boggs,1993/李俊等譯，2005，頁124)
Said則指出，知識份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人。有能為(for)公眾、
向(to)公眾表達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人。他指出，私人(private)知識 份子並不存在，因為一旦形諸文字，並發表，就已經進入公共世界。扮演公共知 識份子角色時，個人也並非只是某個理念、運動或立場的傀儡-，個人仍然有變化 和一己的感性。知識份子最不應該就是討好閱聽大眾，總括來說，公共知識份子 要形成尷尬、對立，甚至不愉快。...他們是深諳「表達的藝術」(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並以此為業的人 (Said,1993/單德興譯，1997，頁49)。
余英時表示：不是有知識的人就是知識份子，某些終身關在研究室中作研究 的學者，雖然在知識和專業領域中到達很高的水平，但是卻沒有社會參與。余英 時認為：專門的學者、科學家如果不參與社會事務，將無法認定這些人是「公共 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因此，知識份子必須是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 人」。除了個人之外，余英時認為，共同的領域，攸關每一個人的利益，可稱為
「公領域」，參與公領域就是「公民意識」。
面對多元變動的環境，余英時認為，知識份子已經不屬於任何特定的階層，
而應擴大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以便涵蓋一切公民意識，並打破知識份子高高在 上的概念(余英時，1999，頁38-39，頁41-42)。
魏承思則是指出：哈柏瑪斯(Habermas)所稱的公共領域，是介於國家與社會 之間，提供兩者調停的領域。民間最重要的就是公共意見，經由與統治者/國家之 間的溝通，公眾就是公共意見或輿論的載體，避免執政者假借公意壓制少數人。
民主政治的建立，就是透過公意影響國家決策。至於扮演公共領域裡輿論的重要 關鍵人物，是「有理性能力的公眾」，魏承思認為：就是知識份子。因此，知識 份子與公共領域，是相互存在的(魏承思，2004，頁31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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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識份子究竟要如何維繫「公共性」？事實上，公共知識份子能夠提供 公共諮詢，社會服務的基本條件是知識，特別是專門領域的知識。但，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當專門知識日益專門化之後，面向公共的領域就可能面臨日益狹窄的 危機，也會導致公共的前途黯淡。(Boggs,1993/李俊等譯，2005，頁160)。
Bourdieu(布迪厄)也感受到公共性的危機，在知識專業化的學院型態中，知識 的生產、流通和分配，已經被權力與金錢深入地控制，知識份子只有捍衛知識上 的自主性，才有可能從自主性出發，介入公共生活，成為公共知識份子。要如何 結合知識份子的力量以維護公共性？Bourdieu提出，當知識份子都從Foucault的特 殊知識份子，走向普遍型知識份子，透過專業組成公共空間時，公共知識份子就 形成一種鬆散的共同體的概念，並透過國際互聯網絡連接在一起，採取「一個圓 心無所不在，又無處存在的圓」的形式，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都沒有中心。公 共知識份子們都可以藉助這一國際網路相互分享討論(許紀霖，2003，頁77)。11
錢永祥則提醒，在現代社會中，公共討論是通過非權威的方式，在差異間形 成共識。因此，知識份子在進入公共領域時，要避免以學術權威干預公共討論，
不能訴諸人格、身份、學術、專業、傳統、信念等權威資源。12他也認為：台灣 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身分認同還不夠，不知 道自己具有一種獨特的「公共性價值」，因此很容易一下子就鑽回自己的「專業」
裡頭，不問世事；另一種則是太靠近政治陣營，不管說什麼，都將失去一種大方 向上的影響力；他說，如果有更多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身分有信心，對提振時代精 神有一定的自我期許，台灣會有所不同的。(2008.3.17《中國時報》〈知識份子的 省思與對話──專訪錢永祥〉)
許紀霖指出，當代社會的確太多的學術權威濫用其社會公信力，在其非專業 的，不熟悉的公共問題上發表意見，影響和左右輿論。即使在公共領域的公共討 論中，專業的權威雖然不是唯一的，卻是重要的。因此，必須以專業的或相當於 專業水準的研究作為論據，參與公共討論，才是知識份子獨特之處(許紀霖，2003，
頁73-74)。
11 Bourdieu 的構想，從現在的觀點，似乎已經被志工團體及網際網路這兩個條件足具的情況下實 現。2010 年 1 月，中美洲海地發生大地震，災情慘重！全世界的援助不得其門而入，當地陷入絕 境之際，透過虛擬的網際網路以及社交網站，一位在台灣的海地留學生得以穿透時間與空間的有 形障礙，透過網路得知海地家人的狀況及當地災情。(《聯合報》-〈海地留學生想隨醫療團回 家〉,20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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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定義，分野究竟何在？是依照學術，學科來區分？對於公共事務，誰 有資格評論？論者是否有先入立場，利益糾葛？誰是某個議題最有資格發言的公 共知識份子？如果有人冒充，要如何分辨？公共知識份子一方面要維持超然性、
以超越知識的狹隘性，一方面又要透過專業性以助公眾社會。專業與普遍的分 際、區別何在？面對公共知識份子的既清明（要公共性）又迷霧（誰來決定公共 性）的矛盾下，知識份子似乎只能反求諸己，靠著Giddens所稱：藉由反身性的省 思來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