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真實與虛構的雙人舞：自傳體小說及其發展概述
第二節 自傳式文學的發展成因
一、 填補歷史的罅隙：解嚴以後的台灣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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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與觀點的思想危機之中。戒嚴令的背後，是國家機器複雜的思維與權力需 求，受到威權統治的壓抑，出版品需無礙於政體的走向，導致個人主體相對地沉 默，自傳式文學於此時處於不利於發展的狀態。直至 90 年代以降，自各種不同 立場出發的自傳、日記、回憶錄，以及文學性更為濃厚的自傳體散文、小說相繼 出版，儼然蔚為一波書寫風潮。這波自傳式書寫的出現，必定有其形成的客觀環 境。欲探討 90 年代以降自傳式文學書寫的現象，首先要觸及的便是：解嚴以後 的台灣是如何發展出自傳式文學的良好創作環境？80 年代後期激烈的社會文化 變遷，又是如何提供小說家書寫風格變異的契機？本節試圖探討自傳式文學的發 展並分析台灣自傳式文學的發展歷程，以作為本文討論新世紀台灣自傳體小說之 書寫背景。本文以下將分就「解嚴以後的台灣社會文化」、「90 年代以降的文學 出版生態：出版、作者與讀者」兩個部份，探討自傳體小說於新世紀蔚為書寫風 氣的文學現象發展成因。
一、 填補歷史的罅隙：解嚴以後的台灣社會文化
1949 年國民政府渡台後，立意將台灣打造為反共基地，同時以一紙戒嚴令 的頒布，企圖壓制二二八事件後喧擾不安的社會情勢，此時的國家意識遂以「大 中國中心」思想為主導，凡與此有所牴觸之人事，均易遭受高壓手段懲治26，同 時也形成一段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50、60 年代提倡反共文學，同時亦有掃紅(共 產主義思想)、掃黃(色情)以及掃黑(內容聳動)運動的發起，均被視為政治干預文 學的舉措。此外，依據齊光裕的整理，隨著戒嚴令的解除，新聞局同日宣布廢止 的相關行政命令，就有諸如「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等三十種之 多27
26例如辛廣偉所言：「《自立晚報》、《民族報》、《公論報》等報紙都曾因發表觸怒當局的文章而遭 遇過被勒令停刊的處分，《自立晚報》曾被停刊近一年之久，《公論報》在國民黨的內外夾擊下，
無法生存，只得賣掉經營許可證。在 1954 年的所謂『文化清潔運動』中，內政部一次就停刊了
《中國新聞》、《紐司》、《新聞觀察》等 10 家雜誌。而對於經營宣揚民主、反對專制等內容出版 品的業者，當局更要堅決鎮壓，嚴厲打擊。雷震被開除黨籍又下獄、胡適遭圍攻、李敖被判刑……
少數有自由思想、又有勇氣鬥爭的出版業者在戒嚴時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與打擊。」辛廣 偉，《台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教育，2000 年，頁 3-4。
，由此，不難看出戒嚴令的頒布，對於台灣社會的整體思想形成相對程度的
27齊光裕，〈威權體制的轉型與解嚴〉，《近代中國》第 117 期，1997 年 2 月，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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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抑。在一個有著「電信密檢」制度的時代，又同時伴隨著「反攻大陸」與「大 中國中心」等等大論述，對於崇尚想像自由的文學書寫來說，相對地形成扼殺，
反對的聲音與諸多禁忌的議題，在這一言堂的管控下是趨於微弱的，更遑論傳記 文學這種強調一己觀點及個人主體的作品。例如吳濁流的自傳式文學《無花果》
完稿於 1967 年，因內容描寫到日本殖民台灣的史實、前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軍 隊之狼狽與專橫，以及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始末等情節，書籍甫出版旋即遭到警備 總部查禁，遲至解嚴後的 1988 年才能突破政治禁令而公開在台灣出版 28。此外，
以 1986 年 4 月許雪姬所主持的「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記錄」為例，受訪 者唐榮宗於訪談間偶有批評政府或他人之處，由於當時尚未解嚴，為了避免惹上 麻煩，唐榮宗便不擬出版而暫由中研院近史所保存，直至 1991 年唐榮宗謝世後，
才由其子簽字同意出版，許雪姬認為這種情況要到解嚴後許多禁忌解除，受訪者 因文字產生的糾紛或抗拒才逐漸減少29。而這些例子只是那個蒼白年代的海角一 隅而已。由此不難看出，解嚴前雖名為民主政體，卻未脫強人強權的政治氛圍，
官方文化政策與檢查制度致力於圍堵和消滅政治上的反對言論。傳記類書籍的內 容寫作，因其強調真人真事的特色，為了避免爭議性而多有顧忌，若是不流於單 純地史料編輯也會偏向歌功頌德，更遑論出版後的種種阻礙或者風險，故此，傳 記類書籍的出版量無法攀升，內容亦無法趨於多樣，或者保守風氣使然，內容不 及私領域，僅能顯現傳記特色上某種程度的「真實」30
自 70 年代開始，台灣社會陸續展開一連串的政治與社會改革運動，對官方 體制與意識型態醞釀著反叛的力量。在外交的層面，1971 年正式宣布退出聯合 國，1979 年美國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為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主體」的 合法政治地位帶來衝擊。在國內社會的層面，「反攻大陸」的口號在 70 年代已減
。
28在〈《無花果》紀事〉一文中寫道：「1970 年 10 月，林白出版社首先以單行本型態出版本書，
不幸旋遭查扣。1983 年，美國台灣出版社的台灣文庫又於彼岸出版本書，1984 年，《無花果》偷 渡回台灣，《生根》雜誌重新刊行本書，由於已有查禁前科，本書自然只能在地下流傳，1988 年，
專業台灣出版機構前衛出版社與美國台灣出版社合作出版新台灣文庫，《無花果》終於正式光明 正大地在台灣公開發行。」收錄於吳濁流，《無花果》，台北：草根，1995 年。
29封德屏，〈說出歷史的真相－－中研院口述歷史計畫的意義〉，《文訊月刊》第 98 期，1993 年 12 月，頁 30。
30曾尚慧，《台灣當代女性傳記研究(1945-2004)》，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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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其聲勢，同時台灣社會工業化的腳步也逐漸加快，黨外勢力亦開始化暗為明，
1979 年 12 月的美麗島事件，以人權的確立為口號，同時與民間訴求政權之確立 合流，標誌著台灣進入一個以民主作為改革願景的新階段。時至 80 年代，漸入 資本主義成熟期的台灣社會，伴隨著蓬勃的工商經濟發展，愈發打破了政治權力 的權威性。因應國內外客觀政治環境的改變，封閉的一元政治神話開始崩解，同 時伴隨著個體強烈自覺及追求民主的訴求高漲，迫使政府不得不正視來自民間的 訴求，國內的政治情勢遂由說話者的獨白方式轉變為對話的形式31
相對於戒嚴時期，90 年代的台灣社會充滿蓬勃的社運、學運與政治改革的 激情，呈現出自由、開放與多元的樣態。經濟活動的自由開放，資訊媒體科技的 日新月異，解嚴圖騰帶來的其實是一個由個體建構神話的可能，隱身於各種制度 和理念背後的話語權力，開始鬆脫崩落
，進而順應民 間訴求而修改政治路線，促成「解嚴」這一導致 90 年代國家定位轉型的關鍵事 件。1987 年 7 月 15 日，時任總統的蔣經國順應高呼民主自由的風潮，正式宣布 台灣解除戒嚴，結束自 1949 年開始長達 38 年的戒嚴時期。1987 年的解嚴不僅僅 是單純的政治事件，台灣社會亦同時逐步醞釀著發生轉變，以往樹立的權威被逐 漸瓦解，諸如軍事戒嚴與黨國一體等鍛鑄單一價值的概念開始鬆脫。冰凍三尺非 一日之寒，解嚴後的最初幾年，民眾尚在觀望期間，可謂其為融雪前的準備期。
時至 90 年代，則可說是瞬間釋放威權時代所壓抑的各種能量，而台灣文學亦適 時地反映出解嚴後躁動不安而急尋宣洩出口的社會。
32。台灣社會此時見證著兩個事實，一是 經濟生產力的勃發，一是文化生產力的倍增，相應於如此的變化，台灣文學的內 容在質與量方面都有了長足的發展。過去曾經被要求服膺於合乎體制之思維模式 的文學工作者，在威嚴體制瓦解後，曾被視為屬於思想禁區的題材，都次第滲透 於文學創作之中33，在文本中反映出潛藏於社會內部多元的意識型態。因此，解 嚴對於台灣社會、文化、文學等多元意識的發展，亦是一個時間概念的代表34
31許琇禎，《台灣當代小說縱論──解嚴前後（1977-1997）》，台北：五南，2001 年，頁 5。
。
32同註 31，頁 6。
33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 邊》，台北：麥田，2002 年，頁 23。
34陳國偉，《想像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台北：五南，2007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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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體制下對國家認同、性別、族群等議題的壓抑，造成台灣社會的歷史失憶，
在解嚴過後開啓文化主體建構的挑戰，自 80 年代即開始的認同思索，至此更出 現多樣的思想論述。反映在文學層面，則是個人主體如何透過記憶的書寫，來重 建他／她所以為的「歷史」，因此，解嚴後不論是哪一個族群／性別／階級的書 寫，均呈現蓬勃的發展，台灣文學多元發展的閘門也於此打開，各種類型的文學 創作如同諸多支流，終匯流成源源不絕的台灣文學巨河。此時期多元的文學類 型，諸如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眷村文學、客家文學、女性文學等等，證明台 灣文學正開啟一個多元化思考的新階段，文學創作的數量也開始逐步提升。
也是解嚴之後，長期處於弱勢的女性和原住民作家才透過作品積極參與政治 和歷史論述，重建歷史和國族認同的主題也逐漸成為主流，這當然和整個台灣社 會與日俱增的歷史意識息息相關。雖然歷史小說在解嚴之前已有長遠的基礎，但 突顯小說的歷史寓言架構的作品，在解嚴之際才開始大放異彩35
在本土社會記憶氣勢高漲之際，具有另一種社會記憶的外省族群相形之下成
。以至於 90 年 代以降出現許多自傳式文學藉由己身以及家族的飄盪，來描寫大時代動盪下之小 人物的悲歡離合。此外，解嚴前數月楊亮功、何漢文所作《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
。以至於 90 年 代以降出現許多自傳式文學藉由己身以及家族的飄盪，來描寫大時代動盪下之小 人物的悲歡離合。此外，解嚴前數月楊亮功、何漢文所作《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