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女身私語敘事的發聲：女性自傳體小說書寫
第一節 從「我們」到「我」 ：女性私我的發聲練習
一、 女性自傳體小說創作的時代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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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從「我們」到「我」 ：女性私我的發聲
在本文進入女性自傳體小說書寫的探討之前，需要先行釐清的是：新世紀的 女性自傳體小說是處於何種時代語境下創作的？而任何文學均有其延展脈絡，不 能僅擷取其中一段來觀看，且為了進一步凸顯出女性自傳體小說的創作意義，本 文於下文篇幅中將先就 90 年代以前女性文學書寫的樣態進行梳理，進而觀看新 世紀女性自傳體小說的書寫位置。
一、 女性自傳體小說創作的時代語境
正如同前一章所述，在昔日戒嚴體制下的文學歷程中，太過真實及過於私我 的文本並不若具有典範性的文本來得獲得青睞，所謂「具有典範性的文本」應以 能反映出時代性為首要目標，例如能反映出大時代的動盪等。當個人私我的經驗 不若這些典範性文本來得受到重視之際，女性私我經驗的書寫空間又較占有性別 優勢的男性更為狹隘。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男性知識份子都是扮演主要詮釋者的 角色，這是許多當代社會在社會記憶結構上的共同特質，根據王明珂的統計，女 性著手書寫關於回憶的記事在數量上較男性少了許多，且回憶的內容又與其生命 中重要的男性有關為多數1
1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第 34 卷第 3 期，1996 年 9 月，頁 160 、165。
。若寫作「小我」可做為意圖對抗主流「大我」的邊 緣話語，則「女性小我」更是面對強勢父權話語的邊緣再邊緣。過去女性的生活 空間往往侷限於家庭，缺乏引人注目而得以自道的豐功偉業，也因此失去話語權 力的掌握。正如同筆(pen)與陽具(penis)之間的隱喻，男性掌握書寫的權力，他們 以黑色墨水書寫不朽的歷史，而女性則因為沒有話語權而時常被排拒在歷史之 外，也因此她們無法書寫自己，而經常由男性來代言。在女性主義理論尚未為台 灣社會熟習之前，文學寫作時常自父權思維與男性視角展開，即使身為女性作家 也容易因未有性別自覺的意識，而複製男性話語來進行寫作，甚至運用父權社會 價值觀點來觀看自身。史書美認為失去話語權的女性，便只能任由男性來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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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學者埃萊娜‧西蘇(Helena cixous)。西蘇於她的代表作〈美杜莎的笑聲〉中，。上述性別平等社會運 動累積的熱度，促使女性文學的書寫如繁花綻放，80 年代女性文學採取的主要 書寫策略之一，便是對於女性身分的定位及身體情慾的刻畫。
2 以上參見史書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女性自白小說〉，《當代》第 95 期，1994 年 3 月，頁 109、
110、114-116、118。
3 朱崇儀便言：「誰能夠否認女性一旦提筆寫作自傳，就已經是僭越之舉，就必須面對異樣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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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力呼喚女性開始書寫自身，她呼籲著：「寫吧!寫作是屬於妳的，妳是屬於妳的，
妳的身體是屬於妳的」5。西蘇認為通過書寫女性自身的「身體書寫」，女性將得 以返回到自己的身體。女性的身體過去總被父權社會抹煞或抹黑，是一種尚未表 述便已遭驅逐至黑暗大陸的次等性別，成了禁忌的黑暗大陸，女性在父權制度下 唯有嘗試書寫自己的身體，才得以挑戰父權崇拜下的菲勒斯理體中心，也唯有如 此才能讓人們看到、聽見女性的身體。如果女性不試著書寫自身，而只是等待出 現於男性的寫作中的話，女性永遠都是被遮蔽與被扭曲的一群，女性將永遠不會 擁有自身的歷史。女性書寫自身的行為便是女性嘗試爭取自身發言權的標誌，西 蘇認為：「只有通過寫作，通過出自婦女並且面向婦女的寫作，通過接受一直由 男性崇拜統治的言論的挑戰，婦女才能確立自己的地位6
在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激盪、台灣社會日新月異的進展以及自由經濟的發展 下，性別意識逐步高漲，亦促使女性亟於思考自身及角色定位。除了昔日以大地 母親身分和以女身隱喻台灣過去殖民地命運的模糊面目出現之外，女性終於在 80 年代得以跨出以自己聲音發聲的步伐，而不再僅是隱喻的化身。不受傳統寫 作形式束縛的女性書寫，便是讓女性發聲的最佳途徑。在昔日父權社會的文化語 境下，女性時常得面對眾目睽睽的窺探，然而此時期的女性已在文學中逐步由被 觀看客體轉變為書寫主體，女性得以經由自己的聲音發聲，而無須透過男性為受 壓制的女性代言說話，彰顯了父權下一直遭受壓抑的真實聲音，在呈顯女性意識
」。女性想要結束邊緣處 境，便得親身書寫自身而無須透過他人代言，不再從男性預設給予女性的立場來 觀看女性自身的價值，女性唯有通過寫作，才能拒絕在邊緣位置沉默而為自己發 聲，在此前提下最直截的文學書寫題材，便是自女性生活周遭的現實中汲取養 分，讓女性嘗試自我發聲、為自己開口說話，就性別解放的角度而言，若女性缺 乏自我獨立的生命自覺，也就永遠無法達到真正意義上的解放。正是這樣鼓勵女 性勇於從事「身體書寫」的理論傳播，使得 80 年代的女性文學頻頻以情欲書寫 作為反抗父權禁錮、找回女性身體自主權的敘事策略。
5埃萊娜‧西蘇著、黃曉紅譯，〈美杜莎的笑聲〉，收錄於張京媛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北京：北京大學，1992 年，頁 190。
6同註 5，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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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然有其力道。昔日罹患失語症及失憶症而面目模糊、隨人捏塑的女性，主動 揭開遭父系謊言掩蓋下的女性真實，歷來遭受失語症的女性得以脫離無聲缺席的 命運，找到安身立命的文學出口。80 年代紛然呈現、質量俱豐的女性文學，與 解嚴後女性自傳及口述歷史的開展，均是奠定 90 年代以降女性勇於以自我真實 的聲音發聲、展示個體真實生命經驗的基礎。
如前所述，女性以自我真實的聲音發聲有其文學脈絡在背後支撐，從 70 年 代後期的萌發以至整個 80 年代女性文學書寫的繁盛面貌，也可看出讀者對於女 性文學的高接受度，早已得與男性作家分庭抗禮。時至 90 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 場域，伴隨著本文第二章所述之社會文化的轉變，致使女性書寫亦成為其中一股 力量，急欲在這個解嚴後眾聲喧嘩的文化環境中發光發熱。「女性」成為 90 年代 以降小說書寫的一個重要文化符碼，它不僅承載了女性主體的闡釋空間，更發揮 最大的聚合能量，與國家、族群、歷史、情欲、記憶等等，產生時而合盟戰鬥時 而分庭頡抗的複雜關係7。90 年代以降台灣女性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已不若前世 代女性所面對的那樣封閉與保守了，女性本位於此時反而成為女性發聲的有利位 置，得以藉以援引、介入大敘述，詮釋評論起丕變時代裡的文化與政經生態8
女性積極自我發聲成為女性自傳式文學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認為 90 年代以降的女性作家紛紛投入自傳式文學的書寫行列，正是因為自傳式文學已然 成為女性自我發聲的良好途徑。90 年代開始百家爭鳴的台灣社會環境，俾使曾 被拒於傳統自傳門外的女性，開始涉足自傳式文學的書寫。自傳式文學著重於個 人主體的建構與個性的發揚，儘管在虛構小說中即使身為男性也可虛構女性自 白，但在自傳式文學中，勒熱納所言的「一個真實的人的自我陳述與告解」卻是
。 然而，隨著時代的改變，女性所面對的問題亦各自不同，女性書寫既已有其正當 性、合理性與讀者接受度的後盾，女性作家該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發聲方式，在 一片繁盛的女性文學書寫中進一步詮釋自我的聲音，則是她們在 90 年代以降各 自需要面臨的抉擇。
7劉乃慈，〈便利、營利與架空的危機：女性主義與台灣當代小說生產研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第 4 期，2007 年 4 月，頁 268。
8范銘如，〈由愛出走——八、九○年代女性小說〉《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 田，2002 年，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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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替代的。
正是在 90 年代以降蓬勃的自傳式文學書寫中，我們看見不同的女性主體站 立在舞台正中央直陳內心、自我告白，一本自傳式文學中所呈現出的女性樣貌、
形象以及著墨的重點，定會與其他的作家有所不同，自傳式文學創作因此逐漸被 國內外學界視為探討女性生命經驗的一種方式。例如在西方學術界便已將女性自 傳視為研究女性自我、甚至於擴及女性整體共相的最佳途徑9。不少的西方女性 主義學者對於女性自傳的研究有相當深入的討論，例如潔樂寧(Estelle Jelinek)、
史密斯(Sidonie Smith)、吉爾摩(Leigh Gilmore)及威爾遜(Elizabeth Wilson)等人。
其中，潔樂寧在研究女性自傳時，強調女性自傳與男性自傳的不同之處，在於前 者的素材傾向於個人及主觀化，而女性自傳作者亦皆有身為女人的自覺，並意識 到與主流文化的差異。在形式層面上，女性自傳往往以不連貫或是以斷簡殘篇的 形式出現，這些與男性自傳書寫不同之處建構出一個不同的女性自我書寫傳 統10。而另一位女性學者威爾遜亦曾提及，如果存在有一種典型的女性主義文學 形式的話，那便是破碎的、私我的形式，舉凡自白的、個人的陳述宣言，自傳，
或是日記等等，它們是得以呈現出女性原本樣貌(telling it like it was)的文學形 式11。羅莎琳‧邁爾斯(Rosalind Miles)亦言女性以女性之筆，書寫不同族群／階 級的女性，藉女性口述歷史、自傳等等去累積、建構婦女生活史／生命史，逐漸 打破過去歷史詮釋權掌握在男性手中而衍生的缺失，歷史不再只是「his story」12。 而台灣學術界近來亦出現一些專事研究女性自傳的學位論文及專書13
或是日記等等，它們是得以呈現出女性原本樣貌(telling it like it was)的文學形 式11。羅莎琳‧邁爾斯(Rosalind Miles)亦言女性以女性之筆，書寫不同族群／階 級的女性，藉女性口述歷史、自傳等等去累積、建構婦女生活史／生命史，逐漸 打破過去歷史詮釋權掌握在男性手中而衍生的缺失，歷史不再只是「his story」12。 而台灣學術界近來亦出現一些專事研究女性自傳的學位論文及專書13