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東西異同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三）異中之同：是否具備獨立精神及批判意識。包括Mannheim的「無附著」

知識份子，Gouldner的人文知識份子，Boggs的傳統、雅各賓、批判知識份子，Foucault 的普遍及特殊知識份子，以及葉啟政的神聖人文以及批判型知識份子，盡皆提到 知識份子需具備自主意識或批判精神。由此觀之，自主意識與批判精神，是知識 份子最主要的特徵。

（四）本土情境的對照：具備專家身份的知識份子，如葉啟政所稱的科技世 俗知識份子、或與Gouldner、Boggs所稱的技術階層或技術專家治國知識份子相 近。某種意義上，具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還是由學院知識份子挑大樑。研究者 認為，分類只是提供對知識份子的觀察取徑，文獻中雖呈現不同的歸納。，但其 背後的意義，仍不脫對於知識份子本質的差異描述；是否獨立？是否批判？是否 面向社會？以及，是否堅持理想。

本節經由歷史的脈絡，一路追尋西方知識份子的身影，從intelligentsia的字源 出身，到左拉身體力行，向權勢公開挑戰的intellectual，再進入現代化社會的專業 主義當道，當後現代社會來臨時，知識份子身影模糊飄移在後現代叢林裡。至於 本研究所歸納的「知識的」、「社會責任的」、「不滿與反叛的」等三項知識份 子基本特質，在進入現代及後現代社會時，各自面臨不同的衝擊。如何在專業主 義當道，知識工具化的氛圍下，還能否保有「社會責任」以及「保持反叛」？要 藉由何種鍛鍊與操持，在眾聲喧嘩裡仍能自持的詮釋？當一切只剩下相對的後現 代社會裡，知識份子的位置何在，又是，誰說了算呢？

第二節 知識份子的東西異同

彼希聲之鳳凰，亦見譏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于魯人。風 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爲神兵？焚而可變，

孰爲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靈鳥賦》范仲淹

從西方回到自身所處的文化與社會，本節將透過歷史性的閱讀，嘗試歸整傳 統社會以及現今環境裡知識份子的樣貌。本研究所歸納的知識份子四大特質：知 識、社會、不滿與反叛以及堅持，在中國的知識份子群像中，又有多少異同？

楊國樞指出，中國也有知識份子，范仲淹《靈鳥賦》裡的「靈鳥」是知識份 子的隱喻，寧鳴死、不默生：「先天之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寧可背 叛社會、君王而死，也不願意當啞巴苟活(楊國樞，1997，頁1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龔鵬程回顧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傳統，理想的人格典範是「士」、「君子」，

但龔鵬程認為，知識份子所注重的知識成分含量高，與士君子重道德是不盡相同 的，例如，孔子要求先孝悌信，愛眾親仁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他也引 述曾國藩寫給弟弟的家書：「凡人無不可為聖賢，絕不繫呼讀書之多寡，可以為 天地之完人，可以為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豪末也」(龔鵬程，

2000，頁145-146)。。因此，品德似乎比讀書更重要

不過，在科舉制度貫穿隋唐以降的整個中國歷史之後，要成為士大夫，知識 含量已不是高低，而是必要且充分條件。因此，余英時指出：中國社會向來重視 士大夫教育，選擇賢才的重點在於「知識」，恐怕是獨一無二，甚至一直到宋初，

商人及其子弟都不能當官，當官是讀書人的事(余英時，1999，頁36)。

劉永謀(2003)把時序更往前推到秦漢，他認為，自秦、漢之後，政治及思想 上的大一統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知識」成為皇權合法性的論證工具及統治技 術，讀書人成為官僚的「儲備庫」，緊緊依附於政治及官僚體制。所謂的「學而 優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實都脫不了「做官」二字。

但，求仕途是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唯一之路嗎？本研究透過歷史閱讀金安平 及史景遷筆下的孔子及張岱兩人，觀察中國士大夫不同的身影。

一、孔子、張岱的士大夫典型

金安平說，孔子出身於士人之子，他繼承的不是特權或頭銜，僅僅是受教育 的機會略高於平民。家道中落後的士人之家，留給子女的資產僅存教育。於精通 六藝之後，獲得任用與收入的唯一方法，就是運用既有的知識與技能。(金安平，

2009，頁24-25，頁37)。由此觀之，知識份子在「教育」及的「知識」上取得的優 勢地位，東西方社會並無不同。

金安平認為，孔子周遊列國並非出於神諭，也非眼見異象，而是試圖尋找適 合的位置，求明君以展抱負。但孔子最後未能在治國上有所發揮，而是在列國尋 覓過程中，藉由與弟子們一場又一場的對話與思辯，成為傳世的《倫語》。金安 平引《呂氏春秋》編者想藉孔子之口，道出孔子的想法：「雖知清水之龍，食清 且游清，但他寧願當蠣，雖食清，但入世與魚共游於濁」，藉此顯示孔子堅決入 世的態度（金安，2009，頁148-149，頁198）。入世也可以說是「面向社會」，

即本研究所提及的知識份子特質之一。

孔子晚年致力於教育，重點在於培養學生更銳利的內在洞察力，讓他們更為 強健、敏捷，也更具反省能力。換言之，孔子訓練弟子們成為「知識」與「自省」

兼具的知識份子(金安平，2009，頁176，頁185)。

史景遷記述了另一個求取功名不成，但無損於歷史定位的明末清初史家：張 岱。在張岱的年代裡，科舉一試定終身，但張岱卻屢試不中，因此他批評靠八股 文取材，通過科考的多為：「非日暮窮途，奄奄待盡之輩，則書生文弱，少不更 事之人。」(史景遷，2009，頁5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士大夫靠科舉制度求得攻名，但明末時局紛亂，靠讀書換得功名的文人又該 如何自處？張岱的好友祁彪佳，官至蘇松府巡按。明亡後，清廷頒令剃頭蓄辮令，

祁彪佳找好友們把酒言歡一夜，隔日一早投水自盡。遺書寫道：「臣子大義自應 一死，十五年前後，皆不失為趙氏忠臣……若余經經小儒，惟知守節而已。」(史 景遷，2009，頁177-179)。讀書人守節，知識份子有所堅持，不惜以性命相抵。在 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

出身為紹興世家的張岱，則是躲在家鄉龍山裡讀書，除冷眼旁觀明朝覆亡 外，用知識的方法作出努力：窮盡五十年之力自修明史，完成《石匱書》及《石 匱書後集》兩部。修史恰為自省與批判，追究明亡國之因。張岱認為，明亡是「共 亡其國」，是腐敗結成的苦果，由眾人所吞(史景遷，2009，頁210-213)。張岱透 過他的「知識」資本，選擇以文字見證，冷靜地指出失敗者的困境，雖與功成無 緣，但留予為後世的寶貴紀錄，作為一個知識份子足已。

從春秋到明末，時空雖相隔遙遠，但從孔子與張岱的身上，卻可以看相同的 身影。中國士大夫，求知為功名，功名不得時，知識在他們身上留下深刻影響，

利用知識，見證、記述，留下作品或紀錄，影響既深且遠。知識發揮的作用及對 理想的堅持，與西方知識份子並無貳至。歸納來說，士大夫的出路有二：「為官」

或「為文」。功名不成則學文耕讀，成為邊緣的觀察者，紀錄所聞，留予後世。

進入到現代化社會的中國知識份子，又在何時轉型的呢？根據余英時的看 法，仍與科舉有關：1905年清廷宣布廢科舉制度「應為關鍵」。余英時指出，廢 科舉前清廷簽署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人在北京應試的康有為，曾發動參與會試 的舉人們一起連署上書，余英時認為這是一種士大夫運動，也是清代士人們真正 的政治覺醒。但等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國社會才有第一次現代知識份子的社 會運動，相差三十多年。余英時認為，康有為向政府請願，五四運動走向街頭，

代表中國的傳統士大夫從面向朝廷轉而面向社會訴求，代表已蛻變成現代的知識 份子(余英時，1999，頁34-36)。

余英時指出，「士」一向被視為「四民之首」，所以中國知識份子特別不容 易擺脫「菁英論」（Eltism）的陰影。西方教會代表的是社會良心，有組織地對 抗強權。在中國只能依靠許多不同的個人道德修養。而士人精神是知識份子的社 會參與及公民意識，是結合道德和政治的雙重身份(余英時，1999，頁41-44)。

傅佩榮認為，「知識份子」是指可以運用知識，取得生存條件，充實生活內 涵，推敲生命意義的人。此外，儒家學說裡提到人性有其負面因素，就是幽暗。

因此，「自覺就是從負面來審視自己有什麼缺陷，也就是肯定生命有幽暗的一面」

(傅佩榮，1999，頁52-54)。楊國樞認為，最具代表性的知識份子精神之一是旺盛 的批判精神─敢於批判當道，觸怒執政者。最後則是擁有強烈關懷的理想主義色 彩 (楊國樞，1999，頁109-111)。

中國與西方知識份子歧異在於：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政治是緊密相連的。雖有 孔子與張岱的「立言」不「立功」，但他們不是不想，而是做不成官。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008年3月17號，《中國時報》的〈知識份子的省思與對話〉系列刊載了時任 台大政治系教授的江宜樺專訪。他認為，知識分子無刀無槍卻有筆，能做的事很 多，但近年來公共知識分子聲音微弱的原因之一是政黨提早輪替，學者從政者 眾。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期待是「做個永恆的批判者」，但「論政而不參政」的傳 統一旦打破，知識份子「從裁判變球員，如何能再論政」？專訪之後的兩個月，

江宜樺入閣。批評最終又落回自己頭上。在現今社會裡，知識份子與政治之間的 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

二、兩岸知識份子的足跡

知識份子的探討，仍須回到生活的情境裡，借用陳映真及許紀霖的觀察，記 述兩岸知識份子的樣貌。

台灣知識份子的發展歷程，根據陳映真的觀察，可分為幾個階段，台灣接觸 現代知識是從1887年劉銘傳在台北開設大稻埕西學堂為始，1900年，日本對台殖 民統治，一方面透過修習日本語和日本「國風」同化台灣的兒童，一方面透過支 配台灣的獨佔資本主義，養成具基本常識的勞動力，以及殖民統治機關所需的下

台灣知識份子的發展歷程，根據陳映真的觀察，可分為幾個階段，台灣接觸 現代知識是從1887年劉銘傳在台北開設大稻埕西學堂為始，1900年，日本對台殖 民統治，一方面透過修習日本語和日本「國風」同化台灣的兒童，一方面透過支 配台灣的獨佔資本主義，養成具基本常識的勞動力，以及殖民統治機關所需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